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有个陕西村

吴亚明

 

　　台湾有个“陕西村”，存在了300年，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才偶然被发现。岁月更替，时代变迁，但是这里的村民相濡以沫，薪传火继，仍保留了不少原乡特色，“陕西村”经媒体曝光后，这里也一度成为在台湾的陕西人的精神家园。

　　“陕西村”原名“陕西庄”，位于台湾西部彰化平原的秀水乡，这里溪流蜿蜒，修竹苍翠，稻秧青葱，颇富田园之胜。陕西村现有居民300户约1500人，村民60%都姓林，其余多姓张、李、吴等。那么陕西村是如何形成的呢？相传300多年前，民族英雄郑成功举兵收复台湾时，有72位大陆籍将军随同征战，其中就有一个叫做马信的陕西籍部将，他曾经当过清朝台州的守将，后来投效郑成功“反清复明”。当年，马信率领同乡部队从彰化的鹿港登陆，之后进驻秀水即现在的陕西村一带。在当地，他一面整训队伍，守卫家园，一面寓兵于农，垦殖开拓。后来马信在一次作战中不幸阵亡，他的同乡战士们就在当地落籍定居，繁衍生存。为了纪念马信的功绩，后人在村头为他立碑建庙。可能马信生得面目黧黑，人们习惯称其为“乌面将军”。因此，这庙宇虽然名叫“马信庙”，但是当地村民习惯称之为“乌面将军庙”。如今，“乌面将军庙”的正殿上供奉着一尊古代将军塑像，他面如黑漆，头戴金盔，身穿银甲，手握杀敌宝剑，胸前垂着黑色连鬓胡须，威风凛凛。而庙宇的门柱上写着一幅金字对联，上联是“乌威圣德万古流芳英烈将”，下联为“玉面神光千秋垂泽崇仁军”。

　　“陕西村”被偶然发现和确定的经过是这样的：1976年9月，台湾省教育部门的陕西籍督学徐秉琰到彰化县视察，9月3日那天，彰化县举行全县小学校长会议，徐秉琰在翻阅学校名册时，无意中发现一所小学名叫“陕西国小”，他当时就觉得很奇怪，便向教育局人员打听这所小学在哪里，决定择机访查。到了1977年6月，徐秉琰亲自前往“陕西国小”所在的村落探查，发现那个地方叫“陕西村”，村头的乌面将军庙供奉的乌面将军是陕西人。这使得徐秉琰越发觉得陕西村一定与陕西省有关系。于是他向当地居民询问，但一时得不到确切的答案。徐秉琰不达目的决不罢手，于是他又来到村边的墓地逐一查看墓碑，结果发现墓碑上刻有祖籍“陕西”者竟有数十座。徐秉琰的怪诞行为引起了更多村民的注意，他们前来围观，探听究竟。徐秉琰乘机仔细端详村民的面孔，发现他们每个人的下颚骨都比较宽，与陕甘一带人体的特征相吻合，由此徐秉琰便认定陕西村居民是陕西籍人。徐秉琰十分高兴，返回台中后，打电话向陕西老乡报告这一消息，并约他们再到陕西村访问当地父老。1977年7月，徐秉琰等一行数人到陕西村进一步搜集资料，终于确定陕西村居民都是陕西籍人。

　　这个消息经过媒体报道，就像长了翅膀，传遍海内外。其中最兴奋的莫过于当年跟随国民党部队来到台湾的陕西乡党，他们纷纷组团前往陕西村访拜。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有开放探亲，许多人有着浓烈的乡愁，陕西村的发现让他们非常的开心。他们说，300年前落籍陕西村的居民，虽然不是自己的家人亲友，但他们都是陕西同乡，见到他们如同见到自己的乡亲，对自己的思乡情怀可聊得慰籍。陕西村居民对来访的同乡也一见如故，热情接待。台南县麻豆镇的陕西同乡浩浩荡荡来到陕西村时，村民办了几十桌酒席表示欢迎，其热闹场面在该村以前难得一见。后来，经过徐秉琰先生的倡议，台湾的陕西同乡捐赠新台币400万元，在陕西村入口处修建了牌楼，并在马信庙后面建了一座宏伟的“陕西文物馆”。　　　　1982年5月31日，“陕西文物馆”落成，台北的“大西北秦腔研究社实验剧团”在落成典礼上献演秦腔《二进宫》、《杀庙》、《柜中缘》、《白蛇传》等4大剧目，乡音绕耳，观众个个热泪盈眶。文物馆珍藏着有关陕西的文献、墨宝、书画、典籍、史料等，同时也是台湾陕西同乡聚会的场所。陕西村的发现，引发了在台湾10万陕西籍人士寻根的热潮，每年农历8月23日乌面将军诞辰日，陕西村热闹非凡，到此聚会的来自台湾各地的陕西同乡人数可达7、8千人。

　　就跟台湾的许多乡村一样，如今的陕西村依旧是个幽静的村落，村里的年轻人多到城镇发展，寻找机会。留守村里的多老弱妇幼，大多数人以务农为生。经过了300多年风雨洗礼，陕西村的村民已经不会讲陕西话，生活习俗已经跟当地人没有什么差异，但是他们演唱的村戏无论在琴技、拉板、唱法上都与秦腔相去无几，另外，与别处不同，陕西村的宗祠除了供奉祖先牌位，还供奉着令剑、令旗、以及写着东西南北中各营的令牌，显示了他们慎终追远的故园情怀。虽然身在台湾，但他们关心陕西的事情，当年宋楚瑜访问大陆，在陕西提到台湾有个陕西村，陕西村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陕西村长林钦还接受记者访问谈感想。拜陕西村所赐，彰化县与陕西的教育交流也极为密切，先后有200人次到陕参访，参访团成员除彰化县教育界人士外，还有陕西村所在地的秀水乡乡长及部分乡民代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