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学生军宣传活动中的自我宣传

李宁

当事实与形象发生冲突时

需要对形象进行维护修补

　　军队毕竟是由很多很多个体组成，每一个小环节出了问题，都足以影响大局。况且人性的贪婪,军队的特权，都足以诱使官兵突破某些限制，做出对军队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事情。这也是历来民众对军队的不满所在。因此，军队纪律成为维护已建立起来的党军形象的关键。蒋介石对此非常重视。1924年蒋介石为新学员作的30次训话中，第一讲的内容是“说明做革命党须先明了做人的意义”；第二讲说的是“军人生活，为精神统一的基础”；第三讲强调仁民爱物，为军人之要道。在阐明了革命军在精神方面的要求之后，第四讲的主题就是“说明军人必须遵守纪律，团结精神，及党员应以党的生命为生命。”

　　第二次东征期间，蒋中正、汪兆铭颁布了“重征东江训诫”。其中第五条规定：“保护百姓(不拉夫，不抢物，不捐饷，不占屋)就是实行三民主义；反之，扰害百姓，就是违反主义反革命的强盗军队。”把军纪提到“主义”的高度。

　　1925年6月8日，蒋介石向回省的东征军发出了申明军纪令，要求官兵：“保护人民，维持治安，竭尽我们革命军救国救民救本党的责任。不论长官士兵，如敢动民间一草一木，必照军法从事，并治其直属长官约束不严，违反纪律之罪。”政治部也一再提醒士兵：“我们做军人的,吃的饭,穿的衣, 都不是我们自己做来的,都是人民给我们的。我们这次出发的时候,就应该千万爱护人民！不可扰乱人民！如果我们扰乱人民，人民也就用打倒陈炯明的手段，同样来打倒我们了！”并祈请民众监督：“如我们军队中，对我父老兄弟姊妹们，有违反我们所宣传的行为者，请不必客气，具实向我们的长官报告，定必依法惩办。”尽管校长与政治部都苦口婆心地向官兵强调纪律的重要性，但违反纪律、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并且不是个别。

　　1925年第一次东征期间，就有不止一起“强买货物，强用废票，扰害农作，擅拔甘蔗、萝卜等事”发生，“而以各处勤务兵，落伍病兵，与辎重队夫役，尤为不规无状。”严重侵犯了人民的利益。更为严重的是，潮州分校还发生了学生跟当地民众发生冲突的事件。

　　军队内部的风气也并不怎么如人意。1925年4月14日，蒋介石对此有如下描述：

　　“本校军纪风纪至近日更形败坏，大有一落千丈之势。闻各连官长，有在外夜宿，恣为嫖赌者，有晏起迟到，不尽职守者；有懈弛操课，不假外出者；有动作差误，不加矫正者。尤其是站队立正时，左顾右盼，嬉笑放荡，毫无姿势。种种恶习，几难枚举。至于学生吸烟，无论在内在外，皆所严禁；而近来入伍生犯此甚多，官长置若罔闻。此皆失职败党之见端，言之可胜痛喟！”

　　在另一份指令中，蒋痛心疾首地表示：

　　“在驻军期中，犯法事情层出不穷，竟使纯洁之党军染此污点。严格以求，自当依法惩治。惟推究原因，出征日长，疏于教育训练，本校长并宜引疚自责。”

　　对于部队中所出现的种种与革命军的要求格格不入的行为，军校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对某些主犯更处以极刑。然而，枪毙几个人并不能弥补这些行为对党军形象的损害，而且，军队内部的事并不一定能传播到人民当中。于是，政治部通过文字声明对这些事件加以解释，借以修补被破坏的军民关系，同时，这也是维护党军形象需要展开的“公关活动”。 1925年2月6日，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特别区党部印发了一份“敬告东莞县民”的声明：

　　革命军为拥护人民利益而东征，故凡损害人民利益的均为革命军之敌。

　　昨日本校军队开抵东莞，即闻当敌人离去县城时，竟有县民横遭乱军之抢劫！此等事实，在县民方面，以物质的损失及惊骇，自然切齿而有余痛。但在本校官佐士兵方面，不仅以此等匪类行为，为破坏革命军声誉而痛恨之，尤其是彼曹损害人民利益，不啻与革命军所拥护者公然为敌！惟本校以后当尽力使住在地不再发生如此不幸事实，以弥我们今日之遗憾。

　　复次，本校官佐士兵之徽识，除颈系红巾，军装整齐外，上衣均系翻领，深恐不肖军人、土匪等，假冒招摇，希各界人士留意分辨，是为至盼！

　　这是一篇用词暧昧、颇具公关技巧的声明。它首先表明立场，强烈谴责这种不法行为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跟土匪毫无二致，与革命军的宗旨背道而驰，并对事件的发生深表遗憾，表示将阻止同类事件发生，但并没有正面承认这是革命军干的。 最后,还再一次强调学生军的标识，以防将来认错，就巧妙地暗示可能有其他人冒充革命军为非作歹。

　　另一篇声明很有意思，在述说了一通革命的大道理之后，对事件有这样的回应：

　　最近传闻本校潮州分校与民众冲突，发生枪击民众等事。此事确否，自待调查，但以革命军校，而负摧残民众之名，良非佳事！虽然，穷本究原，则党与民众不能结合，民众与党不能打成一片，确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本党部对于此事，认为非常重要。惟是潮州分校虽隶属本校，而其党员则未直属于本党部。因之本党部对于此事不能直接处理，兹除派人调查详细经过以便呈报中央党部外，特此声明；同时并希望分校诸同志及潮安民众，幸勿各走极端。

　　声明认为，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是由于军民之间缺乏沟通所致，同时指出，潮州分校党员不隶属于校党部，跟本部没有直接关系，同时更告诫双方忍耐，表明事件大家都有责任。属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与正面宣传党军形象时的振振有词形成鲜明对照。

　　党军建立的过程，也是内在的意识形态化与外在的形象包装、宣传之间的结合与互动的过程。因此，黄埔学生军的革命宣传中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自我宣传的成分，因而带有简单化、广告化的色彩。与对手之间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导致党军的宣传一方面把人民的痛苦简单归结为陈炯明等的罪过，将仇恨的焦点放在对手身上，务求先在心理上把对手打翻在地，另一方面，则把自身的优点放大。于是便出现了以下用词绝对、与真相不符的表述：“本年东江、广州，两次完成用兵，有事实为证，我们从不侵占民间一草一木，何尝有如他们造谣说我们要共人民之产呢？”

　　当军队真的做出侵害人民的行为，“共人民之产”时，宣传的词句则变得避重就轻、百般掩饰，这与蒋介石的态度有很大的分别。面对类似的事件，蒋介石痛心疾首、恨铁不成钢，政治部则含糊其词、推卸责任。这是两者的角色以及面对的受众不同使然：对内，蒋介石是管理者，从治军的角度出发，这些行为是不可饶恕的，也是对党军形象的损害；对外，党军的宣传者则担负着另一个任务，在常态下为党军歌功颂德，在特殊情况下，则充当维护党军形象的角色。其含糊其词，其推卸责任，其实是忠实履行职责的结果。二者尽管截然不同，却出于同一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党军的形象。●

　　（作者单位:中山市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本栏目得到广东省革命历史博物馆大力支持，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