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反射出的莫斯科因素

　　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建军发挥的作用，不仅表现在人力和物力援助上，还表现在紧紧围绕党军这个中心安排军校的体制、课程等。这是黄埔军校与旧式讲武堂的根本区别所在。

　　苏俄援助。黄埔军校究竟从苏联得到了多少经费至今无从确切计算，因为援款是从不同渠道划拨的。

　　鲍罗廷在军校筹备期间估计，如果按照苏联红军建制每个营由三个连组成,则办校经费是每月1.5—2万美元。现知向国民党提供的200万金卢布援款的建议系由越飞提出，1923年3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予以批准的。但这笔款到位时间一再推迟。

　　1924年3月下旬，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又决定“予以推迟”。此次会议决定应加拉罕建议给国民党拨出5万卢布、1万支步枪和一定数量的炮。后来外交人民委员部又提出给国民党增加援助。

　　黄埔军校开学后，到9月11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从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拨出1万（按：币种不详），从外交人民委员部预算中拨出1.5万，共计2.5万。但整笔款项均以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名义提供”。苏俄援助的第一批军火于10月8日由沃罗夫斯基号交通船运抵广州，其中有8000支带刺刀的俄式长枪，每枪配有500发子弹，小手枪10支和其他的武器。一批苏联顾问也同船前来。孙中山写了欢迎词。

　　此后的苏联援助便两路分流，既给军校，又给国民革命军。

　　军校开学后，由于广州政府的经费不足，国民党要求苏联给予更多的援助。1925年5月5日苏联政府决定，“必须在广州建立新的可靠的军队,责成伏龙芝同志为此派遗一个200人以内的教官团赴广州；责成伏龙芝和索科利尼科夫同志最后确定补充款项(约50万卢布)以拨出建军所需资金；3.为此拨出2万支步枪和100挺带配套子弹的机枪,一定数量的迫击炮和手榴弹……人员和装备的运送……可使用沃罗夫斯基号交通船。”

　　军校开学初期，能够用于训练和实战的武器十分短缺。一部分是由苏联提供的。计为：1898年制大炮2门，炮弹3000发，由苏俄顾问指导缩短了其中的1000多发的弹药筒。一些山炮；4门日式驮载山炮，276发炮弹，但其中4门需要修理且缺少炮弹；1910年的德制炮1门，没有瞄准器，22发炮弹，野外移动不便，难以应用。

　　当时建设的要塞有黄埔和虎门。到第一次东征前，黄埔几乎没有可用的飞机，空军力量等于零。陆上的兵力为2个步兵团，3000人，受过1—4个月的训练。一个营，由2个步兵连组成，这些人受过特殊训练，约500名。黄埔岛上有600人守卫。

　　苏联顾问。1923年3月8日俄共（布）中央会议上，苏俄决定应孙中山之请向国民党派遣政治和军事顾问。挑选顾问的工作立即开始。第一批顾问于6月21日到达北京，9月赴广州。首任广州政府军事顾问的是巴甫洛夫（即高和罗夫），后来是契列潘诺夫。1924年下半年布留赫尔（即加伦）到达广州。这三人都是苏俄国内战争期间战功赫赫的著名将领。苏联派遣了政治顾问和陆海空三军、通信等各方面的专家。其中作用突出的有步兵顾问舍瓦尔金、炮兵顾问别斯恰斯诺夫等人。

　　学习苏联，设立党代表。军校第一任党代表是廖仲恺。这是党军“为主义而战”的重要保证，“为灌输国民革命之精神，提高战斗力，巩固纪律，发展三民主义之教育起见，于国民革命军中设置党代表”。党代表指中国国民党的代表，他对于“军队中的政治行为……党员负完全责任”。对于军队政治文化工作、部队生活、宣传及种种活动，党代表负“有监督校内行政，指导党务进行，并主持训练事宜之责”。同时，军校设立中国国民党特别党部，开学后不到一个月，1924年7月6日选举产生第一届执监委。蒋介石、严凤仪、金佛庄、陈复、李之龙5人当选，至12月24日开宣传委员会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聘请政治顾问6员，除熊雄、萧楚女、张秋人、孙炳文、廖划平外，还有苏俄专家罗加乔夫。黄埔军校开学后至1924年底。苏联顾问人数达到25人。顾问办公处设在广州东山。

　　军校的学制和教材。军校学制为6个月。学员们主要是学习实战技术，接受各种军事训练。军校的重要特色是它开设了一些理论课程：中国国民党史、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社会学科概论、社会问题、社会主义、政治学、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各国宪法比较、军队政治工作、党的组织问题、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世界政治经济状况、政治经济地理等计18门。值得提出的是，在一些课程中教官宣讲的基本是当时苏联的观点，如“帝国主义”课讲的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观点，让学员们认识到帝国主义已经处于其垂死腐朽的时期。“经济思想史”则归结到“要站在无产阶段的观点上”，以革命手段消灭社会上的各个阶级。 “社会主义”讲的是从欧文、傅立叶到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近代史”等课程中也有不少理论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相左。但是在办校之初，这一切并没有作为主要矛盾凸现，也没有引发什么大的问题。

　　黄埔军校的办校思想特别值得强调，它根本不同于旧式讲武堂，有明确的“为主义而战”的宗旨，它“军事与政治并重，人格与技能训练共进，国民革命军的基础自此树立。”

　　明确的联俄方针。苏俄红军建设在黄埔军校内不仅被奉为楷模，而且孙中山的“联俄”方针也变成了“黄埔精神”的重要内涵。《潮潮周刊》的发刊词清楚说明了中苏联合的重要性和军校的远大目标：“在今日人类的面前，只有两条大路可以引导着人们走向自由平等的大同世界里去，一条是马克思为各帝国主义内被压迫阶级而开辟的路，再一条就是全世界人类大多数一十二万五千万被压迫民族所必走的大路——孙文主义。人们应当研究孙文主义的基本精神。”苏俄“不仅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大本营，而且是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好朋友。因此，苏俄不但是成为反帝国主义的急先锋，而且成为被压迫民族的总参谋部，各帝国主义者亦认定苏俄是他们的死对头。”

　　黄埔军校建立初期，校长蒋介石对于坚持联俄方针起了重要作用，他把当初孙中山依赖的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的情况介绍给校内广大学员：“鲍罗廷同志之主张，即余之主张，凡政治问题均需容纳其意见。”蒋向学员们反复说明，“苏俄同志对于本党，以亲爱之精神，同志之资格，遇事互相讨论，求得真理。”

　　苏联军事援助一批批到来，苏联顾问们就在身边，他们认真负责的态度受到人们的尊敬，黄埔军校内洋溢着中苏友好的气氛。

　　建立工农军队。根据孙中山关于“扶助农工”的思想，黄埔军校也明确了这支党军担负的宣传和保卫国民革命的任务：它应当“使革命运动扩展到田间与工厂去，唤起一般劳苦工农，使他们参加国民革命。然后才能使党有群众，党的基础才能逐渐巩固起来，才能保障革命的胜利”。在借鉴苏俄经验时，黄埔本校和各地分校都十分明确孙文主义的办学方针，广泛宣传党军非依靠工农不可以取胜的根本道理：“苏俄革命的成功固然由于农工的奋斗。但是作战的先锋，农工的屏障，革命成功后国家的卫士都是赤军。中国革命要靠全国民众的团结”。

　　在国共仅仅持续三四年的合作时期，国民革命力量迅速壮大，1925年中共成立中央委员会领导下的军事部，两党都开始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军队。在这个意义上，国共两党通过合作无论在政治还是军事上得到的都是双赢的结果。而军校建立中苏联的帮助也为历史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