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穷匕首见——七七事变前后日军侵华罪行录

　　值此卢沟桥事变70周年之际，重温和思考那段历史，对现实亦有深刻的教育和警示意义。本文主要就七七事变前后日本侵华政策，特别是日军的侵略行径和态势，扼要做些阐述。

　　一

　　日本根据其既定的大陆侵略政策，在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我国东北之后，继续采取步骤侵占华北乃至全中国。事实上，他们对华北的侵略，早在九一八事变时就开始了。1931年11月，关东军大特务土肥原贤二跑到天津制造事变，阴谋将溥仪偷运出津，还要占领天津各要冲，酿成华北大暴动，妄图在占领东北的同时，消灭在华北的东北军，吃掉华北整块地盘。但由于土肥原预先准备失误，未能达到其预想的结果，最终仅将溥仪偷运出津，送到东北。

　　到了1933年3月，关东军进攻热河时，终于跨越长城，把战火烧到华北，甚至逼近平津。中国当时部署在长城一线的有华北军、东北军、中央军、义勇军，加上平津驻军共有20个师。然而，到了5月中旬，当日军攻击密云时，中国军队却受命停止抵抗，开始撤退。5月31日，中方代表在日军提示文本的“塘沽协定”上签了字。中国军警从冀东22县撤出，从而使600万人口、8000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沦为日方可任意行动的扩大侵华之基地。

　　关东军之所以没有攻入平津而接受停战，主要是慑于英美干涉，也有兵力问题。日本此后采取的侵华战略是：打击抗日军，胁迫国民政府妥协，建立亲日政权，不战而取华北。中国方面，由于“塘沽协定”签订，国民政府再也无法重提“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而是在继续“剿共”的同时，对日采取绥靖政策。特别是1933年9月庐山会议后，汪精卫取代宋子文任外长，亲日派抬头。因而继大连、唐山会议之后，经过北京会议，从1933年11月到1934年春，伪满和华北之间先后实现了通车、通邮，乃至伪满在长城各口设立关卡。这就助长了日本推行以“华北自治”为名的分割蚕食政策。

　　1935年，日本将华北危机推至顶峰。1月，关东军首先制造了察东事件，关东军声称，察哈尔省沽源县属之长梁一带应归属于伪满热河省丰宁县，故要求中国军队撤至长城以西，为此派出第七师团“讨伐队”和第十三旅团，由热河向西推进。那里本来已无中国军，故关东军并未与中国军接战。可是，国民政府也还是做了妥协退让，竟与日方达成所谓“大滩口约”，据此中国的宋哲元军再也不得出现在那里。关东军的目的是打通多伦至沽源的交通线，占据西进要地，即实行所谓“多伦战略”。

　　中国的退让，反而换来侵略者的愈加嚣张。1935年5月，华北日本驻屯军借口两名亲日的报社社长被杀和所谓孙永勤（抗日英雄）事件，向中国发难和要挟。5月29日，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驻平武官高桥坦向北平军委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提出要求“清算蒋介石的二重政策”和11项无理要求构成的通牒。中国国民政府本已软化，可日本政府竟决定借机“一举解决过去的一切悬案”。于是酒井于6月8日又以最后通牒形式提出，“将河北全省置于几乎与非武装区同样的状态”。值此关头，关东军迅速向山海关集结，实行武装讹诈。慑于日军威胁的南京国民政府决定，9日由汪精卫电告何应钦“全部答应日方要求”。10日下午何应钦往访高桥坦正式回答，此即后来的所谓何梅协定。当夜，中央军第二师和第二十五师即由北平南撤汉口。就这样，国民党的军政力量，继冀东之后，被排除出整个河北省。

　　日本吞噬的目标不单是河北省，而是全华北，所以他们继续在各地寻衅闹事，6月27日制造了炮打北平城但却以失败告终的丰台事件。日本为了实现分裂中国的华北“特殊化”，以“自治”为名，网罗汉奸炮制亲日政权的活动，包括土肥原对吴佩孚、高桥坦对阎锡山、天津军对宋哲元及孙传芳等的策动，也均未奏效。日本侵华狂人急不可待：1935年9月24日，新任日本驻中国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公然抛出震惊舆论的爆炸性声明，要求“华北五省联合自治”，为此而不惜诉诸武力。日本政府虽也感到意外，但未制止日军的“华北自治”阴谋。

　　1935年10月20日，关东军的土肥原再次出场，伙同另一名大特务松室孝良又制造了香河暴动。11月12日关东军再次并更大规模地在山海关集结兵力。此次武力威胁是针对中国以英资为后盾、与英镑挂勾的币制改革的，但又不单是针对币制改革。日方宣称，香河暴动和币制改革都更加形成“华北自治运动”的“气氛”。就在这种“气氛”下，受日人指使，汉奸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于11月25日出笼了，一个月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将冀东22县作为辖区。

　　国民政府再次退让：为迎合日方，国民政府于12月18日在撤销军委会北平分会的基础上，成立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置于一般行政区之外，实行自治性管辖。日本面对冀东、冀察两政权并立局面的形成，顺势调整其“华北自治”政策为：以冀东伪政权为筹码，迫使冀察政权迅速“亲日化”，尽快促使“两个政权”合并，并把“华北自治”扩大到华北五省，以实现其“华北国”的美梦。

　　但是，以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为标志，在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达到高潮的情势下，无论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还是投降派卖国企图，都难遂所愿。事实表明，日本的“华北自治”的蚕食政策，没有也不会得逞。

　　二

　　日本帝国主义因其妄图不战而取的“华北自治”阴谋碰壁、破产后，开始向准备武装夺取华北乃至全中国的战争政策转变，这种转变，1936年即悄悄地进行了。

　　1936年对日本来说是重要年份。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此刻极欲摆脱受到遏制的华盛顿体制，同时又感到一旦冲破华盛顿会议以来形成的帝国主义列强格局，势必遭到国际反弹，吉凶难卜。所以，他们大肆叫嚣“1935、1936年危机”，借以鼓吹扩大军备，同时也是为摆脱国内政治经济危机，而极力推行战争政策和天皇制法西斯化。

　　1936年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推出“国策大纲”，同一天日本四相会议推出“帝国外交方针”，把对中国的全局侵略和东南亚侵略作为国家政策。

　　而对中国的扩军备战此前就已经公然开始了。1936年4月18日，日本陆军即下令，将华北的中国驻屯军扩编并建立各种特种兵部队。此乃1900年以来华北日军第一次扩编。尤其令人怀疑的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中策划侵华的谋士们纷纷亲自出马，到中国担任华北驻屯军的指挥官。这样的人事任命，其用意不言而喻。

　　更重要的是，日本驻中国华北驻屯军不单编制扩大，而且在对华行使武力方面也获得了新的自由。1936年5月6日，当时驻屯军正在扩编，日本参谋总长给华北日军的命令规定，扩编后的驻屯军任务是：在交通沿线“保护帝国臣民”，和在停战区“监视”中方。日本参谋次长还明确指示：在“保护”“帝国臣民”方面，“若情况紧急，无暇等待大命时，可依据勤务令第36号，先行独断处理”；对“停战区”，必要时也“容许行使武力”。关东军在同一天也得到类似的新命令：“必要时属下部队的一部，可在长城线外近处部署及行动”。难怪关东军于同年11月，公然指挥伪蒙军西犯绥远，并于七七事变爆发后立即大规模出兵。

　　华北日本驻屯军侵略中国的作战计划也加紧进行。比如，应华北日军要求，满铁派出的军嘱托班，1936年3月，尚在进行铁道、矿山等经济调查，5月就按华北日军的“委托”开始所谓“特别调查”，即对资源、水运、供水、铁路、税制行政等有关“作战计划”的调查。进入1937年，驻屯军司令部和参谋部，要求满铁继续进行备战调查。另外，从日本驻中国华北驻屯军推出的《昭和十一年度华北占领区统治计划书》来看，武装占领华北的作战计划业已完成。

　　1936年11月，关东军指挥伪蒙军进攻绥远的失败和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发生，都预示着日本如果武装侵略中国，必然遭到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中国的坚决抵抗。但日方并没有认识这两个事件的含义。随着日本军阀与政客相结合的政治法西斯化的形成，武装侵略中国的政策即将化为行动。

　　1937年的初夏，华北日军以中国军队为目标的挑衅性“演习”频频进行，战争乌云笼罩华北上空。7月7日晚，“七七事变”终于爆发。

　　7月8日和9日，日本军方和临时阁议虚假表示：为防止事件扩大，避免更进一步行使武力和坚持事变不扩大方针，并于7月11日签订停战协定。可是，就在停战协定签定的当天即7月11日，日本阁议即决定大规模增兵华北，参谋本部也下令将混成第一旅团、混成第十一旅团、第二十师团和大批特种兵派到华北，其中来自关东军所部早已出动。可是，此时日本还在重弹其“不扩大”的老调（阁议决定）。7月26日，日本参谋本部一方面更大规模地部署增兵，另一方面正式宣布废除事变第二天即7月8日下达的所谓“不事件扩大”的指示。就这样，从7月7日到7月26日，不到20天，日本帝国主义就把全面侵华战争强加在了中国人民的头上。7月28日晨8时，日军各兵团在华北开始全线进攻。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卢沟桥事变前后日本侵华政策与罪行的两个历史必然演变，即：根据其既定的大陆政策，在侵占我国东北之后，必然进一步侵略华北乃至全中国；在不战而取的阴谋失败后，必然转向诉诸武力，发动武力侵华。然而，是时日本帝国主义所面临的，已经不是过去那样一再妥协退让的中国，而是实现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族空前团结、坚决抗战的中国。尽管日本侵略者也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但是中国人民没有妥协投降，更没有被打败。自武汉战役之后，日本侵略者便陷入了长期战的泥沼之中，不能自拔，最后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配合下，中国人民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从而走向民族复兴的远大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