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岁月—— 忆“战干四团”

　　王建(1925—2017)，祖籍山东安丘。1942年从北京“山东中学”进入设在西安的中央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前身为战干四团),被编入学生总队第3大队第3中队(黄埔18期),成为黄埔政治科结业生。参加豫中会战，在潼关激战3个月。1944年报名参加中国远征军，在印度兰姆伽训练基地训练7个月，成为汽车兵团的上士班长。1945年冬，回到南京。

　　1946年，回到山东，考入山东大学文史系。1950年，大学毕业，分配到青岛铁路职工子弟中学教书，并获青岛市优秀教师等多项嘉奖，被推选为青岛市四方区第4届政协委员。1988年加入民革，担任山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会副会长，青岛市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会会长，屡次被评为山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先进工作者。退休后继续从事业余教育工作，并与他人合作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师出印度》。

　　1942年,我17岁，就读于北京（当时叫北平）私立山东中学。这已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五个年头。古老文明的北平已成为一个“木屐世界”，日本兵车在大街上横冲直闯，趾高气扬的日本兵和日本侨民随处可见。当时，北平市民吃的是一种用橡子和花生壳合成的“混合面”，既少营养又不易消化，即使这种劣等食物也经常短缺。我所在的学校有日本教官，实际上是学校的“太上皇”。他们可以任意体罚、殴打学生。师生稍有不满言论，即刻送往宪兵队长期关押。精神上的折磨更使人忍受不了，强迫学生效忠天皇，为“大东亚战争”做贡献。凡此种种使血气方刚的我深深感受到当“亡国奴”的耻辱。精神上的重压更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几个要好的同学经常在一起谈论侵略者的暴虐，大家下定决心有机会一定投身于抗日救国的行列中去。一天，苏州胡同小学的一位教师悄悄告诉我们，说他可以介绍我们去西安报考军校，并可以向我们提供去西安的秘密通道。事后才知道，这位小学教师正是西安军校派往沦陷区招生的工作人员。

　　1943年寒假期间，我和山东中学的庞毓江、杨佐棠、李文川等同学按照提供的通道，先从北平乘火车到河南新乡，然后徒步经焦作到达博爱渡口，乘木船冒着生命危险于夜间横渡黄河到偃师，辗转三天到达当时华北唯一尚未沦陷的城市洛阳。从洛阳再乘火车到西安。费时半个月，行程万里，几经艰险，终于完成了从沦陷区到达大后方的旅程。我们的心情就像一个弃儿又重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抵西安后即进入了战干四团。我被编入学生总队第3大队第3中队。当时的战干四团由蒋介石兼团长。胡宗南兼教育长。副教育长葛武棨，总队长包介山，都是黄埔早期的毕业生，蒋介石的嫡系。中队长韩永平是跟着冯玉祥打过仗的西北军，人很粗鲁，对学生训练要求很严格。训完话后要问一句：“懂不懂？”大家齐声回答“懂！”才罢休。韩队长是少校军阶，但朴实得像大兵一样。大家背后都昵称他为“懂事长”。

　　战干四团的全称是中央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4团。早在1938年秋，以中央军校七分校政治训练班、学员队、凤翔女生队为基础，加上胡宗南第17军团各军、师的文工队、敌工队等机构合并成立的。七七事变后，平、津、沪、宁等大城市相继沦陷，抗日烽火燃遍全国，青年学生不甘心当亡国奴，成群结队从日占区投奔大后方。国民政府分别在湖北武汉、河南鸡公山、江西鄂州、陕西西安各地办起了战干第一、二、三、四团。4个战干团中，四团成立最晚，但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延续时间最长。其它3个战干团都在1942年前合并于中央军校及分校。战干四团一直办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结束。其毕业生都取得战干团和军校的双重学籍，纳入中央军事院校系统。

　　战干四团地处西安小南门外，占用的是张学良办的东北大学旧址。东北大学原在沈阳，由张学良任校长，九一八事变后，迁到北平。1936年，东北大学理学院迁到西安。张学良动用15万大洋修建东北大学校舍，所以教室、宿舍的条件都很好。抗战开始后，日军一度逼近潼关，东北大学迁至四川三台。空出来的校舍就由战干四团接收使用。我到战干四团的时候，看到宿舍很整齐，大礼堂和办公楼外就是一排排红砖垒成的宿舍群。演兵场也很开阔。新兵入伍后有3个月的基础训练。每天听号声起床，匆忙洗漱后就集队跑步。绕着操场跑十几圈后才用早餐。餐后略事休息就按照步兵操典在操场上演习。教官和区队长都是早几年的军校毕业生。带队训练一丝不苟，要求很严格。他们的口头禅是“演习场上多流汗，战场上才能少流血”，大家也都信服。军事操练完成后，下午就在教室里上政治课、文化课。学生每一个人一个小马扎、一块小木板，小木板平铺在膝盖上可以书写记录。政治课有总理遗教、领袖言行、国际国内时事等。

　　由于对抗日前途的关心，大家比较爱听时事课。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连震东教官，他的讲课最受欢迎。连震东时年40岁左右，身材高挑，穿一身褪了色的黄布军装。他讲课深入浅出，对日我双方的军力部署、战事消长，战争前途分析，鞭辟入里，引人入胜。我后来才知道，连震东教官家是台湾的旺族，其父连横是台湾著名史学家。连震东教官曾留学日本，洞察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回国后一直从事抗日爱国的宣传教育工作。顺便提一下，连震东的儿子连战当年在西安读小学，抗战胜利后全家返回台湾。

　　另一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方镇中教官。他本在法国留学，抗战开始由法国回国。人长得威武俊朗，课讲得好，在战干四团担任少将副总教官，深受同学们尊崇。方教官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深刻透彻，耐人寻味，开阔了我们的视野，鼓舞学生在世界大变局中树立抗日必胜的信心。

　　叶鼎洛是文化课教官，是位颇有名气的小说家。他上课时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虽讲课照本宣读有些古板，但小说写得缠绵悱恻。他讲课的认真态度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战干四团有歌咏、戏剧、话剧等文艺宣传队，利用节假日，在团内演出，有时也到西安各单位演出。歌咏队经常演出的是一些抗日救亡歌曲。如《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新入伍的学生由歌咏队派人教唱《黄埔校歌》和《满江红》等歌曲。学生每天起床和就寝前都要集队点名，早起点名唱《黄埔校歌》，首句是“怒潮澎湃”，晚点名唱的是《满江红》，首句是“怒发冲冠”，这“二怒”歌我们天天唱。从早到晚，高亢嘹亮的歌声给枯燥乏味的军事训练生活增添了一些激情。戏剧队最为轰动的演出是豫剧《木兰从军》。当时，豫剧名家常香玉风华正茂，她领衔的豫剧团在西安市剧院长演不衰，而《木兰从军》能连续演几十场，很受欢迎。战干四团的戏剧队把这出戏移植过来，经常在团外演出，鼓舞热血青年参军报国。

　　抗战时期，由于物资极度匮乏，军校学生的生活非常艰苦。穿打补丁的旧粗布军衣，打绑腿。脚上穿用布条编成的“草鞋”，脚趾和脚跟都露在外头。早饭是稀粥咸菜，中、晚饭各有一个半斤重的“杠子馍”。鱼、肉是根本见不到的。但各中队也尽量想些办法改善生活。有一次，轮到我担任中队的生活干事，奉命和另一位同学到几十里以外的咸阳赶集。在牲畜市场上以低价买回一头已不能耕地的老黄牛，牵回来交给伙房杀掉了，光是出售整张牛皮就够本了，牛肉算白吃。说实在的，这条老牛身上剥不出多少肉，而且久煮不烂。但我们年轻，不怕吞不下去。连续几天，我们全队就靠这老牛肉“打牙祭”。战时生活条件的艰苦可见一斑。

　　由于条件的限制，战干学生不能经常洗澡，又缺少衬衣可换，一到冬天，人人身上都长满了虱子。我们对这种骚扰人体的虱子恨之入骨，称之谓“日本虫”，以摸出来把它掐死为快。这种“日本虫”极易引起皮肤病的传播，不少人因之染上疥疮。当时医疗条件很差，只能抹点茶水，也起不到治疗的作用。各中队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批准生疥疮的学生去华清池温泉治疗。华清池在骊山北麓，离西安不过20公里路。华清池温泉水含多种矿物质，有消毒去癣的功效。我们去泡温泉，自带干粮，住在破庙里。我们当然捞不着去当年唐明皇“春寒赐浴华清池”的贵妃池享受。而是在山坡上的一处不收费的“大众浴池”浸泡，一天能泡上五六个小时。不几天，身上的疥疮居然完全落痂了，大家才又欢天喜地地回去。抗战时期，能在胜地华清池消闲几天，泡温泉治好顽疾，也是军校生活的一段佳话。

　　1944年春夏之间，日军以10个师团的兵力发动了豫西战役。5月1日攻陷许昌，25日洛阳失守。5月底，陕州和灵宝两大重镇又相继沦陷。灵宝西距潼关90公里，是潼关的门户。如果潼关被攻破，那么西安则无险可守，大局堪危。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胡宗南派出坚兵强将，阻敌于潼关之外。经多次拼杀，终于在6月中旬收复灵宝、虢略镇两地，大局才算暂时安定下来。

　　在豫西战役开始阶段，战干四团就动员学生组成战地工作队，开赴抗日最前线。记得我们是在端午节前一天到达灵宝，当时敌军刚刚退去。灵宝县城百业俱毁，十室九空，一片凋零。我们组成救护队、抢修队、宣传队深入到城镇及各乡区，做些救助安抚工作。我在学堂给孩子们上过课，还编写活报剧《仇与恨》，组织人员在街头巷尾演出。因为几十公里外就是日军阵地，上课或演出的时候，还能听到阵阵枪声。我们工作队员配有枪支，个个都是射击能手，战斗意志高昂，也随时准备和胆敢来犯之敌搏杀。

　　从灵宝出来，我们战地工作队又在潼关驻扎了一个多月。潼关地处陕、晋、豫三省交界处，是关中地区的东大门，背倚华山，下临黄河。黄河对岸就是山西的风陵渡。我们在潼关和日军隔河对峙，时刻能听到对岸日军的枪炮声。我们守在潼关高处，油然产生“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英雄气概。在灵宝和潼关，我们接受了战争的洗礼，增强了抗敌的意志，真刀真枪，面对强敌，发扬不怕死的爱国精神，这种气氛在军校演练场上是无法体会的。在前线，胡宗南以西北统帅的身份对战地工作队全体队员进行检阅。这位五短身材的将军讲话声调颇高，勉励大家奋勇杀敌、报效国家。我们每个队员都为自己能阻挡日寇于潼关之外而感到无比自豪，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我们战地工作队从前线回到战干四团不久，就遇上了以“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为号召的青年从军热潮。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英对日本宣战，世界战争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汇合在一起。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日军先后攻占东南亚各国，完成了对中国的大包围，也直接危害到英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利益。由于英国在缅甸的驻军力量薄弱，要求中国进军缅甸。美国驻重庆的史迪威将军也建议中国组成远征军入缅协同作战。当时，我国海港已被日军全部侵占，以缅甸仰光为起点经曼德勒、腊戍、畹町到达昆明的滇缅公路是中国与国际交往的唯一通道，这条大动脉一旦被切断，抗日战争将更加艰险。中国远征军在这一背景下，于1941年12月11日以10万兵力开赴缅甸对日作战。

　　入缅作战的远征军英勇顽强。但在与英军协同作战中，由于下级军官和士兵的外语交流能力和文化素质都很差，很难适应战场上的变化和需要，也不能掌握新式武器的使用。1943年，陈诚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官，要求军委会补充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兵源，这就掀起了知识青年投笔从戎的浪潮。1944年初，四川军管会秘书长徐思平在三台东北大学讲话，要求学生自动服兵役，从军抗日。当场就有许多学生申请参军。第二天，徐思平又召集中学以上学生2000余人讲话，当场又有男生200余人，女生30余人请缨。青年学生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促使当局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在全国开展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在从军热潮的推动下，战干四团从上到下也积极行动起来。自1944年10月起，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有三四百人报名从军。原因是：当时战干四团的学生中，大多数是从沦陷区各大中院校流亡出来的热血青年。这些人单纯热情，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恨之入骨，现在有了从军报国的机会，大家当仁不让，愿意早日奔赴抗日前线与敌人血拼到底。

　　在报名从军的人员中，还有不少是具有军衔的干部。有一位中校大队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30多岁，坚决报名从军，他说：“摘下军衔、放下架子、从兵干起。国难已到了最后关头，发扬不怕死、不爱钱的黄埔精神，杀敌报国、革命到底。”这番讲话使听众感动得热泪盈眶。我记得，经批准从军当兵的校尉级军官就有十多位。就是在这激情昂扬日子里，我和同队的李佩荣等多位同学，生死结盟，共同从军。战干四团批准我们提前毕业，颁发配剑和证书。1949年11月，我们乘飞机越过秦岭到达云南沾益大营房，然后乘美国军用飞机越过“驼峰”到达印度的兰姆伽训练中心。经过培训，编入中国驻印军汽车兵团，驰骋于中、印、缅战场。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我们才沿着新打通的中印公路返回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