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改革 超越千秋的农村之变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中国农村的改革已经进入第三十个年头，其活生生业绩超越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经验，不能不令国人振奋，世人惊叹。

农村改革的波澜景象 

       从农民首创家庭联产承包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敞开农村改革大门；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邓小平南巡讲话市场配置资源；从农村税费改革到义务教育“二免一补”；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到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建设，向世人展现出一幅幅波澜壮阔的改革景象。

——大包干红手印昭示出一个方向 

       改革开放的阳光最先照到农村，但阳光是农民迎来的。“自从出了朱元璋，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安徽凤阳，1978年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旱，只有18户的小岗村家家讨过饭。此年11月24日晚，小岗村农民立下了一份大包干“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粮要钱。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因“契约”上按满了手印，有人称之为大包干红手印。小岗村农民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冒着风险，提出“包产到户”，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开路先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率先闯关。闯关的结果是农民收入增加。在农村改革遇到阻力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公开表示支持。1980年9月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敞开了农村改革的大门。 在中央支持和推动下,“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归自己的，”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每亩净增250斤粮食，第一次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大难题，并且农民有了剩余，有了现金积累，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57元增加到1984年的355.33元。到1984 年，中国农民过上了历史上最好的日子。

——村庄里办厂 ，家门口上班 

       家庭联产责任制的推行，使农村解放出一大批劳动力，怎么办？改革开放前的苏南地区先行了一步。早在1976年，苏南农村农副工三业总产值就达36.77亿元。1980年，苏南有农村工业企业16933家，职工1115.23万人，工业总产值51.96亿元。中央1984年1号文件提出建立“产供销、种养加、贸工农”一体化的农村综合发展的经济制度，又为这些解放出来的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良机。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创办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开始把原来的社队企业改称乡镇企业，赋予其新的性质和内容，使得乡镇企业从此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乡镇企业很快成为国民经济的半壁河山，第一次结束了新中国商品短缺的历史，并使一部分地方、农民先富了起来，农村1％的农民成为老板，10％的农村劳动力成为乡镇企业的职工，农村经济出现“黄金增长”时期。福建省建宁县金溪乡斗埕村地处建宁城郊，交通便捷，有各类企业20多家。近年来，该村按照“围绕园区，提高农民收入”的思路，发展个体工商户40家，运输业16家，全村有300多人在家门口成了“上班族”。这些农民进厂上班一个月工资有600—800 元，熟练工可以达到1000元以上。不少农民成为“农忙种田，农闲忙钱”在田里、工厂赚双份工资的“两栖农民”。2005年在乡镇企业就业人数达14，080万人，农民人均从乡企业获得工资性收入达1100元。 

       小平南巡讲话的春风，使改革推进到建立“市场配置农村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为主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经济制度。准许农民“离土又离乡”，把农民和农村各种资源从乡村解放出来，允许农民在更广阔的空间和领域创业发展。这一改革，极大调动了农民在城乡异地创业就业的积极性，一大批农民企业家在全国范围内的各个领域异军突起，一亿多农村劳动力异地就业。这一改革使农民工总数超过农村人口的1/5，农民非农业收入超过了农业收入，每年民工的劳务收入高达6000-8000亿元，使工资性收入逐渐成为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

——种粮不交钱，粮补到田园 

       农民负担居高不下成为上世纪整个90年代农村久治不愈的“顽症”。为探索农民减负的治本之策，从2000年中央在安徽启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至2006年最终取消农业税，成为近年农村改革的最大亮点。它终结了2600年中国农民种地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使得长久以来难以削减的农民负担得到了切实的减轻，与改革前的1999年比较，全国农民每年减轻负担约1250亿元，人均减负140多元。同时也标志着国家与农民间“汲取型”关系已被打破，国家对农民实现了由“取”向“予”的转折。 

       种粮不仅不交税，还有直补、良种补贴和综合直补政策。2004-2006年，全国粮食直补资金达到390亿元。补贴政策的实施，保护了农民种粮收益，有力地促进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恢复和提高，2004年以后，我国粮食产量连续3年增产，增产总量超过1300亿斤。正如福建建宁县金溪乡种粮大户黄在族所说：“农民种田不交‘皇粮’，还有种粮补贴，农民种田越来越有奔头了！”靠着这几年的种田收入，他家去年花30多万元盖起了一幢四层的楼房。

——上学买书不交费 合作医疗惠农村 

       不学习无以改变贫穷，踏破贫穷必须抓教育。为了更好地解决农村9年义务教育问题，政府出台义务教育“二免一减”的惠农政策，迎来了农村发展教育的春天。从2005年开始，国家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2006年对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对其中的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2007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行，大大减轻了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家庭的教育负担。 

       为缓解农民看病的压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扩大。从2006年起，中央和地方财政较大幅度提高了新型合作医疗的补助标准，大部分试点地区的农民自己交纳10元，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分别补助20元。一些地区的补助标准超过了国家规定，如天津市塘沽区人均基金达到200元，大部分来自地方补助。2007年已覆盖到全国80%的县(市、区)，这一制度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医疗负担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有所缓解。江西吉安市青原区金竹社区马安前村民刘海根今年患心脏病住院，花去6万元医疗费。按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规定，他在当地卫生部门报销了1.2万元。“我一个农民交10元钱参保，生病居然能报销上万元，这在过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刘海根动情地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政府重农亲农实实在在的举措。

——民办、民管、民受益 

       在农村改革进程中遇到一个突出矛盾就是千家万户个体生产方式与市场经济下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的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散农户为赢得市场竞争，自发地组织起来，或者在当地基层政府的推动下联合起来，组成了各样的专业技术协会、生产销售等合作经济组织。对此，党的十六大后给以充分肯定，支持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内蒙古赤峰农村成立牧民联合体，一个由9户组成的联合体，包养了200多牧民的羊群，不仅使畜牧业走上了规模经营之路，而且使那200多牧民放下羊鞭，在当地或外地谋求新的发展生路。浙江一些农村组建蜂联社，主要是加工和营销。入社前的蜂农一般只能提供蜂蜜原料，蜂联社则可生产蜂蜜、蜂王浆、花粉、蜂胶等四大类80多品种的产品，在销售上，蜂联社发挥了集中优势。浙江省台州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目前已拥有注册商标70多个，极大地促进了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由于有效聚集和整合农业要素资源，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个体生产经营方式，成为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的经营形式，为农业的产业化经营、企业化管理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发挥了巨大作用。

——新农村蓝图振民心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文明”的全景式描绘，令国人振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通过各种办法来形成一个稳定的农村，使农村和9亿农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2006年在新农村建设的奠基之年，全国农业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粮食总产、单产连续3年双增，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农民收入增量，连续3年超过300多元，为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农村综合改革稳步前进。粮食购销体制、农村信用社、国有农场改革等取得进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进行了成功探索，实现了新农村建设的良好开局。改革开放前，浙江慈溪农业人口高达90%，土地是围海造出来的盐碱地，连种粮都不宜，只能种棉。如今，慈溪从事农业的人口已减少到10%，大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承包后分散的土地再度集中，建标准化农业基地，农民把做企业的经验迅速转移到土地上，发展订单农业，规模之巨已占农业的70%，且大部分农产品出口。“十一五”规划纲要要求，新农村建设要做到“基本实现村村通电话，乡乡能上网”。慈溪除家庭固定电话之外，已经达到每百户居民有173部移动电话。不仅已经“乡乡能上网”而且每百户家庭拥有48台电脑，近1/2家庭能上网。农业产业协会建起自己的网络家园，发布各种信息，并通过网络组织远程供销，包括与海外联络订单。

农村改革的阳光普照 

       从始于安徽小岗村的分田单干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序幕至今，30年的改革，给农村、社会、国家带来了超越千秋的进步。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改变了农村的落后面貌。 

       首先，中国用全球6%的淡水和9.3%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5%的人口。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国贫困人口比例占世界总数的1/4，减少到目前的1/20，贫困发生率由30%下降到2.3%。中国是目前唯一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国家，为世界消除饥饿与贫困做出了重大贡献。联合国认为：世界在消灭贫困方面，中国政府做出了巨大努力，是发展中国家的典范。 

       其次，主要农产品产量供应实现历史转变。我国目前有谷物等七种农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甘蔗、大豆分别居世界第三和第四位。自改革开放以来，世界主要农产品增长量20%以上来自中国。我国农产品的供应已实现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转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再次，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57元提高到2005年的3255元，增长43.6倍。人均住房面积由1978年的8.1平方米扩大到2005年的29.7平方米，90.6%的农户住房拥有卫生设备。2005年农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摩托车41辆，彩色电视机和黑白电视机84台，电话机58.3台，电风扇146.4台，电冰箱20.1台，家用计算机2.1台。 

       最后，农业生产的装备和现代化水有较大提高。农业机械化总动力1978年为11750万千瓦，2005年增加到68397.9万千瓦，增长4.8倍；农用大中型拖拉机1978年为557358台，2005年增加到1395981台，增长1.5倍；小型拖拉机1978年为1373000台，2005年增加到15268916台，增长10.1倍；农用排灌柴油机1978年为2657000台，2005年增加到8099100台，增长2倍；有效灌溉面积1978年为6亿7447万亩，2005年扩大到8亿2544万亩；化肥施用量1978年为884万吨，2005年增加到4766.2万吨，增长4.39倍；农村用电量1978年为253.1亿千瓦时，2005年增加到4375.7亿千瓦时，增长16.3倍农村改革的阳光何以释放出如此巨大能量？应该说是农民的首创和改革政策的推动，正如浙江慈溪市委书记徐明书的精辟概括：“老百姓想干的事，你不要去阻拦。老百姓不想干的事，你不要强迫。经验在哪里？办法在哪里？只要眼睛向下，都在老百姓手里。上靠天，下靠地。天就是中央精神。地就是基层实际。” 

       农村改革30年，我们已能看到，中国农村走到有史以来的最好时期；我们已能望见，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美好前景；我们期待看到，中国农村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