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欧阳光磊

 

　　1965年冬,武汉市动员一批青年支援云南边疆建设。年仅17岁的我,凭着一股政治热情,未征求父母的意见就报了名。接到被批准的通知时，全家哗然：母亲泪流满面，死活不让我走；大姐、二姐心情沉重，怨我莽撞。茫然不知所措的我不无懊悔地说：“都怪我, 都怪我一时冲动。”此时，一直沉默不语的父亲（黄埔十五期学生欧阳建勋）拍了拍我的肩，轻轻地说：“走，磊儿，我们出去走走。”我顺从地跟着父亲,来到离家不远的集家嘴江滩。父子二人席地而坐，开始了临别前的长谈。

　　那天，父亲谈了很多很多。他说：“磊儿，你能听从党的召唤，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甚感欣慰。你妈妈担心你年纪小，怕你在外边受苦，这是父母对儿女的疼爱，也是人之常情。不过，我觉得17岁也不算小了，你要坚定自己的选择，我支持你。”接着，父亲讲述了他14岁离家当学徒，后考入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投笔从戎，投身国民革命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经历。他不无感概地说：“当年，我身处千疮百孔的旧社会，生不逢时。少小离家，虽说是迫于生计，但也有好男儿志在四方的思想。”父亲还很认真地告诉我，有一首诗对他的影响很大，这首诗是这样写的：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但他真正的志向是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后确立的。在黄埔军校，他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懂得了那个年代的一些革命道理，也暗暗下了决心：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好儿男。最后，他十分动情地对我说：“磊儿，你是新中国的青年，你听党的话，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我相信你一定能干出个样儿来。”

　　出发的日子终于来临。那是1965年12月14日傍晚，我们支边青年与亲友在汉口火车站作最后的告别。多情的老天下起了毛毛细雨，站台上依依惜别的人群凄凄戚戚,一片唏嘘。我的大姐、二姐千叮咛万嘱咐，热泪滚滚，而含辛茹苦的母亲则早已泣不成声。父亲久久地注视着我，没有眼泪，也没有多说什么。但此时无声胜有声，我明白，父亲是用他那满怀期望的目光告诉我：记住,要做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做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好儿男！也许是受到父亲的激励,与亲人话别时我竟没有哭，硬是坚持到火车开动的那一瞬间才暗暗流泪。当我从车窗最后一次看望父亲时，我发现，他的双眼也湿润了,但泪水最终没有掉下来。

　　此后,父亲临别前的话不时在我耳边回响。当我在西双版纳的密林里“战天斗地”，累得精疲力竭的时侯；当我在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年秉灯夜读，困得几乎睁不开眼的时侯……只要想到父亲的叮咛，一股豪情便油然而生。

　　如今,父亲已是95岁的高龄,他赶上了祖国改革开放、繁荣昌盛的新时代，享受着四世同堂、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平日里，他最爱看的是中央台的电视节目《海峡两岸》；最兴奋的是参加黄埔同学会的各项活动。他最大的心愿是在有生之年能看到祖国的和平统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我，虽年近花甲，但44年前的那一幕仍记忆犹新，还常常品嚼着父亲的话：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好儿男。我似乎从中领略到父亲当年的风采，领悟到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

　　（湖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