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访百岁黄埔老人彭猗兰

　　贾晓明  胡静华 

　　彭猗兰老人1908年生于安徽芜湖，1925年进入广州中山大学学习，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彭老担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教导员。后随林伯渠同志至南昌，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后，彭老随领导同志转战广东，经香港、去上海、西安等地继续开展革命工作。解放后任国务院干部，现已离休，在家安度晚年。彭老是现在极为少数、依然健在的八一南昌起义亲历者，虽年逾百岁，但依然体格硬朗、精神矍铄。采访期间，彭老为我们讲述了自己在八一南昌起义前后的亲身经历。

一

　　1926年9月初，革命形势发展很快。10月初，我随蔡畅同志等人一起从广州乘船经上海到达武汉。在武汉，邓演达同志热情接待了我们。经过一番“能力测评”，邓演达将我分配到总政治部宣传科做宣传工作。

　　10月下旬的一天，邓演达主任找我谈话。他说组织上决定派我参加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的筹建工作。当时我刚满18岁，虽然已经入党，且在广州中山大学接受过一些革命锻炼，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但是，直接接受如此重大的任务还是头一次，所以心里特别紧张。我向邓主任汇报了自己的一些顾虑，希望在我上任之时能够得到各级领导的帮助。邓主任耐心地听了我的汇报，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同时鼓励我说：“妇女解放运动，是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需要一批妇女运动的骨干力量。过去在广州的黄埔，我们没能组建一支‘女生队’，现在条件已经成熟。我希望你能挑起这副担子。”

　　得到了邓主任的支持和鼓励，我立即走马上任。1927年2月，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正式成立，女生队招收学员共195人（男同学986人），我担任这支部队的教导员，军衔是中尉。当时，我们女生队学员的学历均为初中以上，有相当一部分还是大学生。大家个个都是进步女青年，对革命理论求知若渴，而且革命热情非常高。

　　我们女生队开授的课程主要有两种——“文”和“武”。“文课”主要是政治思想教育。有全校大课，也有女生队“小灶”。教师由我党著名思想家、理论家和党外著名进步人士担任。为我们上课最多的是恽代英、沈雁冰、许德珩。此外，陈独秀、瞿秋白等我党主要领导人都来为我们做过演讲和报告。毛泽东同志先后两次来我校做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深受女生队的欢迎。“武课”就是军事训练。主要有步兵操练、射击训练等项。“武课”是我们女生队最吃不消的，开始的时候队员们经常哭鼻子。过了一段时间，大家渐渐习惯，基本上顺利通过训练，在短时间内成为了合格的军人。

　　1927年5月中旬，夏斗寅公开投靠蒋介石，率部进攻武汉。面对紧迫的形势，黄埔武汉分校的学员被迅速动员起来，组成了独立师，配合叶挺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出城作战。我们女生队也接到上级指示，被分配到各师、团、连队政治部、医院，担任宣传工作和战地救护。纸坊一战，夏斗寅被我军击溃。我们女生队和大部队一起追击敌军，进入沙市、天门等地，没有一个掉队。在那里，我们不失时机地向广大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帮助群众恢复被敌人破坏的农民协会和妇女协会。同时，我们帮助当地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做了大量革命工作。

　　6月底，我们女生队和大部队回到武汉。但是，形势一天天恶化——汪精卫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被迫停办。7月18日，举行了毕业典礼，我们女生队学员领取了毕业证书，一部分去了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和贺龙的第二十军，做文书、通讯、宣传、医务等工作；一部分去了叶剑英的军官教导团；一部分被党派往苏联学习。

二

　　学校停办后，恽代英同志找到我和彭援华（彭文），命令我们立即随部队出发。1927年7月20日，我们随林伯渠、吴玉章等同志离开武汉，与贺龙同志的第二十军乘船前往九江。7月26日，我们到达南昌，住在离江西大旅社不远的一间小学校里。当时江西大旅社已经成为了南昌起义总指挥部，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和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经常在这里商讨战略大事。我和别的几位女同志白天在指挥部里做文书、勤杂工作，夜间则回小学校休息待命。由于保密工作极为严密，我们不知道起义的确切时间定在8月1日，只是每天紧张地做自己手头的工作。

　　起义当天，我还在小学校。半夜，突然听到密集的枪声，有同志跑来说起义开始了！我和彭援华赶紧穿好军服跑步到江西大旅社。

　　我赶到大旅社的时候，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人。我们进了院子后，有人过来发给我们红布条叫我们系上。当时周恩来同志站在院子当中，已经开始做动员讲话，谭平山、林伯渠、吴玉章等同志站在左右。我们都围在周恩来同志的四周，大家胳膊上都系着红布条，有的同志将红布条系在脖子上。我听见周恩来同志说：“大家要勇往直前”，“没有派往前线的同志要积极做后勤工作”。

　　会后，林伯渠同志找到我，命令我们和第二十军军部卫生队一起上前线抢救伤员。我们出发以后，发现除了救护伤员以外，该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于是我们往返在战场上，见到什么干什么。有伤员，我们就抢救；需要运送弹药，我们就搬扛；闲下来，我们就向战士们做宣传鼓励……总之，那一夜兴奋得不得了。天亮了，我们取得了胜利。

三

　　起义胜利后，革命委员会决定撤离南昌，到广东凝聚力量择期发动第二次北伐。我们黄埔军校女生队大约30名同志参加了南昌起义，有幸成为人民军队的第一批女战士。起义后，我和彭援华、胡毓秀被周恩来同志留在总部参谋团，别的女同志则被派往各战斗部队做宣传、救护工作。

　　当时我属林伯渠同志领导。林伯渠同志交给我一项新任务——作起义部队的会计兼出纳。我没有学过“财会管理”，也不懂什么叫“出纳”。于是向领导说自己干不好。林伯渠同志告诉我：工作就是一个——见到署名周恩来、林伯渠的批条，按条上的数字照发就可以了。

　　8月3日，我随革命委员会、贺龙同志的第二十军一起撤离南昌。我管理着三个箱子：一箱银元，一箱钞票，一箱文件、账簿和收据——这是起义部队的全部“细软”。行军期间，我用的是“接力法”——部队每到一处，我就请当地的农会派可靠农民来帮着挑一段路。

　　部队南下，天气极为闷热。而我们每个女战士身上都背着衣服和军毯。身体强壮的几位，如杨庆兰、谭勤先、陈觉吾、王鸣皋，还背着步枪和子弹袋（在会昌大败钱大钧部后，缴获了大批枪支，我

们每人身上背几枝枪），行军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是我们这些女兵，没有一个叫苦，始终斗志昂扬。
　　杨庆兰是和陈毅同志一道在临川与大部队汇合的，当年只有17岁。她枪法最好，临阵从来都是冲在最前头。在陈赓营长腿部负伤后，是她一个人从战场上把他背了下来。王鸣皋同志的脚是缠过后再放开的，但是数她吃苦耐劳，行军途中一直是她背的东西最多。
　　行军途中，我又兼任了革委会的机要通讯员。林伯渠同志给了我一盏有四方玻璃罩的煤油灯。每天我和警卫战士一起，将革委会的公文送到前敌委员会处，再将前委的战报和信件带回革委会。夜间赶路则全靠那盏煤油灯。
　　由于天气炎热，掉队的战士开始增加，病员也越来越多，最多时达到千人，我们女兵又担负起护理伤病员的任务。

四

　　部队于9月5日越过武夷山，进入汀洲，在那里休整了三天，几百名伤员被安置在傅连璋的医院治疗。23日，我军攻占潮州，24日占领汕头。在与李济深、黄绍竑部激战后，于10月1日撤离潮州。当时，胡毓秀、王鸣皋、谭勤先未能及时撤离，后来依靠当地革命群众的掩护，安全转移到上海。前敌委员会机关撤退到普宁县的流沙召开会议。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会议决定非战斗人员就地疏散，由当地革命群众做向导，分别向海边转移，由海路去香港。起义部队则向海陆丰地区撤退，虽然周恩来同志病情加重，但他坚持随主力部队一同前进。部队在汤坑地区陷入敌人重围后，前敌委员会决定部队分头突围。叶挺、聂荣臻、杨石魂等同志保护周恩来同志由陆丰的甲子港登船去香港。我作为前敌委员会机关的非战斗人员，与林伯渠、郭沫若同志从流沙转道神泉港，乘帆船于10月7日抵达香港，张太雷同志在香港负责接应。不久，我随同前敌委员会的部分领导从香港转抵上海，投入了新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