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笔从戎抗日寇

　　抗日战争时期，国家危急之秋，眼见日寇穷凶极恶，疯狂屠杀我同胞，侵占我国土，我与无数爱国青年一样，热血沸腾，义愤填膺，毅然投考黄埔军校。1940年9月入伍于设在贵州省独山县的第四分校第十七期二十四总队。半年入伍期满，被编入野战炮兵科。1942年9月军校毕业，当时抗战大后方需要加强防空建设，我因毕业成绩优良，被选送驻贵阳市的防空学校甲种高射炮兵队第六期深造。1943年12月毕业考试，我名列第二，被留校任培训后期学员的少尉分队长，兼负贵阳市南区对空作战之责。一年后晋升中尉。期间，日寇为切断我军与盟军的互援，大举进攻西南地区，陷我独山，矛头直指战略重镇贵阳。日寇空军频频空袭贵阳市区、城郊，我接军令率领防空学校教育总队高炮小分队，配合主力部队，每当敌机来袭时，以集中的炮火击散其编队，迫使其仓惶逃窜，确保了贵阳市区秩序正常和大后方交通干线枢纽未遭破坏。我军后续部队得以及时增援前线，终于击退来犯之敌，扭转了大西南战局。

　　1945年8月15日，是令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日寇无条件投降，贵阳市军民隆重举行庆祝大会。我在体育广场上，奉命指挥高炮小分队对空鸣炮数十响，连串亮丽的照明弹，构成巨大的“V ”形图案于清澈的夜空，万众欢呼，掌声、锣鼓声交响雷动。我作为防空兵一员，在参与对日防空作战中，保卫了大后方战略要地的安全，胜利完成作战任务，1947年经当时任职单位国防部审定，获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颁发的“抗战胜利纪念章”一枚。

　　被名将引为亲信

　　抗战后期，在重庆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办公室中将主任的吴石，与立法院几位立法委员何燧、刘通、王宜汉(因都是福州同乡，当时被称为国民党中央闽籍官员中“四大台柱”)等交往密切。而王宜汉是我的伯父。经他推介，我于1946年2月被调任吴石的上尉随从参谋。尔后军政、军令、军训三部合并改编为国防部，吴石出任国防部史政局中将局长，我仍随原职。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挥师逼近南京。蒋介石政权一方面由部署沿江从南京到上海的坚固防线，另一方面分水陆两路向广州、台湾逐步撤退。时任参谋总长的陈诚，有意将国防部史政局所保存的一批军事绝密档案直接撤运台北，但局长吴石却建议暂移福州，理由是:福州有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之利。此建议符合国民党逐步撤退原则，即为当局所采纳。于是由上校参谋陈明经(吴的保定军校同学,也是福州同乡)为组长，我为主要助手的4人运送小组，率警卫5名，于1948年12月下旬用军用列车从南京押运绝密档案、国防参考资料等500余箱到上海，再由联勤总部征用的“东南”号海轮运载南下。1949年元旦抵达马尾港后转辗运至福州城内于山戚公祠，保存在大殿内。为确保安全，我等4人轮流值宿于大殿前的平远台楼下，全副武装的警卫则日夜守护在大殿内外。1949年春夏之交，吴石经常往返于福州、广州两地，与当时在香港的李济深频繁接触。后知，此时吴石已成为中共在国民党政府内的情报人员，代号“密使1号”。4到5月间，国、共和谈破裂，解放军百万雄师胜利渡江攻破南京，国民党撤退台湾。吴石正式受命来榕就任福州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我被调任绥署第二处(情报处)少校情报参谋，仍兼吴石的随从参谋。此后,奉密谕每周两次调制“敌我态势图”、“我军兵力配备图”呈送吴公馆，由他面交中共地下特派员转人民解放军。6月份，台湾国民党当局电促吴石将存榕绝密档案速运台湾。吴石以军运紧张、调船难为借口，仅以百余箱国防参考资料、军用图书权充绝密档案，列为第一批先行押运去台。事后，我才理解其颠倒绝密与非绝密两类档案、资料的发运顺序，目的是拖延时间，争取留下绝密部分，待机献给中共。此时，解放军势如破竹，已越浙、赣直逼闽东北。为防范国民党军临逃走前破坏、焚毁，吴石于6月下旬的一天，以十万火急的口气，令我立即会同刚从广州召来的原史政局总务组中校组长聂曦，限当晚将全部绝密档案从于山戚公祠转移到仓前山麦园路“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这是学术单位，不惹人注目)。当刻，他密谕绥署第四处少将处长傅为翘派军车、士兵归我调度。经彻夜抢运，于翌日黎明前完成任务，并向研究院院长黄觉民作了交待(黄是吴挚友、民主人士。解放后任福建省文教厅副厅长)。8月14日吴石突接台北蒋介石急电，命令其即日携眷赴台。 迫于形势，他不得不从，当即召我到公馆作简要面示：必须尽职留榕，按黄院长意图完成任务。翌晨，他即离榕去台。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20日我秉承吴石意旨，并得到史政局及绥靖公署双重同事又是黄埔同学的柯玉琦、郑藻生的协助，在黄觉民、刘通(后任民革中央委员、福建省主委)两先生的支持下，将保存完好的298箱,计分8大类、6800余卷的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列册呈献给福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部。随即按指示分类，提供给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部研用。我等三人受到解放军首长朱耀华、雷英夫嘉勉，并批准入伍于第十兵团，从此走上光明的革命大道。

　　离部队服务地方

　　我入伍三个月后，转送福建省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结业后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在福建省复员委员会和省民政厅优抚处做复员军人安置工作，后被派赴安徽省蚌埠市华东荣军总校，接收大批闽籍志愿军伤员回省，并受命参与筹办革命残废军人速成中学(简称荣校)。荣校在闽北建瓯县成立后，我长期担任教导工作，并兼任与建瓯师范学校联合组成的教工工会主席，由于作出一定成绩，得到主管部门省民政厅、校党委和当地总工会的充分肯定，我4次被评为先进教育工作者和工会工作积极分子。大跃进时，党发出干部下放支援基层的号召，我首先响应走上工交第一线。不论在那个岗位上，都是服从分配，认真工作，直到1976年我年届55岁，作为工交系统重工业一线干部，办理退休。正是党的长期教育培养，才使我能够服从需要，在各个岗位上起了一个螺丝钉的作用。自勉亦复自慰。

　　退而不休奉献余热

　　退休后返回到福州市原籍。先是在基层主持居民调解工作，后以侨眷身份加入中国致公党,先后担任各种社会职务，积极参政议政，为维护侨益、争取侨心和改善投资环境等献计献策，为“三引进”尽心尽力。在落实侨务政策中，主动联合有关同志，在涉侨部门支持下，仗义执言，奔走呼吁，为不止一户收回被侵占的侨产；为不止一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恢复了名誉。其中，尤以陈义坤、冯祖光侨房和陈聚星、李修慈错案处理的结果，在他们海外的亲人中产生积极影响，牵引其后代先后回国为四化建设作出贡献。连续20年地竭尽个人绵薄、无偿为“侨”服务，得到致公党中央的肯定和省、市、区有关部门的多次表彰。1993年代表福建省出席致公党中央召开的“海外联谊工作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专题经验介绍。这段历程，使我也感受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是任何物质利益都无法相比的。也就在这期间，原福州军区副司令员朱绍清(解放初期第十兵团首长、二十八军军长)曾三次接见了我，为我在福州解放前后受命于吴石将军，传递军事情报、呈献国民党国防部绝密档案的义举，作出书面证明，因而，于1985年11月将我退休改办离休，享受革命老干部待遇。党的恩情说不完,怎能知恩不报。

　　黄埔精神永不忘

　　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成立，又给我进一步弘扬、传播黄埔精神，为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服务，提供了良好机遇。我从协助筹建组织开始，1992年兼任福州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1996年起先后婉辞其他多方面的社会职务，陆续担任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常务副会长、会长、总会理事以及省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等职务，我就是凭着一股永不遗忘的黄埔精神，在省委统战部和总会指导下，团结全省会员、机关同志，遵照党的方针政策，秉承建会宗旨，尽心致力于黄埔工作。期间，着重于加强自身建设；开展对外宣传、联谊；举行重大活动；帮助境内外同学排忧解难等方面都做了较有成效的工作。在促进两岸交往交流、扩大“一个中国”共识和引进境外资金、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方面也取得一定实绩。这些都得到上级领导认可、赞许。2005年，我会作为人民团体，荣获“全省先进民间组织”称号。2006年，我省二位卓有成绩的同学又被总会授予“先进会员”光荣称号。

　　光阴荏苒，岁月如流，弹指一挥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叱咤风云的黄埔学子,如今己成为髦耋老者，遇事多有力不从心之感。然而，面对“台独”势力妄图分裂祖国的现实，霸权主义、军国主义对我和平崛起虎视眈眈的局面又怎能无动于衷?在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的驱使下，我信誓自律：要以双倍的主观努力，克服一切客观困难；要继续发扬黄埔爱国革命精神，运用“黄埔校友遍天下，天下黄埔心连心”的独特优势，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作出新的贡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