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黄埔

　　高沛之

　　说来真不可思议，当我还在孩提时代，便与黄埔结下了不解之缘。那年，在我居住的北方一个古老的小县城，进驻了北伐军。这些军队与之前的军阀部队有很大差别：他们纪律严明，说话和气，公买公卖，不打扰百姓。有一次在我家借了十几个饭碗，过了两天竟然原数送回来了。其中一个是新的，说是打了一个赔偿的。这在过去的军阀部队是没有的。渐渐地，新来的军队与百姓的距离缩小了。驻军的周围也有了做买卖的，并且还出现了补袜底、洗衣服的妇女。这批新来的北伐军，南方人多，好多还是文质彬彬的学生模样。他们每周都要在城隍庙戏台演场话剧，那时叫“文明戏”。每逢这时，一年到头也看不了一场戏的人们前呼后拥的都来了，红男绿女，热闹非凡，我们全家是每演必到。开演之前总会有一个军官出来讲当时的革命形势和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有时还把一些欺压乡民的地方恶霸、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图财害命的土匪拉出来，让百姓申诉，最后根据他们的罪行酌情处理，对此，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后来，大家又听说这支部队是学生军，军官大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于是，百姓更加感动，对他们也更加敬佩和拥护，纷纷组织起来去驻地慰问。但是，部队坚决不收礼物，实在不好推辞的，便作价给钱。一时间，北伐军的声威大振。“黄埔”两个字，也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华北大片祖国河山被日寇铁蹄蹂躏。为了不当亡国奴，我于故乡沦陷的前夕，随学校部分师生逐步南逃。由山东历经河北、河南、湖北至湖南。有一天，我在长沙车站，发现从汽车上下来一批与众不同的军人。他们昂首挺胸，踏着整齐的步伐，每人腰间佩戴一把佩剑，剑柄镌刻着“成功成仁”四个字，并有蒋中正赠字样。群众一拥而上，当得知他们是黄埔军官学校毕业，分赴前线抗日救国的，便纷纷议论：有这些新时代的军人，国家有救了！当时，我和同学金戈一同发誓，决心报考黄埔军校。越年，我在湖南衡阳工作，接到金戈来信，说驻长沙麓山附近的黄埔军入伍生团招生，要我立刻去报考。我接到信后异常兴奋，立刻辞去工作，三日后赶奔长沙。事出意料，该团因故推迟了招生时间。正当我们彷徨街头，倍感怅惘时，忽见路边墙壁上贴有招生广告，近前一看，是机械化部队招考学兵。白底黑字，还有一个很显眼的大红坦克图，怪吸引人的。我们便一同报考了，录取后随招生处到广西全州受训，到达目的地后，方知为第五军装甲兵一团，当时是全国唯一的一支机械化部队，坦克及装备均来自苏联。军长杜聿明，为黄埔一期毕业生，连长以上官职均为黄埔毕业生担任。招来的学生多为长沙、衡阳等地的初高中毕业生，也有部分大学生和少数北方流亡学生。但我们还是向往黄埔军校。半年后，随我一同的金戈同学最终在一个蒙蒙细雨的夜晚离开了部队，前往寻找报考黄埔军校的机会。临行前我们洒泪握别，并约定如有良机一定携手共赴。未几，金戈突然自重庆来了一封信，要我立刻进川，报考陆军军官预备学校。接信后，我于当晚与朝夕相聚情同手足的同学们握手告别，他们都倾囊相助，算了算也只有相当现在的二、三十元而已。当时由广西入川，要经黔桂铁路，但该路当时只能通到贵州的独山，由独山至贵阳，再至重庆都是汽车。遥遥数千里，途中千山万壑，区区二、三十元不要说坐车，沿途果腹之需也远远不够。但一想到他日学就，驰骋疆场保卫国家，得展素志不负青春，顿时热血沸腾，毅然踏上漫长征程。

　　历尽艰辛，跋山涉水到达重庆，当日赶上日机空袭，路边店铺纷纷关门，路上行人匆匆。我找到金戈住处时，他已为我准备好了食宿和所需的参考书籍。经过两日的笔试和口试，我们幸运地榜上有名。

     当时，学校设在成都以北四十里的新都县，成渝铁路尚未通车，我们只能沿着成渝线徒步行走。出发前招考官给我们讲话，介绍学校的一般情况，下达行军纪律并临时编队。到达学校集中训练时，抗日已进入第六个年头，正是国家和人民最艰苦的岁月，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学校也不例外，白水煮青菜，每人也只能分上小半碗，我们常常吃不饱。出操或野外训练时，主要穿草鞋。尽管生活如此艰苦，但大家却毫无怨言，并且经常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自励。学校设在四川新都县西门外宝光寺内，宝光寺占地数百亩，建筑古典宏伟，是四川境内闻名遐迩的古刹。主持长老，法号无穷，据说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晚年看破红尘，削发为僧，寺内有僧侣百余人。夜间醒来，房前潺潺流水，寺内钟声阵阵，很富有诗意，但又会触发思乡之情。有时我会一跃而起，到教室内参加宵夜奋读的行列，可常常会被队长发现，把油灯吹灭赶回宿舍。然而，不一会教室内又会灯火通明，又一批同学来了。这种奋发的景象，使得队长们哭笑不得。他们关心同学们的学业，更关心同学们的身体。校长邓树仁为工兵少将，广东人，热心教育事业，同学们都非常敬重他。教育长麻清江，陆军少将，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此人高大魁梧，具有北方人之敦厚诚恳品质。大、中、区队长皆为黄埔毕业生。全校学生千余人，以外语分队，共有英、法、德、日、俄五种语言。每队百余人，各占一个教室一个宿舍。三年的时光，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小天地里。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些，但士气激昂，精神充沛，讲文练武，随时准备奔赴战场消灭敌人。来自沦陷区的同学更是卧薪尝胆，砥砺意志，时时刻刻都在牵挂着故乡父老同胞，誓以身许国，献身疆场。

　　光阴荏苒，三年时间很快结束了。我们全部升入成都黄埔军官本校，编入二十二期三总队。如果说在预校过的是亦文兼武的严肃规律的军人生活，那么升入军校后，则是进入锤炼军人的熔炉了。三个月的入伍教育，每个同学的身体，都消瘦了许多，但意志更坚强了，筋骨更健壮了。这时，抗日终于取得全面胜利，但时过不久，解放战争开始了。同学们通过各种渠道与外界接触，想方设法获取消息，渐渐地，好多同学思想上都有所波动，长时间的振奋状态也开始慢慢松弛下来。

　　很快，最后的两年军校生活也结束了。毕业典礼那天，面对新的国忧家愁和生离死别，同学们不禁对泣无语。与我十多年来患难与共，胜似手足的金戈分配去了台湾，我则留校负责后期同学的教育工作。几个月后， 我们接收了二十四期新同学入校。与此同时，二野刘邓大军率部西进，加紧解放四川的部署。大批机关、团体撤离成都，学校也奉命西迁，计划经川西入西康再至云南大理，然后根据时局变化，再作别的打算。学校迁校总负责人为二十四期总队长许幼常（黄埔四期毕业生、贵州人），北平解放前曾担任北平军官学校军官总队总队长，并参加北平和平解放。返校前在北平接受待机起义的任务。故接到西迁任务后，虽然离开成都，却滞留川西一带，与进川大军秘密联系起义时机。当时随二十四期同行的尚有即将毕业的二十三期同学，和为学校警卫、服务的特务团。1948年初冬，我们全校官生及教职员工于川西大邑县一带起义。除部分年老病弱教职官员就地资遣外，全部官生均编入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集中合川县学习。正像率领我们起义的先期学长许幼常总队长临别赠言所说的那样：“为了避免同胞们自相残杀和牺牲，我选择了这条光明大道，把你们带向新生。你们都是有为的青年，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建设未来的社会主义祖国，去贡献你们的青春吧！” ●

　　 （天津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