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闽南话以及客家话的渊源

姚同发

　　中国境内究竟有多少种语言，目前还很难说出一个确切的数字。一般估计，大约有七八十种之多。按国内语言学界的传统看法，这七八十种语言分属五大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又称马来·玻利尼西亚语系)、印欧语系。汉语是汉藏语系中最重要的语言，它包括七大方言，即官话、吴语、赣语、客家话、湘语、闽语、粤语。其中，闽语在台湾地区的覆盖面最广，人们通常所说的台湾方言(或台语、台湾话)指的就是台湾的闽南方言(或称闽南语、闽南话)；客家话在台湾也有相当的分布。

　　综观祖国大陆主要方言区的形成和变化，无不与历史上该地区的移民息息相关。至于今天岛内闽南方言、客家方言的形成，同样也经历了一个移民的融合过程。

　　本文主要论述两岸闽南话以及客家话的渊源关系。

　　连横曰:“夫台湾之语，传自漳泉，而漳泉之语，传自中土……”。我们追根溯源，先由大陆闽南语的形成说起。

闽南话的形成和发展

　　闽方言又称闽语，俗称“福佬话”，是汉语七大方言中语言现象最复杂、内部分歧最大的一种方言。闽方言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过程，同时也经历了语言自身发展变化的一个复杂的过程。同样道理，闽方言中使用人口最多、通行范围最广的闽南方言的形成，也跟社会的分化，人口的流动、迁徙和扩散，民族的融合，山川的阻隔等因素是分不开的。

　　上古时期，福建地区曾居住过闽越族，他们说的语言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已无法确知。但从史书的零星记载里，尚能窥见其若干踪影:一大批被迁徙到江淮之间的古闽越人，他们带去的古闽越族语言，大概在跟江淮汉人或其后由北方华夏南迁的汉人在彼此的交流中，被代表着比较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汉族语言和方言所融合同化了；而散居在闽地山林中的闽越人，也被后来由江浙入闽操吴楚方言的汉人和几度从中原入闽的汉人所说的汉语及其方言所融合和同化，至多是其中有极小的一部分词语被吸收进汉语及其方言而成为闽方言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除古闽越族外，古闽地还居住着闽越族的一个分支——畲族。畲族早期生活的地区主要在闽粤边境的山区，这些地方，后来成为从北方南下的客家先民的主要居住地。因此畲族中的多数人主要跟客家人生活在一起，在同客家人的交往与接触中，受到客家文化和方言的影响，并很快地被客家方言所融合和同化。当然，生活在闽粤各方言区的畲族，也多少吸收各该住地的汉语方言的一些成分。总之，古畲族和古畲语，也是古闽地一个不可忽视的民族和语言，它和古闽越族和闽越语一样，是沉淀在闽地早期的民族和语言。

　　汉武帝平闽越族后，在闽地设置了一个隶

属于会稽郡的治县，并派官兵在那里驻守。这些入闽的官兵由于人数较少，他们带来的中原上古汉语和汉文化对分散居住的闽越人的影响不大。到了三国时期，闽地发生了比较重要的变化，孙策五次用兵福建，经过近60年的征战，终于取得了对福建的统治。这一时期的闽地，人口构成已由汉代时以土著百姓为主体变为汉人占多数。伴随着这种历史性的变化，由汉人所带来的中原上古汉语和吴越方言，在闽地所起的影响和作用自然加大。汉族和汉语对闽越族和闽越语的融合和同化，进一步促进了闽方言包括闽南话的形成。

　　西晋元康开始的永嘉之乱导致北方和江浙移民南下入闽，使闽地的汉人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增加，成为当地居民的主体，而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这样，早在先秦两汉已孕育的闽方言雏形，这时更凭借其优势和有利条件在吸收土著语言某些成分的同时，完成了对土著语言的融合和同化，并逐步形成为汉语的一个重要方言——闽方言。闽南话的形成，在时间上跟闽方言的形成是同步的。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闽方言后来逐渐分化成为五个次方言，即闽东方言(福州话)、闽北方言(建瓯话)、闽中方言(永安话)、莆仙方言(莆田话)和闽南方言(厦门话)。这几个次方言由于各自不同的发展和变化历程，今天已成为彼此之间互相不能通话的方言了。

　　其后，唐宋时期北方移民大批入闽，传播了中原语言和文化，对闽方言包括闽南话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时的闽南话基本上已经定型成熟。元明清时期，闽南话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变化。随着厦门成为新兴的对外交通贸易的重要港口，在闽南地区的地位急剧上升，厦门话也成为福建地区闽南话的优势方言，并被公认为福建地区闽南话的代表。

　　总之，闽南方言源自古代中原，而在闽南地区的发展过程中，受到当地百越民族语言的深刻影响，具有古代汉语的本质属性及古越语的成分、特点。

闽南话在台湾的传播

　　自远古至宋元以前，从大陆迁徙台湾的移民人数不多，都是零散地从福建、广东沿海渡台的。这当中，从福建沿海出发的又是主要的。而自明代开始，大陆汉人移居台湾的越来越多，甚至是有组织地移民；至清代，移民潮达到高峰。

　　明代从福建闽南地区向台湾移民的情况大体有三种。一种是为逃避沉重的赋税负担而迁往台湾的福建闽南沿海人。第二种情况是武装私商集团成员为躲避明代官军的追剿，而流窜定居岛上。第三种情况是在明末(1628年)前后，闽南大旱，郑芝龙“招饥民数万人”到台湾垦殖。据粗略估计，至1648年，在台湾的汉人约有二万人。这些移民不但把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汉族的优秀文化带到台湾,而且也把明代时期的闽南方言传播到台湾地区，为台湾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清代是大陆向台湾移民规模最大、时间最久、人数最多的时期，移民潮一波接一波。从嘉庆十六年(1811年)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的76年间，台湾人口又增加100万以上, 汉族总人口已达320万。据1926年《台湾在籍汉民族乡贯别调查》统计，台湾汉族总人口为3751600人，占全台总人口的88.4%。其中祖籍福建的有3120000 人，占全台汉族总人口的83.1%。在福建籍人口中，祖籍漳州、泉州地区(包括厦门)的人口有2999000余人，占全台汉族人口的80%。这个人口结构比例，大体一直维持至今。

　　细分析一下，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漳州地区还是泉州地区的移民，他们从闽南地区出发，大多是同村同宗相携而行去台湾，到台湾后也都形成一个个同村同宗的血缘聚落。如林姓以台北、台南为多，蔡姓以台南、嘉义为多，张姓多集中于彰化，杨姓则多聚居在台中、基隆，等等。这种浓厚的地缘、血缘关系，对闽南方言在移居地保持稳固性和保守性有很大作用，它使移民所带来的闽南方言能保持牢固的区域读音和腔调特点，如泉州腔、漳州腔等等。由于闽南地区移民的人数所占的比例很大(80%)，因此，随这些移民带入台湾的闽南话，也就成为台湾地区占优势的汉语方言了。

　　众所周知，台湾闽南话是随福建闽南地区的移民带入台湾而形成的。它流行的范围很广，包括台湾所有23个县市，即台北、高雄、基隆、新竹、台中、嘉义、台南七市，以及台北、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 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台东、花莲、宜兰、澎湖16县，其中尤以台北县市、台中县市至台南县市沿西海岸一线为重心。据粗略统计，台湾现有人口2300万，说闽南话的至少有1600多万人。这些说闽南话的人，主要来自福建闽南漳泉地区。一开始，移民多按姓氏房族或来源地聚居，从而形成闽南话在地域上的差异，具体表现为各自的漳州腔与泉州腔。岁月流逝，移民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交叉杂居，经过长期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乃形成一种“亦漳亦泉”的闽南话”。

　　以上是由移民方面来研究闽南话在岛内的传播，而从文化层面来看闽南话在岛内的传播，无疑可以为我们打开一个新的观察问题的视角。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由于传播手段和媒介相当有限，文化的传播始终离不开人口的流动。在早期，人几乎是文化唯一的载体。人口的迁移，实质上成为他们所负载的文化的流动。因此，移民运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迁移运动。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是文化的重要表达形式。在移民流动的过程中，一些特定的文化又总要把其具体的内容深刻地烙印在语言上。下面，我们即通过考察闽台语言“词汇平面上”的地名、称谓、俗语等现象，来解读两地文化的某些内在联系。

　　地名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给地理实体、行政区域或居民点所起的名称。地名和移民的关系，最明显的是移民往往把旧地的地名搬到新地。中国文献历来对于移民的迁徙——不管是政府策划的或是民间自发的——大都语焉不详。但是如果从地名着手，尤其从许多小地名和方言地名着手，却常常能看出古代移民迁徙的一些线索。据台湾学者统计，以大陆祖籍地命名的台湾乡村总共有86个，其中福建 51个，广东30个，其他省份5个。总之，台湾地名是昔日历史的写照，也是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在一个地理环境很特殊的岛屿上的具体表现。

　　亲属称谓历来是语言学家感兴趣的课题。闽台方言词汇中都有一套十分稳固的亲属称谓系统，它们是与民间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制度、家庭结构、婚姻制度及风俗习惯密切相关的。

　　俗谚俚语带有民间文化的乡土气息，在两岸的传播更有其普泛性。台湾的俗谚俚语，或语出闽南一带，或语出福州一带，或语出大陆各地，传到岛内后，许多是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的，还有一些则因历史地理环境的变化而有所变化。由于福建与台湾同处东南海上，潮流所经，寒热互至，相差无几，所以有关气候的民间谚语也如出一辙。

　　通过比较台湾和福建两地的闽南话，我们可以发现其差异很小。在语音、声调方面，台北话跟厦门话几近相同。台湾闽南话的词汇，无论从词汇的组成、词语构造的方法以及词语的叫法等方面，都跟福建地区的闽南话基本相同。台湾闽南话的语法，无论是词法还是句法，也跟福建闽南话几乎完全一样。从语音、词汇和语法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来源于福建闽南话的台湾闽南话，虽然历经数百年的沧桑，又隔着一条台湾海峡，然而它们之间的源流是清晰的，共性是主要的，差异是微小的。

　　台湾闽南话的语言系统和原乡闽南话几乎没有差别，与大陆中原亦渊源有自，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人口籍贯结构、地理环境、文化背景等因素外，单就语言的文化类型特征与闽台

两地共同的文化心理现象分析，大致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从语言的文化类型看，闽南话具有向心性与双语性并存的特征。其二，闽南话还具有稳固性与扩散性的特征。其三，闽台民间强烈的乡族故土观念，是闽南方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的文化心理因素。深厚的乡族故土观念是求同性文化的一种表现，保持乡音又是其重要的一环。许多从闽南迁台或远走东南亚的民众，总是在迁徙地顽强地保留自己的母语。即使历经十几代数百年，移民的子孙在语言中仍牢固地保存了本土乡音和祖籍地的俚语俗词。这种顽强保留母语的力量来自对故土的眷恋，对乡情的珍惜，以及对祖宗的怀念和对祖先所创造的文化的自豪。同时，共同的方言也成为人们外出谋生沟通感情、协同交流的重要工具。

客家话在台湾的传播

　　客家是中华民族的一支，客家话是汉语七大方言中内部比较一致的一种方言。根据客家姓氏族谱的记载，客家人原来活动的范围，大约是北起现在的山西长治县，西到河南灵宝县，东至安徽寿县，南到湖北黄阪、黄岗，中到河南新蔡、安丰以西，颖水以北。后来客家人受到边疆部族的侵扰，才逐渐由中原辗转迁到南方。

　　明郑时代，虽有少数粤东客家人跟随郑氏部队入台，但因其人数不多，且后来都被清政府遣散回籍，故不能视为正式移民。客家人成批渡台，根据有关文献资料的记载，始于康熙二十年代，盛于雍正、乾隆年间，其后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各朝，逐渐衰微。至于客家人入垦的地区，在康熙年间，是以屏东的高屏溪东岸近山平原为中心，其他如高雄、台南、嘉义等地区，也有若干点状的分布。到了雍正年间，他们移居的中心，渐渐移到彰化、云林、台中一带。乾隆年间，则更北移到台北、桃园、新竹、苗栗一带。从一开始，岛内客家人的分布，就以这些地区最为集中。日据时期，岛内曾举行过多次人口调查，使我们可以窥见客家人的人口数及其分布的情形。根据1926 年举行的“台湾在籍汉民族乡贯别调查”得知，当时岛内汉人共有3750000多人，占总人口数的88.4%。其中广东省籍(绝大多数为客家人)人口有590000 多人，占15.6%。中国今天一些主要方言区的形成和变化无不与历史上的移民息息相关，而客家方言区的形成更是典型的移民产物。一般来说，要形成独特的方言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相当大的数量，人少了不行，会被周围人同化了；二是有一个封闭的环境，开放条件下就难以保持自己的特点。

　　由于粤闽台地理环境接近的关系，入台的客家人大部分来自广东东部方言区，主要说的是“四县方言”和“海陆方言”。所谓“四县”是指旧嘉应州所属的兴宁、五华、平远和蕉岭四县，嘉应州府城所在地就是现在的梅县。所谓“海陆”是指海丰和陆丰两地，旧属惠州府。从中原辗转迁台的客家先人，是纯粹的汉族，他们中许多人还是汉族的上层人士，曾经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高度的文化。因此，在他们的语言里，含有许多古代雅言的成分，甚至有些比现在的普通话还要文雅。 客家人的祖先，远从中原南迁到现居地，他们所讲的话和南方吴楚之音，本来就有差异。等到他们南迁之后，北方一带因迭遭五胡、辽、金、蒙古之乱，各地的语言，难免受到异族混化的影响，发生一些变更。结果，客家话便另外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和南北各地的语言，都有些差异；而这些差异，正好用来补足南北语言的缺点。

　　在客家话中,没有“暧昧元音”“变调变音”这些麻烦，所有的发音几乎都是固定的，没有变来变去的现象，这是客家语言的特点。客家方言一般被认为比较保守，这是由于客家人生活的自然条件所致。因为客家人的住地，大多是与世隔绝的山区，自然的形势使得他们形成许多聚族而居的村落，外人很难进入他们的生活圈子里去。也就因为客家话具有这些特征，使客家话成为中国五种主要语言之一，也才能在世界主要语言中名列第32位，有二千万人以上把它作为共同的语言。客家人笃信自己的格言：“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所以客家话能世代相传，至今在岛内仍是联系客家人的纽带，充满着亲切的认同感，并由此形成客家人自己固有的语言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