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

　　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形成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指在一个国家的前提下，祖国大陆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港澳台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以达到国家和平统一的目标。“一国两制”构想一经提出就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但这个构想从萌芽到成熟，其实也是经过长期酝酿的，是一个在认识上不断深化的过程。从其提出的历史背景、理论渊源、现实需求看，具有自身的生成逻辑。“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组成部分，探析“一国两制”的生成逻辑，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历史逻辑

　　“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有其历史支持，立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立足于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斗争和实践，可以在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发展中，也可以在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相处中，还可以在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领导人的外交探索中，找到“一国两制”构想提出的历史渊源与逻辑。

　　(一)“大一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

　　“大一统”并不仅仅是一种传统思想观念或者学说，它更是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经典治国方略。中国对“大一统”的追求早在西周时期《尚书？尧典》中就有了“协和万邦”的说法，孔子撰《春秋》书“元年春王正月”，经《春秋公羊传注疏》阐释后发展成“大一统”理论。经历了春秋战国，秦始皇统一六国，汉武帝独尊儒术，中国初步形成了完整“大一统”的政治和思想格局，这种格局体系一直持续到清朝。虽有少数民族建立的的元、清两个朝代，但由于其取得政权后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没有改变，所以实质上仍是“大一统”的继续。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到，虽然边疆多有变化，但在“大一统”的框架下，统一的局面是常态，分裂的局面是非常态。无论是疆域还是领土，民心还是制度，统一的思想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大一统”才是历史发展的主流。近代以来，由于清末期政府腐败无能，到处割地赔款，使得中国支离破碎，饱受列强侵略之苦。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随着时间的推移，港澳台的回归和统一就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不得不解决的百年历史遗留问题。邓小平凭借高明的政治智慧和宽阔的政治视野，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构想，并将其成功运用于解决香港和澳门的回归问题，使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迈出了重要一步。“一国两制”构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大一统”历史传统的延续，是中华民族追求统一、反对分裂的科学实践，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并保持繁荣稳定，昭示着祖国完全统一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二)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于中国外交的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的外交受当时国际局势和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处在一个行而未稳的状态下，但不难发现外交始终贯穿着一条线，这条线随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逐渐明晰。最早是在解放军渡江不久后，毛泽东就在针对英国军舰暴行的声明中提出与其他国家建交的两大原则：“中国人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上为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此，中国的外交政策也从一边倒向更多地考虑国家间的共同利益转变，这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对于中国对外交往的认识和所坚持的原则，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对于港澳台地区问题的解决。1955年至1956年，周恩来于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上、工作报告中以及会见原国民党将领时多次强调和平解放台湾，指出：“国共两党可以重新携手团结起来，争取第三次合作，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不是招安，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1961年，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指出：“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么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1963年，周恩来将这些对台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邓小平创造性地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出：“十亿人口在大陆坚定不移搞社会主义，台湾可以搞他的资本主义，北京不派人到台湾去。这不也是和平共处吗？所以，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的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在一个国家之内能否存在两种制度，存在两种制度又该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呢？“一国两制”构想首先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其实也是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个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应用于解决国内和平统一问题。

　　二、理论逻辑

　　邓小平创新性提出融铸中华民族传统和文化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重要组成。

　　(一)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华传统文化中倡导“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国语？郑语》中有记载：“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指出“和”可以产生新事物，而“同”则不能。《论语？子路》中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告诫人与人之间相处应该做到和谐而不盲从，认同但不苟同。“和而不同”成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文化之间种种问题的基本原则。和而不同，多元共生，“和”文化存在于中华民族的基因之中，融合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祖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历史文化，说着共同的语言，都致力于民族发展和复兴，在这么多的相同点面前，可以接受港澳台地区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邓小平在汲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一国两制”，求“一国”之和，存“两制”之不同。“一国两制”构想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和凝聚力，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二)相承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之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一国两制”恰恰就是对恩格斯这个观点的坚持和实践，“一国”是前提和基础，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化解阶级冲突和矛盾，“两制”是从属和派生，是为了反对传统的暴力手段，通过和平的方式调和利益，实现祖国统一。邓小平不仅坚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还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尊重历史和现实，找出一条切实可行的方法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立足于港澳台同胞与祖国大陆人民骨肉相连，血浓于水。港澳台回归祖国，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和共同愿望，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之所向。第二，“一国两制”在给予港澳台地区高度自治的同时，除了尊重在祖国大陆主体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坚守“一国”原则底线外，最重要的是特别行政区要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使得“一国两制”法律化、制度化。所以，“一国两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三、现实逻辑

　　从现实需求看，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是受到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因素交织影响。

　　(一)国内迫切发展的需要

　　“一国两制”构想是在一个特别的国内背景下提出的。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将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对城市和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在东南沿海地区设立经济特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国家的改革和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所以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港澳台问题，一定程度上能够排除外部势力的渗透和干扰，维护国内稳定，这是现实的需求。另一方面，国家统一可以集全国之力发展，完成中华民族复兴之伟业。对于地方而言，也可以利用国家的优势和力量发展自己，再分享自身优势带来的发展机遇，形成共同发展的局面。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八十年代要做的三件事：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台湾归还祖国，实现国家统一；加紧经济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可以看出，邓小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站在国家发展的目标和任务上，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充分考虑各方利益和需求。在“一国两制”构想指导下，中国于1984年、1987年分别与英国、葡萄牙达成协议，签署联合声明，在二十世纪末顺利收回香港和澳门主权。港澳的成功回归以及二十多年的发展，让“一国两制”从科学构想变成了生动实践。

　　(二)对外交往的需要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标志着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失败，中国在外交上出现一个巨大转机。在美苏争霸的国际背景下，美国欲以中制苏，打破中美关系僵局，所以尼克松于1972年访华，中美发表联合公报，中美关系正常化。随后，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德国等多个国家纷纷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为了制衡苏联，卡特上台后加快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与邓小平改善国家全球安全处境，更好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布局想法不谋而合。台湾成为中美之间不可回避的问题，解决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建交的当务之急。几经波折，在“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基础上，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与美国于1979年建立外交关系。在中美建交谈判过程中，邓小平用“解决台湾回归祖国”代替“一定要解放台湾”，对台工作方针实现历史性转变，并将解决台湾问题提上日程，这也为“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提出奠定了基础。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苏联内外政策发生重大改变，由对抗转为对话，东西方关系出现缓和局面，战争的威胁逐渐减弱，发展问题逐渐凸显。邓小平敏锐察觉到这种趋势，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基于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潮流，美苏调整对外战略，中国也要调整对外方针。中国为了发展经济，就必须对外开放，调整和其他国家的关系，积极建交，寻求合作，共同发展。所以在港澳台问题的解决上，“一国两制”构想正是符合这种潮流和趋势的最佳方案。

　　探究“一国两制”的生成逻辑，不得不敬佩邓小平的政治谋略和时代视野。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和决策，顺应时代潮流，符合社会发展需要，解决了香港和澳门的回归问题，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迈出历史性一步，并且在二十多年的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并逐步为国内外社会所接受，为维护世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地域冲突、民族问题等，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一国两制”构想不仅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贡献，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新发展。香港和澳门的成功实践，证明了“一国两制”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科学的、正确的。尽管在未来的实践中，“一国两制”还会面临很多未知的困难与挑战，甚至有的人对“一国两制”存在疑虑，但“一国两制”会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两岸中国人可以探索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完成国家和平统一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