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精神薪火传

　　张素和

　　我的父亲张文衷（字本禹）是张治中将军的三胞弟，生于1900年。1924-1926年黄埔军校三期卒业。1936年父亲服役于第十三军第四师十二旅，任少将副旅长，参加了傅作义将军指挥的反击日寇入侵的“绥远战役”、“百灵庙战役”。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向我卢沟桥驻军发起全面进攻，华北平津战场吃紧，父亲又奉令调往南口与日寇的板垣兵团展开激战。父亲为了部队能及时补充弹药，亲自押运枪弹，遭日军飞机狂轰滥炸，他身受重伤，不幸壮烈牺牲，以身殉国。作为一个爱国青年军官，抗日杀敌壮志未酬，却英年（时年仅37岁）早逝，饮恨沙场。蒋介石当即电唁，追认为抗日烈士。父亲遗体运回巢湖家乡，由抗日后援会安葬于银屏山南麓。当时《中央日报》、《申报》等都大幅报道了父亲阵亡的经过，无不表示哀痛。

　　在父亲牺牲八个月后，我在长沙出生。自来到这个世界，我只能从照片上见到父亲。在国难当头、又失去家父之际，母亲唐光芬和我及时受到伯父张治中及伯母洪希厚的呵护和无微不至的关照。

　　我的童年、青年时代，大伯张治中对我的要求是严格的。我做错事，他会严肃批评我，讲道理给我听。现在回想起来，大伯的言语虽然严厉，但心底却是对我的关怀，为的是让我学会做人，走好人生的路。伯母对我母亲视如姐妹，对我视同己出，我在这样的家庭里生活，长大成人。回首往事，我的心潮难以平复。经“文革”磨难后，1978年，党和政府为我家落实了政策，母亲被北京市文史馆聘为馆员，我到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直至1998年退休。1980年我做为知名人士后代第一批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参政议政方面得到了锻练与培养。

　　1981年2月，父亲张文衷经民政部批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日烈士”，并颁发证书。我和母亲享受到了烈属待遇。每年春节，北京市政府领导还到家中看望、慰问。1985年，安徽省巢湖市政府为我父亲重新修墓、立碑。这一切表明国家不会忘记那些为国捐躯的烈士和他们的家属。

　　1980年5月，为了申办父亲的烈士证书和追寻父亲当年求学、参军的足迹，我先到上海拜访了我父亲生前所在部队第四师师长王万令老先生，后到广州参观了黄埔军校。王老先生与我父亲曾同窗四年，从他那里了解到我父亲戎马生涯的点滴情况。父亲出身贫苦，幼年就在家务农，放鹅、编筐，还下水田插秧。受大哥张治中的影响，毅然去广州报考了黄埔军校。富有理想追求的父亲，在生活中艰苦朴素，学习上勤奋努力。他在军中具有身先士卒的风范，因而得到官兵的敬爱。由于受到黄埔军校良好教育，在他的心中有着深厚的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的感情，所以他在抗战中表现出勇敢无畏的精神，获得了战功。

　　前辈们对我回忆讲述的父亲英勇事迹，深深地教育了我。我的体内流着父亲的血液，我不能辜负前辈的期盼，要继承他们未竟的理想和事业；我要热爱自己的祖国，努力工作，这样才能安抚父亲的英灵，才能无愧于颁发与我的那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日烈士”证书。

　　大伯张治中、四叔张文心对家乡的热爱关心，对我是极大的教育和启发。1996年，我担任北京市西城区政协常委时，邀请了区政协的科技、城建、经济等方面的专家委员到巢湖考察，为家乡的经济建设、城市规划提出建议，为家乡经济发展尽了自己绵薄之力。

　　受大伯在家乡办教育的影响，1995-1998年，我在北京西城区办起了“英才补习学校”，帮助小学考初中、成绩稍差的同学提高成绩。我聘请了西城区最富教学经验的老师，设有英语班、语文作文班、数学班等，每期培训班学生都有二百余人。在办学中，我们以补习教学为主，还组织学生到名胜古迹参观，对学生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请抗日将领赵登禹将军之女赵学芬、张自忠将军之女张廉云做报告，讲抗日英雄的故事。同学们很受教育，也得到家长和西城区教育局的肯定和好评。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联系上了，贾克老人亲自到家来看望我，使我十分感动。看到黄埔老人对我的关切和他们身上那黄埔军人的风范，真如同见了我的生身父亲。现在，我受聘为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后代亲友联络委员，多次参加市同学会组织的去外省考察、与海外黄埔同学聚会等活动。薪火相传，子承父业。有了“黄埔精神”这盏指路明灯，我会在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中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