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的变迁

李熙宗

　　我原藉四川雅安，出生于四川成都。1945年4月14日，我于黄埔军校第十九期毕业，后分配至国民党军陆军第十三军。当时，抗日战争已由防御转为反攻阶段，我随部队进军广西金城江、河池、柳州一线反击日寇。时至1945年底，国共和谈破裂，三年内战开始。1947年初，我自动离开了部队来到北京（当时叫北平），经人介绍至旧北平市政府卫生局工作，直至1948年北平解放。1949年2月，我被新组建的北平市人民政府卫生局留用，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
　　在即将迎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应《黄埔》杂志之约，说说自己耳闻目睹的北京60年来的变迁。
　　拿我居住工作活动过的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地区来说，在解放前，白纸坊一带大部分是做豆纸（卫生纸）的手工业作坊，还有几家熟羊皮作坊，老远就能闻到一股刺鼻的臭味，住户散落星星点点，除了菜园之外就是坟地。这里造纸的作坊都有一个俗称“麻坑”的污水坑，夏天蚊蝇滋生、气味熏人，冬天是孩子们玩“冰出溜”游戏的地方，这就是人称贫民窟的白纸坊。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不要说白纸坊这样的地方没有一条像样的马路，全北京（北平）也就只有几条主要干线是柏油路，小街巷、胡同都是土路或石碴路，“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街泥”就是那时北京城街道的真实写照。出门的交通工具只是东单、东四、西四、西单环路有几辆公共汽车和前门的有轨电车（铛铛车），其余满街跑的都是人力车，搬运货物是用人或牲畜拉的排子车或大车。到解放初期虽有了自来水，但远没普及，用户用水都要先到水房买“水牌子”，然后由水房伙计用独轮车挨家送水。公共厕所也很少，而且是只有男厕没有女厕，主要由掏粪工背着木桶到各家各户收粪便。普通百姓住的地方很是糟糕，一般都住大杂院里的由碎砖头盖起来的房屋，既住人又放杂物，吃喝拉撒在一起，少的几户一院，多的一院达几十户，老百姓称为“杂院”或“大杂院”。
　　解放后的宣武区白纸坊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真正是旧貌换新颜。过去的豆纸作坊以及菜地、坟场、土路早就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四通八达宽阔整洁的柏油马路，路上车水马龙，路两侧绿树成荫，草坪上鲜花朵朵。老百姓生活方便，到处都有超市、商场，看一般病有社区医院，要是有急病拨120或999，急救车三、五分钟就到。这里的休闲处所也很多，有闻名遐迩的红楼大观园，街心花园更是数不胜数。
　　现而今，我和昔日的邻居们都已有了新家，虽然距离有远有近，面积也有大有小，但都安居乐业。那天，我去一个姓张的老街坊家串门，看到出门迎接我的老张穿着时髦的唐装，不禁想起有人形容建国60年来国人的衣着变化：当年是清一色的蓝色中山装，现在是五彩缤纷的中、西新时尚服装穿在普通人的身上。老张家原来只有一间房，不到10平方米，现在可不同了，室内装修得很现代化，用老张的话说：他也拥有自己的“不动产”。那天中午，老张家四大碟、八大碗的摆了一桌招待我，他说：“这都是绿色食品，有营养，能保健”。临别时，老张叫儿子用私家车把我送回家。我不禁浮想联翩，今天老百姓的生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哪！
　　我去黄埔同学老孙家看望，老孙谈起他家的开心事：“我的第三代是五个女孩，人称‘五朵金花’，五个孩子小时候常自编自演一些文娱小节目，给我们晚年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而今，‘五朵金花’均已长大成人，而且都获得了学士学位，其中三人还取得了硕士学位。我的外孙女李凌现在香港无线电视台担任新闻主播，奥运期间与中央四台国际频道合作播报‘中国奥运’香港部分。这是对奥运的贡献，使我感到欣慰。我家最小的一朵金花——菲菲，最近从美国学成归来，立即被美国一家公司驻京办事处录取担任商务助理。至此我家的‘五朵金花’全部都找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在北京居住的孩子，也都常回家看看，在香港的孩子，一回到北京就会来看我们；前两年还邀请我和老伴上香港、澳门旅游，我老伴和我的姑娘还去了一趟新加坡。这都是可以说是晚年的幸福，幸福的晚年。”
　　至于说到我自己家，这60年的变化也很大。就拿住房来说，我和老伴有自己的楼房居室，子女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家，都住上现代化安全、卫生设施齐全的房子，甚至我的第三代也都有自己的新房,再也不是每人住处不足2平方米，20多家共用一个水龙头,出屋得走五、六十米上厕所、倒污水的日子了。
　　短短六十年，弹指一挥间，我们身边发生太多太大的变化，住房更宜居，穿衣讲时尚，饮食多元化，出行更便利，百姓的生活，和谐幸福美满处处可见。我深深相信，我们祖国未来的前景必定是繁华似锦，光辉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