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上,人民空军第一支飞行队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的检阅/朱总司令说:我们空军还要大发展,你们是空军的“种子”,将来要起骨干作用。
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空军派出飞机轰炸北平南苑机场。当时正在积极准备召开全国政协筹备会,北平的防空问题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在一次军委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副主席对常乾坤说:要召开政协会议,同党外人士协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工作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地面上由罗瑞卿部长负责了,空中的你们能不能出点力啊!常乾坤当即回答:“行!”。经过紧张的筹备,1949年8月15日,在北京南苑机场正式组建了人民解放军第一飞行队。飞行队成立后,经过短期的紧张训练,1949年9月5日正式担负起北京的防空任务。
9月上旬,飞行队接到准备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命令。参加开国大典受阅,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但要进行这样大型的空中受阅,没有组织指挥经验,没有可供借鉴的资料,常乾坤带着检阅飞行中的各种问题,深入群众,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听取意见,进行了多次的计算和演练,才确定了飞行方案。为达到要求,飞行队在南苑机场沿东西方向的旧跑道上空多次模拟演练,主要训练6个分队的长机,也练过由17架飞机按预定航线和航行诸元通过天安门上空。有一次,正值全国政协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代表们听到飞机的呼啸声,有点惊慌,周恩来副主席当即宽慰大家说,这是我们的飞机,正在演练,为开国大典做准备的。代表们听说是自己的飞机,无不欢欣鼓舞,热烈鼓掌。
10月1日下午3时,开国大典正式开始,4时举行阅兵。南苑机场上的17架飞机,按预定计划先后起飞,均按规定的航线高度、速度,在通县双桥上空盘旋待命。4时35分,空中分列式开始,在空中总领队的统一号令下,飞行分队保持规定的高度差、速度和时间间隔,分别在900米、600米、450米的高度,由东向西依次进入航线。此刻碧蓝的天空有少量碎云,能见度好,地面清晰可见。接近东单牌楼时,已经可以看到地面上的人流和红旗,再往前是人民解放军的坦克、骑兵、炮兵部队,铁流滚滚,浩荡向前。此时此刻,大家的心情十分激动和自豪,感到今天的飞行是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次飞行,从今天起中国历史将进入一个新的纪元,中国人民将不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一个跨越时代的飞行啊!
飞过东单牌楼,天安门广场映入眼帘,故宫建筑群金碧辉煌,她是我们文明古国的象征,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广场上空徐徐飘扬,它是中华民族新生的见证人。机群轰鸣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30万群众的欢呼声和飞机马达的轰鸣声汇合在一起,响彻古都北京,广场上形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通过无线电电波飞越千山万水,传到五洲四海。
开国大典后的当晚,朱德总司令在北京饭店举行了盛大宴会,宴请受阅的高级领导同志和驾机、驾舰起义的空海军人员。朱总司令亲切地对驾机起义的人员说:“你们是新起义的,我是老起义的,我曾经几次起义,最后才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你们都很年轻,还大有作为。我们空军还要大发展,你们是空军的“种子”,将来要起骨干作用。
组建人民空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年轻的人民空军接受战火的锻炼/彭德怀严肃地对常乾坤说:“如果按时完成任务,第一个得勋章的是你,如果完不成任务,第一个杀头的也是你。”
1949年11月11日,人民空军正式成立。常乾坤被中央军委任命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当他在东北老航校接到任命电报时,心情很激动。他给刘亚楼复电说:“我愿诚心诚意地协助您,兢兢业业地为建设中国人民空军而努力!”
按分工,常乾坤负责空军的军事训练工作。那时航校训练和部队训练还未分开,他的主要精力是抓航校训练,加快培养飞行人员。军事训练中的突出问题是飞行事故多,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情绪和训练质量,常乾坤对此深感不安。为解决这一问题,他带领机关人员深入部队,充分发动群众,研究分析发生飞行事故的原因,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一是飞行员技术不熟练,操纵失误;二是有些领导只重视训练进度,忽视飞行安全工作;三是机务保障有薄弱环节。常乾坤适时地向空军党委提出建议,围绕提高各级领导对飞行安全工作的认识和责任心,提高飞行人员的技术和处置故障的能力,加强机务保障等方面提出了改进意见。空军党委采纳了他的意见,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于1951年5月作出了有关飞行失事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应将对于飞行失事的认识,提到原则高度,把飞行失事的有无、多少,作为衡量空军各部门,每个人(尤其是飞行人员和机械人员)的各种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志之一。1952年以后,空军召开一系列安全工作会议,提出了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切实按章办事,做到“一切为飞行服务,为安全负责”;做好飞行四个阶段的工作,开展飞行安全立功运动。空军还整顿了飞行纪律,制定了“稳步前进,完成计划,提高质量,保证安全”的训练方针,使空军的军事训练逐步走上轨道,训练质量有所提高,严重事故显著降低。
抗美援朝初期,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决定空军参战。空军参战后,中央军委任命刘震为中朝联合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分工负责在朝鲜境内修建机场和筹措作战物资。
为尽快做好空军参战的准备工作,上级要求在短期内修好几个起落喷气式飞机的机场和土跑道机场,并筹备足够的作战物资。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严肃地对常乾坤说:“如果按时完成任务,第一个得勋章的是你,如果完不成任务,第一个杀头的也是你。”常乾坤深感责任重大。他带领中朝联合空军后勤部部长杨尚儒、政委李雪炎等人亲自选点,组织技术人员精心设计。他还亲自到朝鲜政府联系,请求派民工修机场,朝鲜政府发动了数万群众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起抢修机场。当时的季节天寒地冻,机械很少,大部分靠人挖。铁镐下去,只出一个白点。加上敌机扫射轰炸,时常是机场刚修好,又被炸坏。据统计,在修建6个机场过程中被敌机轰炸72次,投弹8226颗,炸死炸伤军民551人。广大军民不怕牺牲,不怕艰难,坚持抢修。敌机轰炸就躲,敌机走后继续干,炸坏了继续修。常乾坤经常带领人员深入施工现场,指导施工,检查质量,鼓励军民。经过中朝军民的共同努力,终于在1951年9月以前,共修好6个喷气机机场和10余个土跑道机场。后来又翻修了一批机场,与此同时,常乾坤还组织修建了一批仓库,储备了大量军用物资。常乾坤的工作和作风得到朝鲜同志的好评,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授予“自由独立”勋章。
教学科研齐头并进,呕心沥血为航空事业走到生命的尽头
1953年8月,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空军第二副司令员兼军事学校部部长。那时苏联专家逐步撤走,是开始自办航校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整顿、消化从苏联专家那里学来的东西。常乾坤带领军校部的同志,按照空军党委的要求,扎扎实实地做了四项工作:第一,组织实施分校。将10所航校,分成7所培养空勤人员、3所培养地勤人员的航校。第二,努力提高航校的教学质量。组织人员再次修改了教学制度、飞行训练提纲及教学大纲,统一编写了教材,并制定了5年的训练计划。第三,1954年筹备召开了第一次教学代表会议,系统地总结了航校的教学经验。第四,建立预科教育制度。改进过去招收的学员直接进航校的办法,规定学员进入航校以前,应先经过预科学校训练。使航校能集中进行专科教育,对加速培养飞行员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9年11月,空军党委决定成立空军条令教材编审小组,常乾坤是3人编审小组成员之一。编写空军各种条令、条例、教材,需要参考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有关资料。常乾坤指示有关部门,为各编写点调来俄、英、德等语种翻译人员几十名,他自己有时还深入到翻译组指导工作。翻译人员努力工作译出了大量资料,为空军条令、条例编写工作提供了足够的参考材料。
到1965年8月,空军共编写出各种条令、条例、教材、操典、大纲、教范、教科书、技术原理等306本,常乾坤参加了大部分条令、条例、教范、教材的审查工作。这批条令、教材,对空军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推动空军的科研工作,1959年1月30日,常乾坤负责筹备召开了空军第一次科研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明确了空军的科研重点应放在对新武器装备的研究提出建议和要求,研究使用新武器的战术,改进维护修理,延长使用寿命等方面。各研究所按照这一重点,结合空军作战、训练,开展研究。航空技术装备研究所首先取得了成果。他们研究改装了米格-17ПФ飞机,1959年5月29日夜,用这种改装的飞机将国民党空军窜犯大陆的1架B-17型飞机击落。
随着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为扭转空军部队使用外国武器装备的局面,在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航空工业部门对飞机由修理转为制造,由仿制转为自行研制。空军作为使用单位,科研部门要和航空工业部门共同拟定研制规划,组织鉴定定型,并承担试飞等一系列工作。1962年1月,成立了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常乾坤任副主任委员。办事机构——“航定委”办公室,设在空军科研部,负责组织产品鉴定工作。到1966年5月,常乾坤先后组织参与了对国产初教-5、歼-5、运-5、直-5、初教-6、歼-6、歼-7等型飞机的试制和研发工作。当时由林彪签发的一个文件,要求一定在1970年“七一”前让歼-8飞机飞上天。常乾坤以科学的态度,经过各方面的调查论证后认为,有的单位的产品未达到规定的技术指标,新工艺、新材料没有经过严格的试验,飞机机体强度静力试验不合格等,目前还不具备试飞的条件。如果强行试飞,后果不堪设想。后来他与航空工业部、航空研究院的领导同志交换意见,统一了认识,终于使歼-8飞机试飞暂停。常乾坤为歼-8试飞把了技术关。后来条件成熟了,才组织了试飞,并获得成功。
常乾坤投身革命近半个世纪,为中国革命事业特别是人民空军的建设兢兢业业工作。1971年4月,他感到身体不适,仍坚持工作。后来,他准备出差去研究歼-8飞机定型时,患重病,经医院治疗无效,于1973年5月20日不幸逝世,终年69岁。常乾坤在病危时还念念不忘歼-8飞机,他为人民空军的建设奋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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