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黄埔精神中长大

张汝丹

 

　　我出生于封建的农村家庭，父亲一生喜读诗书，母亲在我前清“举人”外祖父的规教下品性贤淑，常以外祖父教她的古典诗书诵教于我，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能背诵很多诗文了。我舅父出身于云南讲武堂，常见他戎装严整，精神抖擞，他那威武的形象激发了我对军人的追慕之心。我大哥在国民革命军中供职，他回家时与我讲“革命”二字， 当时我不懂什么是“革命”，他说就是孙中山领导的“三民主义”运动。虽然我也不懂什么是“三民主义”，但“孙中山”的名字却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1940年，我就读于三台国立第十八中学时，校内招收“远征军”，当时我因年龄不够，未能应征，深感失望。后来，我们军训教官王梅影(黄埔九期毕业)，给我们上军训课时总是讲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创建的，是一所文武双全、造就人才的好学校。学生们一身整齐的黄呢制军装，行进时每人手上的白手套衬着黄色的军装有节奏的摆晃，让人感觉特别的美。这让原本就想抗日从军、复仇雪耻的我更想进入黄埔军校，成为一名文武双全的军人。

　　1945年春，忽见黄埔军校来三台招生的广告，我向中学校内的军训教官报告后，他从学校给我开了张介绍信，于是我就去报了名。三天之后，我同一些报考的人一起到了成都，经过各科考试和面试，我被录取并分编到西较场二十一期炮二队，中队长为张我灌、大队长是张遐年。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心中无比高兴。

　　人伍生的军事生活，与过去学校的生活完全不同，半年多不放假、不休息、不能出大门，无论晴天雨天、白天还是黑夜，都必须按时在操场上摸爬滚打进行军事训练。但我不叫苦，不畏退，为了磨练出合格的军人素质，几次生病我都未请假。记得在一次大会操时，万耀煌教育长来到我们西较场，他命令会操的全体同学全副武装绕场跑步。宽阔平坦的操场，绕场一圈就有一公里多，万教育长站在台上看着我们跑，一步也没有离开。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过去了，他仍站在台上未走，全体同学只能不停地跑，有些同学昏倒了，靠城墙一边的草地上躺着好几个人，我暗中鼓励自己，“一定要坚持，一定要跟上，决不能掉队，这不单是锻炼身体，更主要是炼就一位军人的顽强意志。”结果我坚持跑完了全程。还记得一个烟雨霏霏的下午，我们突然接到通知前去西门外大坟包进行野外演习。没有雨衣，也没有雨鞋，在匍匐滚爬的行动中，除了我手中的枪没有糊上稀泥之外，我的全身糊得像个泥人一样，收操集合时区队长看到我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虽然被雨水和稀泥湿透了全身，但我全然不顾， 也不感到累，在收操归队中仍然是以洪亮的歌声和喊号声，伴着稳健的步伐继续前进，那雄壮的精神风貌是经过苦练后成功的收获，也是军人本质的一种体现。

　　入伍期满后，我分科到工兵大队一中队，队长贺有铭，大队长董桂森。工兵科除了学架桥、筑城、爆破之外，还有土木工程学、大地测量学，我对这两门课很感兴趣，在天回镇磨盘山，我的导线测量 “闭合差”最小，多次受到地形教官的好评。野外测量实践中，我们住宿于搭在山上的帐篷里，山中空气清新，树木茂盛，每天我们还未起床，就听到帐外树上美妙的鸟叫声，真有“军中剑舞罢，帐外鸟音世外乐园”之感，每天下午收操下课之后，我们三三两两步游山中，回想这一天内背着仪器，扛着标杆，跑遍每个山头和田地所得的收获，感到这是一种美好而有意义的生活。

　　1947年冬我们毕业前，教育长关麟征在简阳石桥主持诸兵种联合大演习。演习前的头天下午，战术教官孙国璋结合实战情况在阵地前沿给我们讲战术课，当他引讲到“木落霏霏，鸟飞不下”的词句时，天空正是阴云密布暴雨来临之际，各部队正在紧张的调遣和布置，一派战前的紧张景象，使人感觉已置身激烈的实战中。这场阵容庞大的战斗演习，给我们这批即将离校下到部队的学员上了一堂实战战术课，使我们切实领会了如何用兵应战和战斗部署中的诸多军事学问，也可以说是我们多年来学习锻炼的一个总结。

　　在军校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学到了丰富的科学知识和军事知识，铸就了一颗报国卫民的忠心，接受了孙中山校总理“反专制、反军阀、反列强”的教导。这些训教奠定了我一世的人生观，我敬仰孙总理，更热爱造就我黄埔精神的黄埔大熔炉。

　　（四川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