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学:承袭中原传统—台湾历史文化渊源之文缘篇（上）

姚同发

　　台湾著名作家叶石涛在他的《台湾文学史纲·序》开宗明义地说：“从遥远的年代开始，台湾由于地缘的关系，在文学和社会形态上，承续的主要是来自中原汉民族的传统。明末，沈光文来到台湾开始播种旧文学，历经两百多年的培育，到了清末，台湾的旧文学才真正开花结果，作品的水准到达跟大陆旧文学并驾齐驱的程度。”他还说：“台湾的新文学运动，也曾受到‘五四’文学革命的剌激。”无疑，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的血缘、地缘、情缘、史缘关系，是清清楚楚的。台湾文学的最初开创者，是按照中国古代文学的诗歌与散文的范式，来建立台湾文学的文体模式；中原文化的基因，规范了台湾文学发展的方向、形式、内涵和风格。从民族文化的血缘上说，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构成了台湾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母题，它既是社会发展留给台湾文学的一段历史情缘，也是社会心绪借助文学表现出来的一种政治情怀。

       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海峡两岸颇为认同的一个命题。

　　它基本包含两层意思：其一，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分支，它们都共同渊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母体；其二，台湾文学以其源于母体又异于母体的某些特点，汇入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学创作。

　　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化母体的渊源关系，一是基于两岸密切的地缘、血缘和史缘关系；二是基于台湾汉族移民社会形成过程中，建立了与祖国大陆相一致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模式。

　　首先，从台湾文学的发生和发展看，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直接衍源于中国文学，承袭中原传统。台湾的原住民，曾经创造过许多独特形态的文学和艺术，但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记载，大多还停留在口头相传的原始阶段。台湾最早的文学创作，如果不算早期那些史志上的记载，主要产生于17世纪中叶以降。其作者，一类是明末遗臣，一类是清初宦游文士，他们或酬唱，或撰述，基本未脱咏怀和问俗两大类型，所秉承的都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诗歌与散文传统。台湾文学的奠基，即始于这批赴台文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直到18世纪后，台湾汉族移民后裔中的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他们的创作仍然是以中国古代文学为典范和传统，并将自己的创作纳入到这一传统之中。20世纪20年代，台湾新文学的兴起，虽然受到日本进步文化思潮的影响，但无论是理论主张，还是语言形式，无一不是直接吸取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理论与范式，受祖国大陆新文学运动的推动，并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翼。

　　其次，台湾方言是由闽粤移民携带去的闽南话和客家话，台湾的文字是汉字。台湾文学作品所使用的语言是汉语——文言文或白话文。这样，文学作品的语言形态，以及潜藏在这一文学语码之中的民族性格、心理、情感、思维方式，浮现于语言之上的道德规范、价值取向、民俗风情、宗教信仰等，都纳入了汉民族的文化系统之中。语言对一系列文化意蕴的传达，是一个渐进的积累的过程，也是整个民族历时性的创造。以汉语为语言形式的台湾文学，只能是对这一创造和积累的继承。

　　其三，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渊源关系，既为大陆作家、学者所认同，更为台湾作家、学者所认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张炯曾说：“……台湾文化对中国大陆文化的认同，更为明显。在这种文化根基上产生的台湾文学，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也属势所必然，无可非议。”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则指出，台湾文学即“在台湾的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脉”，“是以中国为民族归属之取向的政治、经济、文化运动的一环”。

　　然而，台湾文学在它数百年的发展中，有着与大陆不尽相同的历史际遇和文化机缘，从而形成它历史进程中某些特殊形态。其原因一是台湾社会的移民性质。台湾移民与美洲新大陆移民不一样，它不是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移民，或殖民宗主国向被殖民国家移民，而是在自己国家领土上从人口繁密、文化发达的地区，向人口稀少、文化滞后的地区移民；结果是移民都以自己的祖国和家园为指归，进一步加深了与祖国和母族的联系，使台湾更紧密地纳入中国社会的统一体系之中。这样的移民社会，培育了台湾文学的“移民性格”和“遗民性格”。二是创作指向的转移。台湾经历了由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发展，其转变的时间一般界定为1860年前后。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经过200 多年的移民，台湾在以大陆为模式建构自己社会的同时，定居的移民后裔也逐渐转化为土著居民。他们在定期返乡祭祖、认同原籍的同时，对现居地的感情也日渐深挚，认同当地、扎根台湾的倾向也日益增强。这样，随同先民携带来的祖籍文化，便逐渐掺入了本土色彩，而成为中原文化的一种亚文化形态。台湾文学也开始由外省抵台文人的采风问俗、咏怀述异，转向本土作家对自身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关注。三是台湾特殊的历史遭遇。从17世纪中叶以来，台湾一直是日本、荷兰、西班牙、英国、法国、美国等东西方殖民国家侵扰、掠夺的对象。其间还曾两度沦为荷兰和日本的直接殖民地。这种“被割让”和“遭殖民”的境遇，使台湾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给陷入“弃儿”兼“孤儿”困境的台湾人民，造成巨大的精神创伤，从而赋予台湾文学固有的漂泊形态和流亡意识的文学情怀和文学母题，成为中国文学中极为特殊的变奏。四是由于海峡两岸半个多世纪的隔绝和对峙，台湾走上了与大陆不同的发展道路，当代台湾文学也呈现出与大陆不尽相同的形态。

       台湾文学发展的汉文化基因

　　台湾社会是由原住民和汉族移民相继开发、发展起来的，其间还受到过多种外来文化的冲击。由于台湾社会的这一特点，台湾文学的形成便具有双重的文化基因，以及复杂的外来文化的影响。

　　台湾社会受到多次外来文化冲击，主要是17世纪随同荷兰、西班牙殖民者而来的基督教、天主教文化；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随同日本据台而来的日本文化；20世纪下半叶随同西方政治、经济的进入而带来的西方文化。

　　日据时期的日本文化，是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的一项殖民政策而进入台湾的，带有明显的侵略性质。它中断了台湾沿着中原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改变了台湾社会的发展方向，使之成为日本殖民政治和经济的属地和附庸。而异质文化的压迫，一方面逼使大批不甘异族统治的文人内渡，使刚刚发展起来的以本土作家为主体的文学，被迫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另一方面，异质文化的侵入，激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文化的抗衡，从而形成一个遍及全岛的汉学运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量涌入台湾的西方文化，是与那个年代台湾当局对西方国家从政治、军事到经济全面仰赖具有必然的联系。西方文化的涌入，一方面使从性到暴力的种种文化渣滓的泛滥，及其对传统道德准则和民族文化的败坏，从而造成与异质文化抗衡的乡土文学思潮的勃兴。另一方面，反映西方某些先进科学技术的工业和后工业时代的文化思潮，却为台湾急剧发展的现代经济和都市化进程所必需，也为台湾知识阶层所接受。从而使五六十年代进入台湾的西方文化，呈现更为复杂的性质。

　　台湾原住民文化，在台湾文学的发展中，最初还只是作为一个潜在的文化基因，出现在大陆赴台文人采风问俗的史志笔记和诗歌当中，从而使台湾文学从一开始，就弥漫着具有原住民文化色彩的异域风情。近年，还出现一批原住民作家。他们都以自己民族特有的文化内蕴、神话原型和生活体验，表现现代生活与古老传统的冲突，成为台湾文学发展的一个新兴的支脉。与此同时，一批汉族作家也以真正关切原住民历史命运和生存现实的态度，创作了一批反映原住民生活

的作品。他们都从不同的侧面描绘了原住民的历史和现实，为主人公在现代社会中所处的生存困境和文化危机，发出了深切的人性的呼唤。由此，台湾原住民文化对台湾文学的潜在影响，才逐渐被释放出来，成为一个显性的因素。

　　对台湾文学发生根本影响的是中原文化传统。汉族移民进入台湾时携带的中原文化，较之原住民文化，无疑要先进得多，因此很快地成为推动台湾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一文化传统，既包括中原当时已经进入高度发展的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价值观、伦理观和政治体制、教育体制，也包括因因相承的民族心理、思维特征和行为方式。因此，为台湾社会奠基的这一文化传统，自然也就成为反映台湾社会生活的文学藉以生成和发展的基因。正是基于这一点，台湾文学的最初开创者，才有可能按照中国古代文学的诗歌与散文的范式，来建立台湾文学的文体模式。中原文化的基因，在台湾文学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规范它的方向，确立它的形式，赋予它的精神内涵，奠定它的民族风格，把台湾文学纳入了中国文学的博大传统之中。

        台湾情结与中国情结构成台湾文学重要母题

　　台湾情结与中国情结的提出，是台湾社会的发展赋予台湾文学的一个特殊课题。它的提出最先只在文学的领域中，但也常常超出文学的范畴，成为社会躁动的一个情绪焦点。它既是社会发展留给台湾文学的一段历史情缘，也是社会心绪借助文学表现出来的一种政治情怀。

　　无疑，台湾移民社会的形成和后来的历史遭遇，带来了台湾社会普遍存在的漂泊心态和孤儿心绪。 这一特殊的情感形态，在两个向度上发展了台湾社会和台湾文学的情感取向。一方面，以中原大陆为文化母体发展起来的台湾移民社会，越是在漂离的情况下，越加深了它对母体社会和母体文化的体认和归依的感情。这种以“祖籍意识”为核心，以文化母体为归宗的移民心绪，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发展升华为割舍不断的祖国情结和民族意识，也就是中国情结。另一方面，在长期与母体文化疏离的情况下，来自移民祖籍的中原文化，也经历着它在台湾播迁的本土化过程，形成了某些与母体文化迥异的本土属性和本土形态，造就了一代代移民后裔的知识分子对本土文化自我体认的社会情绪，成为后来台湾情结的感情基础。

　　日据以后，台湾面临着异族文化的强制同化和压迫。这一时期民族文化和异族文化的冲突，是一种本质的、主导的和对抗性的冲突。此时，中国情结和台湾情结共同存在于民族沦亡的政治忧患之中，在抵御异族文化面前表现出很高的民族同质性。“乡土文学”口号的提出，以及从赖和到吴浊流一系列民族意识强烈的作品的产生，都鲜明地表现了这一时期中国情结与台湾情结在民族文化层面上同质的特点。台湾回归以后，尤其在国民党政权迁台后，台湾情结与中国情结问题越来越突出地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的概念表现出来。以蒋氏父子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以“一个中国”的观念来统一全岛思想，并反复通过教育和大众媒介，使社会心理紧扣在中国情结这个环节上，进而在政治上维护自己飘零政权的“权威性”和“反共复国”的“合法性”。中国情结的这种政治化表现，从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强化了台湾与大陆母体社会的联系。

　　台湾情结与中国情结影响文学的发展是深长的，它构成了台湾文学一个特殊的重要的文学母题。几乎所有古代、近代和当代的台湾作家，都无法跨越台湾与大陆这段文化血缘，以及它特殊历史命运所带来的疏离事实和漂泊心态。

　　“原乡人的血，必须流回原乡，才会停止沸腾！”(钟理和:《原乡人》)被尊称为“台湾新文学之父”的赖和，在其旧诗诗作中，歌颂中国民族英雄文天祥为：“天地只今留正气，浩然千古见文章。”他探访延平遗迹而有诗句云：“漫将遗事访延平，故老辛酸说有明。”被称为“铁血诗人”的吴浊流，在抗战时期赴大陆沦陷区，离台前，他在《留别栗社同仁》云：“栗里文明地，难忘旧侣情。身虽千里外，梦向故园生。家园抛别去，为复旧山河。虽乏匡时计，都因热血多。”在《过吴淞炮台》，诗人云：“百战英雄迹尚留，吴淞烽息几经秋。滔滔不尽长江水，今日犹疑带血流。”这种种情绪何尝不是来自台湾同胞内心深处的“中国情结”呢？

　　不必讳言，孙中山先生在台湾同胞心目中的地位不是任何人可以取代的，这也是台湾同胞心目中一段悠长的“中国情结”。孙先生逝世于北平的消息传来，全岛民众如丧考妣,《台湾民报》以《哭望天涯吊伟人》为题发表社论，表露了台湾同胞的至性至情，感人至深。直到1929年奉安大典，每年台湾同胞均举行纪念大会，其庄严隆重绝非光复后的纪念活动可比。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则是发表了大量悲壮的作品。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时的悼词就是出于张我军（台湾作家）的手笔，而遭致御用文人攻击为“非国民”；赖和也为孙中山的逝世写下一“联”一“词”；张深切（台湾作家）更是直奔孙中山革命的大本营——广州，而发起“广州台湾革命青年团”组织。吴浊流在抗战时期旅居南京，曾往谒中山陵，且有诗云；“陵庙堂堂半岭留，精灵常在护民忧。钟山今尚腾王气，一望中原四百州。”

　　从民族文化的血缘上说，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这便成为台湾同胞一代又一代深植内心的中国情结。深怀中国情结的台湾同胞曾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进行了悲壮的斗争。但近年有关中国情结与台湾情结的论争，由文学缘起而溢出文学范畴，越来越泛政治化，这便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既然台湾文化是中原文化在台湾的乡土形态，它就具有中原文化的原型和在台湾的本土新质。这是一个完整的有肌体，不能简单地用中原文化来等同于台湾文化，也不能以台湾文化的本土性来否认它的中原文化的本源。这种辩证关系同样也适于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

　　因此，无论从历史渊源还是从现实考察，也无论从政治、经济或文化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台湾文学都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都是从中国文化母体中分支出来的，并且在中国历史大背景下和中国文学大格局中发生和发展，它无疑应当纳入中国文学的体系并成为其一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