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见证两岸物缘源流（上）——台湾历史文化渊源之二

　　多年来，台湾地区尽管还没有发现人类较早的文化遗存，也不是古文化发祥地或发展中心地带。但是，以目前而言，台湾地区新的重要考古发现仍层出不穷，考古研究亦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从而为我们认识和理解台湾古代文化、台湾古代文化与大陆古代文化的关系开拓了全新的境界。

　　长滨、大坌坑、圆山诸文化

　　1968年3月，考古学家在台东县长滨乡八仙洞的堆积中，发现含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层，并有年代可能属于古老的红色土层，推想可能发现比新石器时代更为古老的文化层。当年底，台大考古发掘队又发掘到若干石片、石片器以及先陶文化层。第二年，进行第二期发掘，获得了大量先陶时代资料，骨角器近百件以及许多兽、鱼骨。依考古学界习惯，以地为名，将其命名为“长滨文化”。迄今所发现八仙洞诸洞穴的文化层序为:先陶文化、新石器文化及现代汉文化。其主要遗物有两项，石器和骨角器。从总体发掘看，长滨文化的特质明显属于砾石工业，为石片器的传统，石器的类型完全属于砍伐器的传统。

　　目前,华南地区已发现与其非常相像的文化遗存，要数江西万年县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第一期文化的打制石器群。但仙人洞第一期文化已伴有绳纹夹砂红陶，从文化阶段来说比长滨文化又进了一步。1955年，在广东省南海县熄火山、西樵山的14个遗址中，发现史前文化。其中有一组是先陶文化，其石器皆打制而成。有专家认为，这是最接近于长滨文化的石器群。还有考古学家认为，台湾八仙洞出土的石片器和大陆南部旧石器时代遗址如广西百色上宋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器，在制作技术和基本类型方面没有多大差别。

　　长滨文化什么时候传入台湾?专家认为，应该是在米仑期（相当于欧洲第四冰期）的第一亚冰期，最迟也在第二亚冰期，当台湾与大陆相连时传入的。长滨文化的传播路径，有专家断定，“一定是经由华南所传进”来的。既然由华南传进，当然是先到达台湾西部，然后传到台湾东部。因此，台湾西海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之下，间隔着一层不毛地层，其下埋藏有长滨文化。1979年间，在台北市士林区芝山岩背后的水田中陆续挖出新石器时代的贝冢及文化层，使这一推测得到证实。芝山岩新石器时代文化，包括分布相当广泛而且丰富的圆山文化及分布较为稀薄的粗绳纹陶文化的遗留。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采集品当中曾发现一件典型的砾石砍器，重要的是在其原砾石表皮及打剥加工面上，粘附有原寄生于这一石器的海生动物外壳四种, 包括真牡蛎、小藤壶、蛇虫螺及另一种尚未鉴定的海生动物，证明这件石器经制造完工、使用，曾被遗弃于海水中。这一重要发现表明，长滨文化在台湾西北部出现的年代应在台北盆地为一海湾、芝山岩为一海中孤岛之时。2000年台北芝山岩的考古又有新的发现，在向下挖掘到植物园文化层时，出土有大型石锄、石斧、石锛及石凿、石镞、网坠等，这些遗存可能从圆山文化逐渐演化而来，也可能来自闽南、粤东沿海一带。再往下的圆山文化层，由于和前期的大坌坑文化在器物与生活形态方面有明显的差异，显示它们不是一个系列的演化，而是一群迁入的移民,可能来自广东省沿海、韩江一带。

　　大坌坑文化是1964年台大师生发掘台北县八里乡大坌坑遗址与高雄县林园乡凤鼻头遗址后确立起来的。发现的遗物以陶片为主,器形有碗和瓿，还有一些用途不明的短圆柱和方形板。属于大坌坑文化的石器不多,有河床砾石、石斧、石锛、“段”、板岩石箭头和“树皮布打棒”等。经测定，其流动年代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之间。

　　大坌坑遗物种类虽然不多, 但其所透露的文化信息却值得注意。其一，大坌坑文化遗物的分布并不限于台湾岛内，还广见于我国东南沿海,大坌坑文化是在中国东南沿海分布辽阔的这种文化的一个地方环节。福建省金门岛富国墩贝丘虽然没有绳纹的报告，但其刻划纹和贝印纹都与台南八甲村的相近，至少可以与大坌坑文化一起加以考虑。其二,对大坌坑、富国墩文化的研究，不但在海峡文化史上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受到太平洋文化史、民族史学者极大的注意。如果大坌坑、富国墩文化就是南岛语族的祖先，台湾海峡的考古可以说是建立了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间的一座桥梁,其重要性远超过考古学本身。其三，在大坌坑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器中，一种形制奇特的“有段石锛”引人注目。有段石锛在我国东南各省分布极为普遍，具备传入台湾的基础条件。国际上考古学、民族学研究认为，大坌坑文化中的有段石锛由大陆传入是无疑的。

　　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台湾西海岸地区同时出现两种新的原始文化：以台北盆地为中心并延伸到北部沿海地区的圆山文化；分布在中南海岸与河谷的以红陶、彩陶和灰黑陶为代表的文化，称作凤鼻头文化。圆山文化代表遗址是台北市北端的圆山贝丘，其石器类型颇多，其中出现频率较高且最可代表这一文化特质的有磨制大铲、平凸面大锄、扁平石凿、有段石锛、有肩石斧、石枪头和石箭头等。有段石锛与大陆的渊源前面已经述及,而曾在上世纪初被誉为东南亚代表石器的有肩石斧,其实与有段石锛有异曲同工之妙，是普通石斧的高级形态。据考证,这种石器在福建、浙江、广东、海南等地均有发现,且石斧两肩与柄的折角多呈直角,与圆山出土的相同。而圆山石斧与华北、 辽东等地所发现的形式也极其相似。因此从形制和分布范围看,有肩石斧系由大陆传入台湾。圆山文化中的陶器,质料多含细砂，以棕灰色为主，有的刷上棕黄色；有印纹,涂红彩；器形以碗和簋为主。据考证，这些陶器在台湾没有祖型，而与大陆东南沿海出土的黑陶、彩陶、印纹陶十分相近。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一枚两翼式青铜箭头,在当时没有大规模青铜冶炼和可观铜产量的台湾,确实难以想像。这枚箭头与殷墟大量出土的青铜簇在大小、形状完全相同,证实圆山文化时期台湾与大陆交往存在的事实,甚至可以认为,这种交往并不局限于沿海各省,己纵深至广阔的内陆。

　　根据对长滨文化、大坌坑文化以及圆山诸文化的考古研究可知，台湾自数万年以前旧石器时代已有人居，而且原始社会史的每一个阶段，在文化的内涵上，都与华南大陆的原始文化息息相关。早在1958年考古学者便已指出,“台湾自古是我国的领土,远在几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台湾和福建就属于同一文化系统”。经过几十年考古努力,不仅继续为这一论点提供着新的证据,而且将台湾与大陆的古代文化关系,在空间上从福建推到广西与山东,在时间上追溯到旧石器时代。从而证明“台湾同胞”这四个字,不但适用于明末以来大批移入台湾的汉人同胞,而且也适用于在本省历史远为悠久的高山族与平埔族的同胞。

　　台湾地面史迹根由

　　台湾若干地面的史迹，无论北台湾的，还是南台湾的；无论是学(“全台首学”)、道(“八通关古道”)、台(“大炮台”)，还是楼(“赤嵌楼”)、宫(“朝天宫”、“镇澜宫”)、第(“开台第一进士第”)，都可以通过追本溯源，成为两岸渊源的历史见证。

　　“全台首学”是台湾中华文化生根的地方。素有“全台首学”之称的台南孔庙，是台湾最具历史意义的建筑，是台湾中华文化最早生根的地方。孔庙为1666年明郑时代所建，位于台南市南门路。大殿为大成殿，梁上悬有清帝御笔匾额, 内祀至圣先师孔子神位，两旁祀四配十二哲神位，东西泮庑祀历代先儒先贤；后殿为崇圣祠，祀孔子五代祖先神位，两旁祀五配五从神位。其建筑模式与配置与大陆各地的孔庙并无二致。“全台首学”经1666年至1743年的兴建、扩建和增修,留下了斑斑遗迹。值得一提的是,其建筑材料全部来自福建，梁柱皆为上等木材“福杉”。台湾光复后，除了残破的建筑之外，尚保存有颇具历史价值的石碑24块，重要匾额3 块：一是大成殿内康熙御笔“万世师表”，一是咸丰帝复笔“德齐巾寿”，以及知府蒋元枢1777年所撰“全台首学”。1945年，修复正殿与明伦堂，以后又四度修整，使其成为台湾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文庙。

　　“八通关”古道留下的文化遗迹。“八通关”古道，为台湾最早的一条横贯公路，堪与今日的东西横贯公路相媲美。1875年福建巡抚丁日昌拟订“抚番开山”计划，福建巡抚王凯泰与沈藻祯联衔监修“训番俚言”教材。为便于深入山地，教化番民，由总兵吴光亮领军开辟东西横贯公路。一条是林圯埔璞石阁道，一条是集集水尾道。这两条横贯公路，历时两年余完工，虽然宽不及一两公尺，且始终未作有效利用，但开山辟路留下的遗迹，已成为当今颇具价值的文化遗产，如光绪元年开山时所刻的“万年亨衢”碑、“山通大海”碣、光绪二年立的“德遍山陬”碑、于光绪十三年的“开辟鸿荒”碣、吴光亮营址等。

　　三大炮台由泉州、厦门砖材筑成。台南安平炮台，又名亿载金城，俗称大炮台，位于台南市安平渡口南。当年沈葆祯渡海赴台，筹划布置台湾防务，奏请同治皇帝建造亿载金城,砖材大部分由泉州、厦门购运。沈葆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抵台两次，虽停留时间短暂，对台湾的开发与国防上的贡献却功不可没。他还奏请兴建延平郡王祠，准许民间公开奉祀郑成功。由泉州、厦门砖材筑成的亿载金城，使台湾的防务与地位正式受到重视，并促成台湾的建省，显示了两岸源远流长的紧密联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