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根水可流至海

——怀念文强老人

邢增仪

　　2001年10月30日，我意外收到由北京文强同志治丧办公室发来的讣告，不胜惊愕地得知文强老人已于10月22日下午4:30故去了。当我手捧讣告和文老已是生死两相隔时，当那份浓浓的眷顾，殷殷的期待，深深的情谊仍穿透了阴阳之界向我走来时，我这才切肤地感到这份忘年交有多重的份量。

　　文老逝世后两年的2004年，《羊城晚报》连载了《文强亲历录》——从那儿我才了解了文老充满传奇的一生。

　　文强老人是文天祥23代传人，是黄埔四期的学生，他与林彪同一宿舍，是戴笠的钦定接班人，是国民党中将……他还是共产党特赦的最后一批战犯中的一员。获大赦之后，文强任中央文史专员、全国政协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

　　文老自担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以来，以他80多岁的高龄跑遍了国内各省区市的黄埔同学会，还出访美国会见了许多黄埔将领（有不少人专程从台湾来探望他），为祖国统一，为继承发扬黄埔精神做了大量的工作。而我就是因为在海南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而认识他的。

　　海南是全国最晚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的一个省份，我作为黄埔二代被选任为副秘书长参加了省同学会的筹建、成立工作。之后我作为海南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扩大会，就在那儿我认识了文老。

　　同时还认识了一大批黄埔的高层将领：侯镜如、杜聿明、李默庵、郑庭笈……

　　我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大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耄耋老者，他们那硝烟弥漫的过去已成为历史。我站在那厚重的历史门槛外，与他们本是难以交融的两代人，但短短的几天，一种超越血缘和世俗的感情却在我们之间迅速生长。是什么让我们彼此认知和感动呢？

　　对于我，深深打动我的是这些老人们对国家、对民族那种深入骨髓的责任感，是他们显露出的那种穿越了血与火、超脱了荣辱、生死的淡定和谦朴。

　　而他们为什么对我那么好？后来文老告诉我，那是因为我对黄埔的那种深厚的感情。他说让他们特别注意到我，是因为来自全国的黄埔同学会负责人中仅有我一个是黄埔二代并且是个女性，更因为我在会议上的发言。当主持人宣布下边发言人是“海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的邢秘书长”时，我万分恳切、十分动情地说：“请不要叫我秘书长，我是你们的女儿。黄埔给我的养份太多了，太长久了，它贯穿在我的血脉里，先是我的父亲，现在又有了你们。我现在的使命就是要为你们服务，让你们在晚年感到尊严、宽慰和幸福，所以请你们叫我——增仪……”

　　在北京开会期间，文老俨然像我的至亲长辈，他不仅带我拜会了在京的所有黄埔领导，而且专门陪我去拜会海南文昌籍的将军郑庭笈。郑将军那时已不能站立了，他长久在轮椅上生活，腿上盖着厚厚的毯子。当文老把我带到他面前，伏在他耳边大声说：“这是你们文昌的老乡，从海南来的黄埔秘书长，专程来看你”时，郑老暗淡的目光突然一下子犹如冒出了火苗。太令人惊异了，太明白无误了，以至于我感到那就像一盏即将熄灭的油灯突然加了燃料。郑老陡然兴奋起来，那将军的虎虎生气一下子回到他身上，他巍颤颤地抓住我的两手，急切地询问起来，讲述开来……这一抓两个小时没有松开。

　　我和黄埔老人就这样一牵手牵了十几年，除了海南的几百个黄埔老人，周会长、王会长、邢会长，除了北京的文老、郑老，还有台湾的邢威那将军、邢冶江将军、萧柏松老人等等。他们除了给我如山的父爱，而且给了我太多的教益。其中往来最多的还是和文老。

　　这大概因为文老不仅是军人，而骨子里还有文人墨客的柔情、细腻和丰富，有着诗人一样的特质，而这特质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不论是在他30岁，60岁，还是90岁。

　　我们交往得最深的是1992年他来海南考察的那一次。那时我作为东道主不仅陪同他游览了海口的海瑞墓、五公祠，还陪同他兴致勃勃作了环岛游。每到一个景点，文老都要写下一首诗，在东山岭、通什、五指山……那些诗稿，我至今仍然珍藏着，其中还有专为我写的一首： 

　　慧目开言可当诗，增仪才学导游祠。

　　相逢好景毋忘记，每年三月踏青时。

　　最难忘的是在兴隆的那个晚上，在月朗星稀、椰风吹拂的草地上，我们谈了很多，谈到很晚。那一晚文老对我讲得最多的其实不是那些战火纷飞的铁蹄生涯，而是他一生中罗曼蒂克的爱情故事。那些故事由于那个特殊年代的艰辛，由于讲述者已经八十有四而显得格外动人。就是在那晚，我们相约有朝一日由我来替他把这些绝版故事整理成书。

　　以后我们再见面时谈得最多的仍是黄埔，是黄埔二代。文老对我寄予很大的希望，但遗憾的是人生轨迹变幻无常，我只在省黄埔同学会工作了不足两年就离开了。

　　离开了黄埔同学会，但我和文老并没有断了联系，他经常给我来信，用他那十分独特的字体，信的开头必是“增仪贤侄”。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称谓时，不由心头一震。

　　我最后一次见到文老是在2001年4月。

　　那时为首届国家级横渡琼州海峡大奖赛召开新闻发布会事宜，我携公司职员到北京，住在北京市政协宾馆，因时间太紧，我无法前去探望几年未见的文老，只好打电话去问候……

　　哪知文老说：“到了北京岂能不见，你没有时间，我可以来看你嘛！”

　　我十分过意不去，坚决推辞，可文老执意要来，并要我晚上在宾馆等他。

　　当晚文老真的来了。这位94岁的老人已站不起来了，他是坐了一个多小时汽车，穿越了北京城，由两个工作人员陪同着用轮椅推着来到我们面前的！

　　虽然此时他已不能自己行走，但让人宽慰的是他依然是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不见丝毫暮年的迟缓和浑沌。我们兴致勃勃地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和我说得最多的是待他腿脚好利索，能够上飞机，他一定要再到海南来一次。然后，由他口述，我来执笔，完成我们合谋已久的一件事——文老的自传。

　　那晚的文老依然对生活充满了憧憬和向往，完全不像一个94岁的老人，倒像是一个年轻人，而我则热切地盼望他赴海南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可没想到，这次会面竟是我与文老的诀别。我送他下楼，扶他上车，他对我挥手告别的影像竟成为我们交往十年的最后定格。

　　文老已经走了，我答应他的事却没有完成，我不能责怪他走得太早，我只能责怪自己没有紧迫感。他浑身散发的智慧、敏捷、幽默、热情使我忽视了他的年龄，总以为我们还会有大把的时间。

　　我多想真诚地对文老说一声——“对不起！”

　　不论他能否听得见。我还会告诉他，其实我每天都会想念他，因为在我办公室正墙上悬挂的正是他写给我的那副对联：“半开花不坠入风，有根水可流至海”。

　　一身都是故事和世故的文老极为欣赏这副对联，他对我说：“一个人只要做到这两点，基本上可以不摔大跟头。”文老推崇的这副对联是有原由的——他这一生很有意思，他没有做到“半开花不坠入风”，但他又确实是有根，有大根，他后半生心悦诚服地跟着共产党，所以他终于流到了大海。我从文老的一生琢磨出这对联的意味，这副对联已成为我一生的训诫。文老对我的情谊也会一直温暖着我，因此，我必须为文老写点什么。

　　虽然他老人家是看不到了，但至少我自己能少点遗憾。●

　　（作者系海南省政协委员，原海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