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黄埔将军高济川

　　家父高济川，号守金、立煌，生于1900年8月，卒于1947年9月11日，享年47岁。他幼年聪明好学，因家境贫困，常为人放牧，后随二舅何霞卿赴长沙新军当骑兵，被推荐至湘军建国讲武堂学习，参加过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营长、团长、副师长，参加过台儿庄会战、武汉大会战、豫西大会战，4次负重伤，后要求解甲归田，途中旧伤复发，到家3天就病逝了。

　　放牛娃  不坠青云志

　　高济川祖居宝庆（邵阳市）城东门外高家冲，后至原邵阳县仁义乡杨梅冲江背塘（现新邵县寺门前乡杨梅村高背塘）定居。其父高登卿以屠宰为业，其母何氏出生于名门望族，十分贤慧，从不嫌贫爱富，经常教育子女做人要有骨气。

　　高济川兄弟姐妹5人，他居长。由于家境贫寒，小时候寄居大舅父何月卿（晚清武举人）家，一边给舅父放牛，一边随馆伴读。他从小个性刚毅，聪慧过人，伴读4年，已粗通文墨，深得大舅父的赏识。15岁时，他被迫到财宏塘二姨妈家帮工。每天上山放牛，回来必须带回一捆柴，带少了就不给饭吃。高济川与陈连生、谢文庄是姨表兄弟，但每逢正月到外婆家拜年，他不能与这两个富裕家庭的表兄弟同桌吃饭，这让他感到极大的不平和屈辱，所以一直与那些富有的亲戚格格不入。后来发生的一件事，直接导致了他出走从军。有一天，他放牛回来，遇上谢家杀猪。放下柴，二姨给他两个烤红薯吃，要他马上把一块猪肉送到花桥黄泥塘大姨家，并说到那里有肉吃，在家就不要吃了。可当他把肉送到大姨家，大姨却说：“你在二姨家放牛，二姨家杀猪，你一定吃了肉。”于是，也没给他肉吃。穷亲戚如此被人看不起，他再也不甘忍受屈辱，于是愤而出走从军，决心争个出头之日。他对姨妈说：“我高济川不骑马乘轿决不跨进你谢家门。”30年后，他果然骑马重返谢家，还送了一匹黑色的马给表弟谢文庄。这时，他已是少将副师长，谢家把他奉为上宾。

　　入军校  北伐建功勋

　　16岁那年，高济川来到长沙，投奔当时在新军中任骑兵团团长的二舅何霞卿（同盟会会员）。何霞卿推荐他入湘军建国讲武堂学习。由于他骁勇果敢、吃苦耐劳，不到半年就因骑射出众，被提拔为班长。

　　后来，得知孙中山在广东创办黄埔军校。高济川认为革命军人一定要有军事思想和知识，就向舅父要求去报考黄埔军校，得到何霞卿的赞许。于是，他便约同乡罗云丰一起前往广东报考黄埔军校，两人都被录取为黄埔军校第3期学员。毕业后，他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少尉排长，参加北伐。

　　高济川对孙中山特别敬仰，十分痛恨北洋军阀。他在一封家信中说：“军阀不铲除，国何以为国，家何以为家。”在北伐的每次战斗中，他都身先士卒，不怕牺牲。有一次，他被敌人的迫击炮弹片击中左胯骨，血染军裤，浸透鞋袜，仍坚持不下火线。战斗结束后，被转入后方医院。但伤未痊愈，他就要求归队。归队后，被提升为中尉连长。

　　抵外侮  血染半壁山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的高济川在82师任少校营长。次年，参加了台儿庄会战。在南口战役中，他被任命为中校加强营营长，率部顽强杀敌，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终因敌我兵力悬殊，全营官兵牺牲过半，他自己也负了重伤。日寇“三八式”子弹从他的左眼角贯穿至右耳后而出，血流如注。他被送往七四兵站医院治疗。上级要将他送后方医院，他坚持不去。他说：“现在抵抗外侮，正是我等杀贼立功、效命疆场之际，我怎能苟且偷生？”不到1个月，他就要求回到部队，赶赴抗日前线，后调到193师任中校副团长兼2营营长。

　　1939年半壁山战役中，官兵伤亡惨重，高济川以杀身成仁的决心，准备与阵地共存亡。后来，第1连连长阵亡，更激起他对日寇的仇恨，增强了他杀敌的斗志，遂与敌人展开拉锯战。上级为了避免更严重的损失，下令部队转移阵地。他奉命带领后卫营掩护全军转移。战斗到最后，他率全营官兵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战斗结束时，全营士兵所剩无几。此后，他得到集团军司令汤恩伯的器重，被称为“骁将”，给予嘉奖，并提升为193师上校师部附员兼第1团团长。

　　1941年，高济川调到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军官班第2大队任大队长。结业后，即调往军政部第三集训处任第1团团长，驻防河南镇平石佛寺。在驻地，他非常重视军民关系，爱护地方百姓。在当地的河堤和沙洲上，他率领部队利用训练空隙开垦土地数十亩，后因部队转移没有完全竣工。得知当地士绅创办战时“平民行健中学”，高济川一次就资助银元1000块用以建校。1943年8月间，本就兵荒马乱的河南，加上干旱、蝗虫灾害，民不聊生，饥民遍地。他用军队节余的小麦赈灾，并向灾民施粥，灾民交口称谢救命之恩。为了消灭蝗虫，他命令全团官兵捕捉蝗虫，并通过设点收购蝗虫以促使老百姓加入灭蝗行动。此外，高济川所率部队军纪严明，深得群众的拥戴。有一次，在修筑工事时，一个士兵砍了村民家门前一棵树。村民前来告状，高济川马上集合队伍训话，宣布执行军法，枪毙那名士兵。后来，老百姓和全团官兵跪下求情，这名士兵才得以赦免。为补偿百姓的损失，高济川自己掏出2块银元赔给老乡。为此，人们亲切地称呼第1团为“高团”。

　　为了使士兵吃饱穿暖，一心抗战，在给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高济川主持创办了各种随军工厂，如修械所、鞋袜厂、毛巾厂等，并把随军眷属都组织起来办了一个眷属工厂。

　　1943年，部队改编为78军，高济川任该军44师131团上校团长。在中原会战中，他率团孤军守卫舞阳城，给日寇以重创，使汤恩伯部队得以转进伏牛山区。5月，高济川奉命调入南召，在李青店的四棵树，前卫第6连（连长周心田）与敌遭遇，双方进行白刃战达1小时之久，敌我死伤人数均过百。高济川作战素以勇猛著称，每次战斗都要亲临前线指挥。当时，他命令全团全面反击。敌人以“敢死队”冲锋，高济川亲自到二○八高地，用步枪将来犯之敌的旗手打倒，接着又连续击毙数人，使全团士气大振。不久，他身负重伤，敌人却仍然汹汹扑来。这时，11连连长刘桂生（邵东两市镇人）率全连士兵拼死抵抗，并让勤务兵将高团长背下火线。高济川的生命保住了，而刘连长却阵亡了。

　　这次战斗后，78军军长赖汝雄调高济川为军部少将高参。此时，汤恩伯部在河南被日寇打得大败，转移贵州。高济川伤未痊愈，又随汤恩伯部前往贵州，后调防广西，驻守河池，被任命为少将代理师长。其间，他曾用一天一夜时间将向河池进犯的日寇击退100余里，并击毙大量日军，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致使敌指挥官走投无路，剖腹自杀。当时的中央通讯社发号外，称之为“河池大捷”。

　　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时，高济川逐渐不满国民党内部倾轧和派系斗争，加上反对打内战，准备退役还乡。1945年春天，他请长假回到宝庆，后又被驻防雪峰山的王耀武任命为100军高参兼敌后别动军游击总指挥长，在邵阳、蓝田、杨家滩等地开展抗日斗争。他挖战壕，修工事，准备严惩入侵之日寇。后因日寇绕道而未交锋。那时，宝庆人把寒婆坳的生姜、西坪山的辣椒和茶叶等土产，挑到蓝田、杨家滩等地换食盐，但经常遭到沿途自卫队设卡抽税，强抢明夺。高济川或写手谕、或给名片，尽量帮助这些远道换盐的穷苦乡亲能畅行无阻。直到现在，寒婆坳、麻溪、沈家桥等地90岁以上的老人回忆起这段往事，还称赞高师长对乡亲的爱护和关照。

　　反内战  解甲归田园

　　1945年秋，日寇投降后，高济川被调到上海军官总队任第2大队大队长。此时，他完全看清了国民党党同伐异、独裁专制的面目。他不愿打内战，要求解甲归田，但上峰不准，要他留任。

　　1947年春，高济川被调到南京国民党国防部任少将高参，他拒不到任，请长假回家。途中鞍马劳顿，旧伤复发，9月8日到家，9月11日就病故了，享年47岁。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闻噩耗发来唁电：“功扬半壁，芳流千古。”

　　家父高济川由于出身贫寒，所以养成十分俭朴的生活习惯。家里从不雇请佣人，平时烧茶煮饭都是我母亲亲手操持，女眷从不披金戴银。他一生不置产业，死后两袖清风，仅有的低矮瓦房三间及少许田产，也是祖父用他平时寄来的钱瞒着他购置的。

　　想起小时候，曾看到家父高济川用毛笔在一本书的扉页上写道：“睁开眼睛交友，竖起脊梁做人，咬紧牙关吃苦，闭目三思而行。”这应该就是他的“座右铭”吧，更是他一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