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说宋明理学

吴心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的至尊地位逐渐被确立。汉儒的特点主要是对儒家经典注疏解释，以为统治者所用，儒家经学成为国教，神圣不可怀疑。而当一种学问发展到不容置疑的地步时，其生命就停止了。至汉末，以神学经学为特征的儒学逐渐衰落，直到宋明时期建立的理学才给一直以正统自居的儒学带来了又一次兴盛，理学被元、明、清各代奉为官方哲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东晋以后，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三种力量：儒、释、道三教。三教之间不断斗争，不断融合，融合的层面由外至内逐步深入，经唐、五代，至宋兴起理学，理学以儒家经学为基础，兼收佛、道思想，促使儒家学说从章句注疏之学（又称汉学）向义理之学（又称宋学）转变，使儒学进入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这是儒、释、道逐渐融合的结果。

　　佛教本不敬王者，不尽孝道，但在中国封建宗法君主专制的国度，这些是行不通的，于是它改变态度，向儒家三纲五常靠拢，申明自己忠君尊王，维护世俗政权，宣传佛徒须遵行孝道。唐代高僧宗密把孝说成贯通古今儒释的根本大道，并且尽量把儒佛两家道德观相比附，如以慈悲与仁道比附，以佛家戒律与儒家德目相比附等等。

　　道教一方面继续效忠王权，依傍儒家，同时吸收佛教的宗教理论、仪式、制度来充实自己的理论，改进自己的仪式、制度等等。

　　从儒家方面说，早在唐代，相当一部分儒家知识分子不满意儒家思想缺乏理论的深度与魅力，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上风而仅能在政治、道德、民俗领域里依旧章实行的状况，他们要振儒学雄风，战胜佛、道，取得思想领域的完全统治权。开始他们主张对佛道用行政手段取缔（以韩愈为代表），但既不可取，也行不通。后来人们体会到，必须融合、吸收佛道哲学理论，把儒家伦理道德理念加以哲理化和神学化，才能有所成就。这就是宋明理学的思想路数。

　　创立理学的北宋儒者如：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及邵雍，几乎人人“出入佛老”，经历从读儒书到读佛老，有所体会之后再跳出佛老，回归儒家的过程。理学家们理解的儒学已经不同于先秦的原始儒学及汉代的神学经学，他们大讲孔子没有讲或讲不清楚的性与天道，原来普普通通的儒家德目仁义礼智变成天理、人性、万物的本体。因此人们依儒家伦理而过的道德生活，不仅体现人与人的关系，而且体现人与天的关系，不仅有社会意义，而且有超越意义即准宗教的意义。越来越多的儒士对佛、道采取宽容态度，认为都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另外也有人看到佛教哲学理论高深丰富而予以肯定。于是三教融合发展，宋明理学就是这一大趋势的产物。

　　北宋五子对理学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周敦颐《太极图书》等过于简略，邵雍的《周易》先天学走了象数学的路子，趋向烦琐，比较起来，还是张载和程氏兄弟对后世的影响更大。张氏建构了理学的大框架，二程提出了极其重要的天理概念。理学在北宋五子手上基本建成，到南宋，朱熹以程颐的学说为主，吸收各家优点，建立起集大成的理学体系，被称为程朱理学。在理学几百年的发展史上，程朱派是主流派，备受朝廷重视。

　　朱熹是理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生活的南宋，外有金人、蒙古人的压迫，内有深刻的社会危机，在他看来，只有重建儒家思想的权威，才能整饬人心，维系南宋王朝的存在。他的基本思想是把儒家道德规范上升为天理，确认天理作为万事万物本体的地位，规定天理是万物的规律，是人的价值目标，教导人们去人欲，存天理，修养道德，成为圣贤。

　　朱熹以后，理学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是明代的王守仁，人称阳明先生，他的学说被称为王学或阳明学。他认为当时的人们把儒学当作纯学问甚至做官的敲门砖，而不是用来修养身心，产生了不小的流弊，究其原因，在于朱熹的理学认为理在万物，要即物穷理，而王守仁则认为理不在物而在心，“心即理也”。朱熹是用道德规范（义务）去管束人，王守仁则变为用道德自觉（良心）去管束人，“心即理”的理论，只涉及道德良心、道德观念，大大高扬人的主观能动性，教人自尊无畏，不盲从外在权威，即便是儒家圣贤。王学本意是要提高封建士大夫的道德自觉，挽救当时的政治危机，但是由于他激活了久被压抑的人心，灌输了自我主宰的意识，为不满现实的各阶层人士所欢迎。王学与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在明代后期十分活跃。清兵入关后，打断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进程，也结束了王学的发展，朱子学重新被定为一尊。

　　理学以天理为本体和至善，所讨论的问题集中于内心修养与社会政治关系。所依据的儒家经典由以五经为重点转到以“四书”为重点。“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北宋以后“四书”的地位就逐渐提高，经朱熹的表彰，影响更大，重要性几乎超过五经。

　　朱熹编《四书章句集注》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对“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即对加强封建伦理教育，巩固封建宗法制度有所贡献才去做的。“四书”从南宋问世以后到清末800年间，在中国青年人的基础教育中占据着垄断的地位，《四书章句集注》则从元代到清代，一直是士人的必修教科书，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规定科举考试不但要以“四书”的文句命题，而且答卷也要以朱注为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清末，反对它会遭到严厉的惩罚。

　　从《论语》的“仁义”开始，发展为《孟子》的“性善说”，再发展为《中庸》的“致中和”，以及《大学》的“三纲八目”，可以清楚地看出一条束缚人的礼教的锁链，目的无非是让人安分守己，尽忠尽孝，宋儒把它们编为“四书”的用意，以及宋以后历代王朝把它们列为法定教科书的目的是不言而喻的。作为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四书”对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确实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孔子创立的儒学以仁、礼为核心，伦理本位，两汉以后，儒家伦理本位的观念没有变，但阐述方式、强调重点有所不同，这是因为时代不同了。不可否认孔子思想的基本原则也适用于汉代，但它毕竟是春秋时代的产物，如果没有董仲舒根据几百年的历史经验和汉代实际情况对它重新解释，它在汉代就不可能起作用。单纯的未加解释的《论语》不管用，经董仲舒解释的《论语》才活用、管用。因为，有解释的传统才能存在，有改变的传统才能延续，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宋儒及理学。宋明理学显然更适用于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需要。

　　对于儒家的经籍，五四以后曾经受到激烈的批判，但主要针对的是宋明理学的思想，与孔子的原始儒学有区别。而近年来人们对儒学的关注似乎更集中在孔子的思想上。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儒学不再被作为国教，对儒学的认识，经过百年沉浮，视其为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仍将在现实社会产生影响已是共识，在我们把它作为思想文化遗产对待时，宋明理学是不容忽视的。我们的态度应该而且只能是：通过认真的研究，批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