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学生军宣传活动中的自我宣传（上）

李宁

　　亲爱的父老兄弟呀!我地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军现在到各地方来操练野战的方法，预备将来同个的害民卖国的军队打仗，剿灭四乡的土匪，保护你地的利益啦！我地的军队实在即系你地自己人一样，大家都有密切的关系。请你们千万咪怕，仍旧安心作业。但系演习的时候，必定要放枪放炮。个阵时恐怕你地唔知道，以为有乜事干发生，大家都惊骇起来。所以先讲明你地知，唔好误会！

　　现在我们北伐军老早就到了武昌、汉口、汉阳等紧要地方。不久就可以打到北京。个阵我地广东愈发安稳，你地愈发安乐，你话几好呢？所以特地将打仗新闻讲伴你地知，等你地欢天喜地，安心乐意去耕田，去做工。

　　不过现在北伐时期，恐怕有人引你地去为非作恶，你地要格外提防，咪受区欺骗。呢的就是帮助政府，帮助北伐军。区地大暑天仍然去北伐，完全为救国救民，争回你地应享的好处。你地点好唔拥护政府，拥护北伐军，帮助我地，反转受人家困惑呢？愿你地醒悟，祝你地健康!

　　以上这篇用广州方言写成的宣传文字，是1926年北伐期间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黄埔军校)为学生军的实战演习而向演习地附近民众散发的一份宣传单张，除了粤语版本以外，还有另一个国语版本。它用贴近生活的通俗语言、诚恳亲切的态度告诉老百姓：要演习了，别害怕，同时也不失时机地报道北伐战况，进行自我宣传。三段话分别表达三个诉求，力求收到一举数得的效果；用两种方言表述则兼顾了不同方言民众的阅读习惯。说明当时的宣传人员已经深入研究过大众的心理，并善于利用媒介将信息传播到人民当中。

　　本文选取1924年到1927年第一、二次东征以及北伐期间，黄埔学生军针对民众制作的宣传品进行解读，试图从大众传播的角度初步探讨这些宣传品在中国首支党军的形象构建中所担当的角色以及它们所发挥的作用。

军队意识形态化的过程

是党军内在形象建立的过程

　　以宣传队为中介，利用传单、演讲、戏剧等手段进行宣传，是20世纪20年代国共合作后非常流行的一种传播模式。报纸、杂志内容详尽、说理充分；演讲、戏剧、歌曲充满煽动性和感染力，对乡村中的文盲、妇孺尤其适合；宣传单张简练、篇幅小、影响范围广，还可以保存，更适合在乡村进行宣传，几种形式同时或交替使用，在黄埔学生军出征的过程中已是司空见惯。1925年3月第一次东征期间，蒋先云对教导团的宣传工作有这样的描述：

　　“行军时，宣传队在前面发传单，因此沿途的乡民对我们毫无恐惧，军队到一处即由党部及政治部制备茶点，邀请乡民开联欢会，乡民见我们对他无所牵累，且款待他们，因此暂与我们亲近，我们唱的国民革命歌，行军歌，杀贼歌，沿途的小孩子大多数能唱，我们的传单，乡民多为我们张贴在街上或自己的住屋中。”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注意到，当随军的宣传队作为先锋在前面散发传单后，沿途的村民都消除了恐惧，也就是说，在此之前，乡民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兵心存戒心，这说明，传单在军民关系之中产生了微妙的互动，革命军取得了民众的信任，有人更主动为他们做义务宣传，由此可见，宣传的作用除了向民众宣传革命道理外，其中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充当革命军形象的“代言人”。

　　进入民国以来，由于军阀割据，军队形象以负面居多。

　　孙中山从投身革命事业开始，就一直在军队的问题上吃苦头，从早期会党的乌合之众，到后期各系军阀的相互利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他的革命事业的发展。他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这样形容自己的事业：“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但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像这样看来，中国革命十三年，但得到一个空名，所以中国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而中国的邻国俄国，革命党在沙皇政府政治和经济都非常强大的情况下，只用了6年的时间便取得了胜利，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俄国“有了革命军做革命党的后援”。因此，他希望能在中国建立一支“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忠必信、一心一意、贯彻始终”、像开国革命先烈一样“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为国来奋斗”的党军。

　　党军从何而来？它不是现成的，也不可能在士兵中间自发产生，它必须自外而内、由上而下“制造”出来。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取经，学习苏联的建军经验。1924年6月16日，“党军之养成所”——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举行了开学典礼，从此进入了党军的“制作流程”。

　　黄埔军校要培养的是前所未有的革命军人，其教育强调要从精神入手。孙中山要求学生“要把自己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质，像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质都一概革除。”军校政治工作的目的是“认清敌人、辨是非、明利害、知礼义、尚廉耻，要言之，即灌输学生之政治常识及本党主义而培养其革命之精神，实现明耻教战的古训。”就是要把军队意识形态化。因此，政治教育(军校文献中常称之为“精神教育”，似乎更贴切)便成为党军建设的关键。

　　主要做法之一，是通过开设政治课的形式从学理上使革命理论在学员意识深处扎根，使之形成革命的意识。我们以其中一个种类的政治教育为例。1925年，为补充军中党代表人才，军校举办了一个速成班，由胡汉民、汪精卫、甘乃光等开列训练课程，其中包括八门课程：帝国主义的解剖、中国民族革命问题、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侵略史、中国近代民族革命史、各国政党史略、各国革命史略、三民主义。以上政治课科目包涵了革命军官所必需的知识结构：三民主义、中国近代民族革命史是关于对国民党的信仰的教育，它是每一个军校学员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帝国主义的解剖、帝国主义侵略史帮助学生了解当时革命的最大敌人帝国主义的本质；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民族革命史、各国政党史略、各国革命史略则是拓展学生的视野，教导他们以史为鉴。

　　由于当时处于战时状态，每次培训都不可能有很长时间，像上面列举的培训班、普通班以三个月为期，速成班则只有一个月。这些短期培训中的理论课难以把原理讲得充分透彻，因此，政治教育也以多种形式渗透到官兵的日常生活当中。如依照国民党内的成例，举办总理纪念周，每次都有固定不变的礼仪。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坚定对孙中山及其主义的信仰，同时也通过演说或政治报告，向学员灌输革命意识。演讲、训话常称为“训勉”，“校长及教育长或以演讲或以文字时时对于教职员及学生以训勉，举凡有关处世立身、治学办事、修己教人、各方面无不谆谆训诲，惟恐不尽，故本校员生熏染日久，气质变化，努力以求效命于党国，献身于主义。”作为第一任校长，蒋介石对演讲显然非常热衷，常亲自为官兵演讲。不仅如此，政治部还编写了《士兵日课问答》以及《革命军格言》作为士兵日常政治训练的教材。《士兵日课问答》中有这样的“对话”：

　　问：我们看见了百姓的痛苦没有？

　　答：看见了。

　　问：我们现在的衣食住是哪里来的？

　　答：全是百姓供给的。

　　问：我们为什么要革命？

　　答：我们要救国救民。

　　问：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答：我们要实行三民主义。

　　以上的自问自答告诉你，标准答案已经准备妥当，只需要把它背下来。

　　此外，各种各样报刊的出版以及话剧表演，则将政治教育寓于娱乐并渗透到官兵的日常生活之中。短短的几个月培训，并不足以把一个士兵完全变成一个新人，于是，宣传队除了向民众宣传外，也担负着在行军过程中对士兵进行政治教育的使命。

　　政治教育的过程是黄埔官兵对革命军身份的认同确立的过程，也是革命军形象的建立过程，但是，从精神建设入手，实现党军的形象，只是党军建立的第一步，它必须实现另一个转换，使这一形象建立在人们的心中，因为能否把这支全新面貌的革命军向广大民众推广，消除老百姓心目中对于军队和军人的疑虑，关系到这支军队能否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会直接影响其军事活动。因此，党军的自我宣传成为宣传活动中一个重要的诉求。

向民众宣传革命的过程

也是自我宣传的过程

　　这支军队到底是什么样的军队？它到底跟别的军队有什么区别？这是革命军面对民众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的军队来了！我们的记号是颈系红巾，军装整齐，衣领是翻领。

　　一声招呼，显示出这是支与众不同的军队，容易识别，一下子就拉近了与民众的距离，但这只是表面的形象，这支军队为什么不一样？还需要进一步的解释。

　　第一，它是孙中山先生所创立的军队。1925年2月，时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在东莞各界欢迎大会上演讲时说：

　　“吾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如欲使中国和平，须有真正之革命军，须有为人民所用之军队，故特设立党的军(官)学校。于军事教育外，授以政治教育，告以中国如何受列强压迫、军阀压迫，以及农工商各界之痛苦，告以解除压迫与痛苦之途径。要使每个军官，每个士兵均能了解此理，此党立军官学校设立之目的。”

　　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在人民心目中拥有崇高的地位。因此，在宣传时突出孙中山与党军的关系，能提高军队的声望，使民众容易接受。第二次东征期间发出的一份宣传指引，就提醒宣传队员注意，要“多备精美照片(孙中山、列宁、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等人的)及画片(须五彩寓意革命画)沿途分给人民，作宣传的媒介”。而宣传队在随军宣传的过程中也是这么做的。

　　第二，革命军跟以前民众所见的军阀部队的最大不同是它代表民众的利益，是一支人民的军队。

　　蒋介石在东莞民众欢迎大会上对革命军与军阀部队进行比较，点出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现在广东军队多得不成样子，腐败得不成样子，此因其非真正革命军之故。若真正之革命军当为保护人民而来，纵无衣食亦不变志。”学生军在对民众的直接宣传中的表达则更通俗、更形象：“我们是民众自己的军队，时时刻刻准备为民众的利益而奋斗。所以你们见了我们，犹如见了你们的亲兄弟一般。”而且，还报告部队的军事进展与“兄弟”分享：

　　我们革命军已把素称天险的惠州城攻下了！复又把海陆丰取得了！东江的肃清就在目前，广东的统一便指日可待！从此东江人民就可从帝国主义的走狗陈炯明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同时广东全省人民乃登衽席！

　　这样，就把革命军的军事活动与人民的利益与未来联系在一起了。单单这样的陈述未免太过笼统，“套近乎”也未必能说服群众，于是，革命军又进一步承诺：

　　1.不横蛮无理强拉夫役：我们一切行李，完全用多量金钱，雇请工人搬运，虽有时拉用夫役，亦必给以相当工资。

　　2.付价购物：我们购买一切物件，完全交付现金。决不赊欠和短小。

　　3.不用军用票：我们全用毫银购物，所有中央银行钞票一种，与毫洋信用相同，我们军行至某市，某市即可设兑换所。如有得此票者，可随时往兑换所兑换现金，决不可认为军票。

　　4.切实保障人民：我们除努力追杀陈炯明外，如有盗贼偷窃人民，必为人民逮捕盗贼，如有匪徒抢劫人民，必为人民剿杀匪徒。

　　承诺固然非常好，但如何证明这支部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打仗呢？答案是：“我们出兵东江，为的是消灭陈炯明，为的是消灭残害你们的奸贼。”为什么陈炯明是奸贼？因为他犯了以下罪：

　　1.谄媚北军，勾结土匪，扰乱东江，使人民不能安居乐业。

　　2.勾结香港帝国主义，盘踞东江潮梅，招兵买马，乐抽捐税，解散农民协会，驱逐汕头市党部执行委员，枪毙农民运动领袖。

　　3.蓄谋推翻国民政府，更是想逢迎香港政府统治广东，使农民诸君永远呻吟于十八层地狱下之黑暗生活。

　　进而言之，以陈炯明为代表的军阀，是人民一切痛苦的根源：

　　贪官污吏、地主劣绅是社会的寄生虫。他们畏赖你们才能生存。你们的血汗是他们闹排场、吃花酒的代价。帝国主义英、美、法、日与其走狗军阀陈炯明、洪兆麟、邓本殷等更是专门吃你们的肉，吸你们骨髓的天然生成两位一体的怪物。帝国主义与军阀是结了不解之缘，更是促成或帮助贪官污吏地主劣绅压迫你们摧残你们的主动者。

　　结论是自然而然的：“如果陈贼不除，东江战争永不能息。”幸运的是，“打反叛，除奸贼，光明正大”，“保人民，安地方，公正和平”的黄埔学生军“现在来救你们了！”只有消灭了万恶的陈炯明，才能够使“全中国的同胞们都享受着太太平平，安安静静的快乐日子！”这样，革命军“代表人民的利益”这一命题也就不证自明了。

　　随着革命军宣传活动的展开，正义之师的形象开始进入民心，并且逐渐取得成效，第一次东征期间，政治部就有这样的记载：“居民中有名望者极愿代雇夫役运送子弹行李。前此管理部运输之困难至是解除大半，至一般妇女对我军尤为钦敬，有一老年妇人竟至神祠焚香祷告(我)军之胜利。”（未完待续）

　　（本栏目得到广东省革命历史博物馆大力支持，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