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经贸关系溯源——近代篇两岸经贸关系溯源——近代篇

姚同发

　　在清政府治理台湾的212年间，海峡两岸经贸交往，无论贸易范围与商品，还是贸易数量与组织，都有明显的扩大与变化。清代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前期(1683-1840年)与后期(1840-1895年)两个阶段。1895年清政府割台，两岸经贸关系转向，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一、清代前期两岸经贸关系的兴盛

　　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结束了两岸对峙的局面，从而揭开了台湾与大陆经贸交往新的一页。清代中叶两岸经贸互补格局的形成，主要是出于台湾与大陆之间“区域分工”的需要。第一，清初汉族移民，主要是漳泉两地移民大量去台从事开垦活动时，其所需的日常生活用品及生产工具，如针线、锅碗、锄头、砖瓦、雨伞等很难自己生产，必须仰赖大陆供应；加之台湾气候不宜生产棉花、桑蚕等动植物，岛内所需的棉布、丝织品需取之于大陆。第二，台湾生产的米谷、砂糖等物产又为大陆沿海特别是闽南地区所需，移民在自给有余时便运回大陆销售，换取台湾所需用品。因此，海峡两岸的供需关系形成了台湾生产与供给农副产品、大陆生产与供给手工制品的分工格局。第三，两岸正式航线的开通为经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l685年清政府规定台湾与大陆的通商口岸为厦门与安平之间的单口对渡,后来又相继开放泉州蚶江与彰化鹿港、淡水河口八里坌与福州五虎门两条对口通商航线，形成南、中、北三条通商渠道。除了这三条公开的航线外，未经官府准许的通商口岸遍布海峡两岸，“群视贩海为利薮”。

　　清代，台湾以祖国大陆为主要市场，催生了以大商人为中心的商业集团——“郊行”的诞生。这些商业集团以经营行业或活动区域分门别类，组织庞大，经济实力很强。例如，“台南三郊”中以苏万利商号为首的“北郊”，以大陆北中部沿海城市宁波、上海、烟台、牛庄(今营口)等地为主要贸易对象；以金永顺商号为首的“南郊”，以大陆南部沿海城市漳州、泉州、厦门、金门、香港、汕头等地为主要贸易对象。“三郊”之中，另一集团是以李胜兴商号为首的“糖郊”。该集团以经营台糖、台米等农产品为主，大陆各沿海商埠，无论南北，均为其活动范围。此外，还有专营厦门的“厦郊”，专营泉州的“泉郊”，以宁波、上海等江浙各地为贸易对象的“小北郊”，以山东、天津甚至关外各地为贸易对象的“大北郊”，等等。

　　台湾郊商与清朝官僚资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使郊商得以快速地发展。但是随着时移势迁，郊商所倚靠的封建势力既日见崩溃，其所经营的行业也不能应付新形势而走向亏蚀倒闭。

　　二、清代后期两岸经贸关系的变化

　　清代两岸经贸关系，经历了两次大的转折。一次是清统一台湾以前，由大陆通过台湾的转口贸易为主，逐步转向清代中叶的民间直接贸易；一次是由民间直接贸易转向以台湾通过大陆的转口贸易为主。前者的转折点是清政府统一台湾，台湾成为大陆市场的一部分；后者的转折点是列强的侵入，两岸市场成为资本主义殖民市场的一部分。这里所述清代后期两岸经贸关系的变化，即指1840年鸦片战争至1895年清政府割台期间的变化。

　　首先，传统贸易形态的改变。鸦片战争之后，海峡两岸的福州、厦门、汕头、安平、淡水、鸡笼等处相继开港，外商势力在军舰大炮的掩护下，蜂拥而至，沿海地区开始逐步走向半殖民地化。外

国商人在向两岸输入大量鸦片、倾销工业品的同时，又廉价输出台湾的茶叶、樟脑、砂糖和大陆的丝绸、瓷器等商品，掠夺两岸的经济资源。这一方面表现在洋米抢夺台米在大陆的市场，另一方面又表现在洋货夺走了大陆货物在台湾的市场，从而极大地破坏了台湾与大陆传统的商品交换形式。由于洋货的替代作用，大陆对台出口衰退；同时，以大陆为最终输出地的台货出口也在衰退中，而以大陆为中转地的台货出口却急剧增长，形成台货输往大陆的“虚假繁荣”。这是由于外国洋行商社都在大陆沿海口岸设立总店或据点，它从台湾输出的商品多经厦门等口岸转运所致。因此，两岸贸易形态实际已由传统的民间直接贸易，转变为以转口贸易为主导的多向性贸易，这主要是由当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经济性质决定的。

　　其次，两岸贸易范围与商品构成的变化。两岸贸易范围主要限于东南沿海各省，并主要集中于已开港通商的口岸。两岸贸易的商品构成，主要是大陆民生消费品与台湾土特产之间的交流。

　　再次，新的经贸联系形式的出现。1875年沈葆祯抚台开禁，并派人到大陆招募垦民到台湾应垦，先后在厦门、汕头、香港等地设立招垦局。两岸经贸关系由此从民间形式的交往联系，发展到官府有组织地对台湾进行全面大规模的开发，从而直接推动了台湾经济的发展。1885年台湾建省，巡抚刘铭传设“抚垦总局”，继续招募大陆沿海地区人民迁台助垦。这期间，清政府开始筹划铺设厦门至台湾、福州至沪尾的海底电线，开创两岸通信联系之先河；设立邮政总局、招商局，以汽轮替代帆船，为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物质基础。

　　三、日据时期两岸经贸关系的衰微

　　日据时期，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经贸关系逐步走向衰微，主要是由当时台湾殖民地社会的经济性质决定的。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之后，台湾经济逐步脱离中国大陆经济而成为日本经济的附庸，日本市场也逐渐取代大陆市场，成为台湾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主体。在日本殖民政策之下，海峡两岸经贸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台湾对大陆的直接贸易实际上成为日本对中国贸易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台湾通过大陆的转口贸易也因外商势力被日本殖民者驱逐而日趋缩小，以致不复存在。

　　首先是台湾经济转向日本市场。日本殖民者为了使台湾成为其原料供给地、商品销售区以及资本输出场所，首先要切断台湾与日本以外地区，尤其是中国大陆的经济联系。为此，日本殖民者对台湾经济社会制度作了重大改革，其中包括土地调查和土地制度改革，货币金融制度的整备，关税权的确立和财政独立以及驱逐西欧资本等四大项。而调整关税是其改变台湾对外贸易方向的最有效的措施。1899年日本颁布“改正关税定率法”，将关税由5%提高至15%。这样，日本商品可免税进入台湾，而大陆货入台则要征收高关税。从而导致两岸贸易大幅萎缩，使台湾的贸易由对岸的大陆转向日本。

　　其次是日本资本独占台湾市场。日本殖民者占领台湾后，为独占台湾市场，或运用政治上的强制手段，或实施某种专卖制度，或增辟台日间由总督补助的“命令航线”，以驱逐外商残余势力，打击其他经济力量，来达到控制与垄断市场的目的。

　　由于台湾对外经贸关系的转向，两岸贸易在日据时期日渐衰微。50年间，两岸贸易总额实际增长率微乎其微，甚至出现过负增长。与此同时，两岸贸易地位也不断下降。同时，两岸贸易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台湾输往大陆的货物看，初期主要是茶叶、砂糖、大米等农副产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工业制成品输往大陆急剧增加；20世纪30年代，火柴、燃油、水泥、煤粉以及船舶等输往大陆的数量明显增加，结构比重大幅提高，完全替代了传统的出口产品。

　　综上所述，日据时期，由于日本殖民者的经济掠夺政策，台湾对外贸易由依赖大陆市场转为依赖日本市场，尽管从总的趋势看两岸贸易呈式微状态，但是，二者之间的经贸关系并未完全被割断，尤其在台湾成为日本对大陆贸易的中转站之后，这种联系反而有所加强。

　　四、大陆技术、品种的引入

　　由于台湾是17世纪以来大陆移民建立的一个社会，台湾农工商各业的技术，除荷据、日据时期及1860-1895年间英美势力介入时期有外国技术引入之外，主要都来自大陆。除大陆技术的引入外，各种农作物品种也传入台湾，丰富了台湾的作物种类。此外，一些家禽动物也传入台湾。

　　台湾农业的发展带动了手工业的兴盛，其中以制糖业发展最快。荷据时期，台湾已开始种蔗制糖，但技术落后。郑氏时代，陈永华把大陆的制糖技术引进台湾，教民制作，远销国外。经陈永华的推广，到清领台湾以后，由于土地的开发，种蔗面积扩大，制糖手工业发展很快，技术也比较先进。

　　除了制糖业之外，大陆的晒盐方法也传入了台湾。元朝时，泉州渔民已在澎湖岛“煮海为盐”，但煎熬海盐，不仅产量有限，而且味苦。明郑时，陈永华将大陆的以晒代煮的新技术传入台湾。清领之后，盐业进一步扩大。

　　台湾的茶叶及制茶技术也是由移民传入。福建泉州府同安县茶商源隆号首先在台北开设茶行，专门制造包种茶。同时，安溪人王安定及张古魁合设建成号茶行，将包种茶运往厦门加工，销往东南亚各国。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又有安溪人王水锦、魏静相继来到台湾，在台北七星区南岗大坑地方，精心研究茶叶栽培和采制工艺，对包种茶的推广和改进做了大量的工作。

　　樟脑虽为台湾特产，但制作之法也传自大陆。郑芝龙居台时，其徒入山开垦，伐樟熬脑，其法传自泉州。当时产量不多，到嘉庆时，大陆移民林泳春奉命承办军工之际，私熬樟脑，规模较大，获利甚巨。

　　此外，大陆纺织业也移植台湾。郑氏时代，已开始植棉，并自纺织，但收效不大。到清初，虽然“沿山之园始种麻芒”，但因台人不能自绩，仍配汕头、宁波织布。咸丰初年，南京制造局蔡某东渡台湾，“始来郡治之上横衔，织造绸缎纱罗，号曰云锦，本质柔韧，花样翻新，渲染之色，历久不褪。”刘铭传任巡抚时，委云林知县李联奎等赴江、浙、安徽各省，搜集蚕桑之种，及其栽饲之法，编印成书，颁与人民，大为奖励。又购棉子，通饬厅县晓谕农家播种。于是淡水富绅林维源种桑于大稻埕，以筹养蚕之业，一时颇盛。

　　再如制陶业，郑氏之时，咨议参军陈永华始教民烧瓦。到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又有福建兴化人来台，居住在米市街，范土作器，以售市上。

　　由此可见，随着大陆移民的大量迁入，大陆的工农业生产技术也传入台湾，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发展，从而为海峡两岸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