祖国江山美 家国爱意浓——记我的父亲张子忠
我的父亲张子忠出生于1924年2月12日，是家中的长子。父亲出生时，爷爷便为他取名“子忠”。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爷爷的寓意是：要以报效国家为大，国比家大，有国才有家，虽然说是百善孝为先，但是要真正和国家相比，孝敬父母应该位居于次。
1939年，黄埔军校已经迁到成都北较场，父亲以出色的成绩考取了黄埔军校17期辎重科。父亲当时的实际年龄还不满16岁，为了早日保家卫国，谎报说18岁，加上父亲体态瘦小，更显得瘦弱。接到录取通知书时，已在黄埔军校担任武术教官的爷爷高兴地说：“我儿虽文弱之身，却存爱国钢铁之志！”虽然爷爷嘴上夸奖父亲，内心还是担心他身体瘦小，经受不住严格的军事训练，就对父亲说：“你虽已经被军校录取了，但我要告诉你，咱们家可不欢迎逃兵！”
军校每天的训练相当辛苦，非常严格，来不得丝毫马虎。有一次训练从高空跳沙坑，父亲前面站着一位个子比较高的同学。这位同学站在沙坑边沿，犹豫着不敢往下跳。这时教官从他的身后猛然飞起一脚，直接把他踹到沙坑里，还冲着他大吼了一句狠话：“连沙坑都不敢跳，上了战场肯定是个逃兵！”轮到我父亲了，父亲心想我绝不能挨上这一脚。教官一发口令，父亲一纵身就跳了下去。当父亲从沙坑里爬上来时，教官迎上来照着他的胸脯就是两拳，当时父亲硬挺着没有倒下。在队前点评时，教官说：“张子忠个子不高，但是有胆量，不但敢于往下跳，而且动作还规范。”这位教官并不知道，父亲出身于武术世家，虽然不专业，但多少还有点根基。
1942年4月15日，父亲从黄埔军校毕业后留校当助教。后来调入军校19期，任少尉班长及中上尉区队副。11月2日进入重庆军区总指挥部，担任接线员。后来在滇南特别游击区总指挥部负责管理密电码，以及参谋工作。半年后，任军校20期和21期上尉区队长助教等职。1947年父亲调入傅作义部，在北平第1军官训练班担任中队长少校兵器教官，培养无军事学历的排连级干部，授课内容是《作战纲要》。1949年平津战役伊始，父亲随傅作义部参加北平和平起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先后在太原市工农速成中学和太原市第9中学任教。1957年，父亲被错划成“右派”。我曾问过父亲：“您如果当时不直言不讳，就不会被打成‘右派’了吧？”父亲回答我说：“我曾经是一名军人，我要对人民负责；我是一名教师，站在三尺讲台前，我要对学生负责；我是中国人，我的言行要对祖国负责。如果现在允许我重新做出选择，我宁肯当无过蒙冤的‘右派’，也绝不会去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
父亲被错划成“右派”后，离开了他所热爱的教育一线，带着我们全家，由太原回到北京（我姥姥家住在北京牛街）。为了谋生，父亲在牛街维修街道老旧房屋的修缮队做临时工，给瓦匠师傅和泥、运送灰桶。每逢下大雨，父亲都冒雨把所有能装水的盆和桶，放到外面去接雨水。工人们对父亲的举动很不理解：“人们都在躲雨，你却冒雨摆弄这些桶啊盆儿的，这是干什么？”父亲说：“为了节约水资源，和泥用自来水我看着太可惜了，我接些雨水收存起来，可以给瓦工师傅和泥用，能够节约点是点，浪费水资源是犯罪。”工人开玩笑地说：“你的所做所想对一个还在被监督劳动的人来说，是不是有点不配套呀。”父亲就这样苦干了20多年临时工。
父母一个是南方人，一个是北方人，生活习惯不同，然而爱国爱家的共同情怀，和对古汉语的共同爱好，促使他们佳偶联姻。父亲的笔名叫愚痴，他年轻时经常在报纸上发表短小精悍的爱国文章。母亲在未认识父亲之前，对这些小文章非常赏识，每次见到愚痴写的文章，都会用剪刀裁剪下来，贴在过期的杂志里收存起来。一次偶然的机会，父亲随一位姓马的远亲来我姥姥家，和母亲见面后，越聊越投机。母亲把自己私存多年的文章拿出来与父亲分享。父亲翻看几页后，微笑着对母亲说，我就是这些小文章的作者愚痴。母亲当时既惊又喜，没想到自己崇敬多年的作者，如今居然坐在自己的对面。就这样，一段佳偶以文联姻，这真是：鹊桥架起约佳偶，千里良缘一线牵。
“文化大革命”时期，所有学校都停课，社会上掀起“读书无用”的潮流，同学们不再读书学知识。父母用他们老两口对话的方式，把《古文观止》《朱柏庐治家格言》《唐诗》《论语》有意地传授给我们。最初，我把父母的这种对话当做耳旁风，但后来，渐渐地我在他们对话时也能插上一两句。就这样，我对楹联、古文和唐诗逐渐产生兴趣，以至于爱到痴迷。现在，老伴儿外出旅游，给我带回来的最好礼品，不是特产，而是当地寺庙里面的楹联。父母以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方式，引领我们对中国古典文化产生了兴趣与喜爱。
1979年5月20日，中共太原市教育委员会下达文件，父亲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得到纠正。落实政策后，父亲重新回到久违的学校，被分配到北京市第88中学做总务工作（父亲退休时，88中学与临近的育才中学合并）。在学校总务处，父亲每天早来晚走，兢兢业业地工作。父亲还利用闲暇时间，把每届毕业生用过的试卷背面朝外钉成好多小本，发给老师们记笔记用，为学校节约了纸张。每逢学校大扫除，父亲总会站在垃圾旁，捡回可回收利用的物品。
有一次，学校组织在校全体教职员工学习马列主义，有两三个老师发完言后，会议室里一度出现了冷场的局面。校长几次动员后，还是没有人发言。这时父亲请示校长：“我可以谈谈我的学习体会吗？”顿时，会场老师们惊奇的目光投向父亲。校长脸上充满了喜悦，连声说道：“可以，当然可以啦！”父亲从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历程，谈到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引用列宁关于革命道路的理论，佐证在《资本论》中，找不到一条现成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的论述，得出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结论。父亲的话音一落，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从此，大家都称呼他“张老师”，更有一些老师尊称他为“张老”。事后父亲笑着说，这一次极其普通的学习心得座谈会，居然让在校的老师们对自己的称呼连升两级。
没过多久，校长把父亲调到了政教处。由于社会工作特别多，父亲在政教处的工作比较忙。每天放学后，父亲总要把学校楼上楼下的每个教室、楼道检查一遍，把学生忘记关闭的电灯关好，把滴着水的龙头拧紧。因此，学生们又加封给他一个特殊的称号“灯官”。我的孩子也成了这项义务工作的参与者，他跟着姥爷楼上楼下地跑，姥爷无言的教育，他却有意地接受了。
从落实政策到退休10年间，父亲连续荣获校级、区级以及政协和统战系统的各种先进称号。1990年10月，父亲被聘为宣武区公安分局党风警风监督员。1991年2月，当选宣武区第七、第八两届政协委员。1993年7月6日，被聘为民革宣武区工委顾问。2005年5月，被宣武区工委、妇女联合会评选为科学教子家庭标兵。2005年，父亲被评为北京市健康老人，我家被评为宣武区第五届五好家庭。
2007年，我和妹妹陪着父亲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春节联欢会，节目进行到最后时，主持人走下台来，邀请我父亲出个节目。父亲当时已是83岁，他爽快地接受了邀请，健步走到台前，首先对观众致欢庆词，然后说：“唱歌朗诵我不行，今天我为各位模仿伟人毛主席讲话吧。”父亲十分庄重地学说了一段毛主席的讲话：“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力量也打不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父亲话音未落，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我和妹妹也为父亲的出色表现使劲地鼓掌。主持人快步走上台，风趣地对父亲说：“张老，您隐藏得够深的呀。您居然能够把毛主席的声音模仿得这样逼真。今天由您压轴，这台节目太精彩了！”这时，全场再次响起掌声。
晚年的父亲，由儿女轮流照顾饮食起居，但他仍然保持习惯，端起碗来，先按照穆斯林教义感恩真主及付出劳作的人们赐予食品。偶尔剩下一点饭菜，父亲坚决不让倒掉，要留着下次再吃。有一次我儿子为避免姥爷吃剩的饭菜，就谎称拿给家里的猫吃，父亲听到后很高兴，说：“好！只要是不浪费。你回去一定要先问问猫，它们要是不吃，你还拿回来，我吃。”听罢，所有人都大笑起来。在笑声中，一颗杜绝浪费的种子已经深植于每一个人心中。父亲眼睛黄斑病变，看不太清楚了，但他每日仍坚持学习，与广播、电视为伴，锁定的栏目是央视新闻和海峽两岸。
父亲每天要求我们查看两个数字，一个是电表、一个是水表，并且让我们把查到的数字记录在家中的小黑板上。父亲严格掌控着这两个数字，他说：“我的年岁大了，现在吃不愁穿不愁，对于水电的斤斤计较只为‘但存方寸土，留与子孙耕’。”
我们兄妹3人的孩子都是80后，成长在一个比他们的前辈都幸福的黄金时代。父亲对他们严格要求，从两三岁时就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他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精神。要求他们铅笔用到1寸多才能换新的；纸张要用完正反面后才可以丢掉；对于文化知识要“不为不知而羞，要为不学而愧”。有一次，父亲向孩子们提出了过于苛刻的要求，孙女像受了委屈似的对爷爷说：“爷爷，我做的已经不错了，再说我也没有接受过黄埔军校的训练呀。”现在3个孩子都已结婚成家，有的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遵从爷爷（姥爷）的教诲，在其位、尽其责。
父亲一生豁达乐观。他认为：“青春无年龄，幸福无指标。”他还常说：“现在的生活，就是用放大镜来看，也找不到一点不满足的地方。”2014年，我家被荣幸地评选为“首都最美家庭”。这份荣誉是父亲、母亲生前用美德作为硕籽，辛勤耕耘的收获；是父亲、母亲在“为人父母”的答卷上得到的加分。
父亲和母亲给予我们的是：爱之深、责之切！
我们真心回报给父母的是：存于心、见于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