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经贸关系溯源——古代篇

姚同发

　　自古以来，台湾与大陆间的经贸关系向来是两岸交往中最基本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产生和拓展，促进了两地经济的发展，拉近了两地民众的关系。古代两岸经贸系自发地产生与发展，在清政府治台212年、郑氏领台21年，甚至在荷据38年、日据50年期间，两岸经贸这种不依赖于协定或组织保证的所谓“功能性经济一体化”，始终未曾间断过，所谓差异只是呈现出各个时期不同的特点罢了。

　　古代海峡两岸经贸关系，由于早期的历史文献记载比较疏略，目前尚难以准确地把握其发展的脉络。但是，从可以查考的一些文献资料来看，其源头一般可溯至公元230年三国时期。总起来看，从三国到宋元，海峡两岸经贸还处于萌芽状态。

一、海峡两岸经贸关系滥觞于三国时代

　　据《三国志·吴志》记载，东吴孙权为“求取国家的利益，开疆拓土”，“觅取海外之发展，谋求贸易之利”，“远规夷州”，于永安二年(公元230年)春，远征夷州，揭开了大陆经略台湾的序幕，同时也打破了大陆对台经贸的隔绝状态。

　　公元6世纪末7世纪初，在经历了400年的分裂后，隋王朝统一了中国。于是，台湾的开拓重又提上议事日程。据《隋书·流求传》载：“流求国在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其时被称作“流求”的台湾，“少铁，刃皆薄小，多以骨角辅助之”，“土宜稻、梁、禾黍、麻豆、赤豆、胡豆、黑豆等”，“尤多猪、鸡，无牛、羊、驴、马”。显示当时岛内经济形态尚处在原始社会晚期，生产力水平较低。隋炀帝统治期间，依据航海家何蛮的建议，先后于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四年(公元608年)、六年(公元610年)派遣朱宽、陈棱、张镇州等人率兵泛海前往流求。据记载，隋军经澎湖到达流求时，“遣人慰之”，“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由此推知，大陆与台湾早就存在一定的通商关系；只是这种活动往往具有偶然性、一次性的特点，距离商品交流尚远。经过公元7世纪初数次大规模的航海活动，大陆对台湾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对台湾的经略活动也有所拓展，从而使两岸经贸交往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唐代有关两岸经贸交往的记载很少，只有刘恂《岭表录异》(卷上)中记述台湾土著居民有与海上过往船只贸易的情况。由于当时台湾还未脱离原始经济状态，这种商业活动只是零星发生的偶然行为。

　　总之，从三国至隋唐，海峡两岸经贸关系虽业已存在，也仅止于“发端”而已。

二、宋元时期两岸经贸关系的萌芽

　　最早记载大陆与台湾有贸易往来的是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他在泉州风俗形胜条的小注中说：“自泉晋江东出海间，舟行三日抵澎湖屿，在巨浸中，环岛三十六，施肩吾诗云：‘腥躁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黑皮少年学采珠，手把生犀照咸水。’”曹永和先生曾说：“似国人初来居住于澎湖时，当时尚有先往民族，与国人曾有‘鬼市’(暗中贸易)，可能与施肩吾咏者相似，致有如此附会，而其年代不会晚于宋代。”也就是说，至少在南宋之前，大陆人民与澎湖居民已经有贸易关系了。

　　宋代是我国海上贸易最繁荣的时期之一。南宋政权偏安江南，把外贸作为国库的支柱之一，因此非常重视发展海上贸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两岸经贸交往的条件渐趋成熟，开始摆脱原始状态，进入萌动阶段。

　　从大陆方面看，经常有商人前往台湾北港，同少数民族人进行贸易。台湾史学家连横指出：“当宋之时，华人已至北港贸易”，并“以北港为互市之口”，才使“古台湾旧志有台湾一名北港之语”。

　　从台湾方面看，宋代时，少数民族同胞也常常主动前来与汉族同胞贸易，并以所产“黄腊、土金、嫠尾、豹脯”交换汉人的日用品。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出现的几种货物都是后来两岸贸易中久盛不衰的传统商品。它说明那时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已经有了长期的贸易历史，彼此了解对方的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定向的商品交流渠道。不过，这种以少数民族为主动的贸易活动，并不是以大陆而是以澎湖为主要交易市场。一方面，澎湖与台湾本岛十分接近，台湾最早的商港是北港，而不是南部的高雄或北部的淡水、基隆，也说明宋代大陆商人是间道澎湖进入台湾的。另一方面，尽管澎湖与祖国大陆的距离相对遥远，但由于居住在那里的汉人是刚刚由大陆过去的，血缘关系使他们不可分割。由于澎湖位于泉州与南洋贸易的中途，时有商船在那里停泊，因而出现“为泉之外府”的盛况。正因此，宋代的澎湖，既是汉民族由大陆伸向台湾的一只触角，也是少数民族同胞联系大陆的一块跳板，它标志着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贸易关系已经建立。

　　元代，关于大陆与台湾的贸易关系，已有十分清楚的记载。汪大渊在《岛夷志略》澎湖条中描述当时的情形是：“工商兴贩，以乐其利。”也就是说，不仅有大陆商人到达澎湖，而且还可获得相当的利润，显示两岸经贸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对于台湾与大陆的贸易情况,《岛夷志略》记载更为详细。汪大渊在琉球条中说：台湾“地产沙金、黄豆、黍子、硫磺、黄蜡、鹿、豹、鹿皮，贸易之货, 用土珠、玛瑙、金珠、粗碗、处州瓷器之属，海外诸国，盖由此始。”这段文字清楚地说明两岸直接贸易关系的存在。从台湾输入大陆的商品看，一些产品历百年而不变，说明两岸已经出现了某些社会分工，并且在持续发展中得以巩固；硫磺这一新产品的引入，则完全为适应大陆社会所需，作为火药的原料广为运用。从大陆输入台湾的商品看，“粗碗、处州瓷器之属”出现在台湾，是先进生产力顶替台湾泥陶的结果，也是两岸社会分工的重大表现。

三、明代两岸经贸关系的兴起

　　明代海峡两岸经贸关系逐步兴起，尤其是明中叶以后，随着大陆移民渡海赴台日增，以及台湾经济日渐发展，台湾与大陆的贸易往来也步入了一个新阶段。

　　明初，因倭寇骚扰海峡两岸，明政府实行海禁政策，岛内汉民被迫迁回漳、泉一带，两岸经贸关系一度中断。为防止倭寇袭扰，明政府于1563年在澎湖复设“巡检司”，加强军事力量。明政府的“徙民墟地”政策，不仅未能切断大陆与台湾的联系，反而使这一地区成为私人海上贸易的据点。至嘉靖末年，开始有商旅前往台湾西海岸与当地土著居民贸易，也有岛民时驾小舟携货物，前往大陆海岸交易。从16 世纪40年代开始，随着大陆东南沿海商业资本的发展，闽、浙、粤沿海与台澎地区相继出现许多强大的海上武装集团。他们一方面对来往于两岸的船舶抽税，另一方面又保护交税的商船航行安全，以至直接参与和从事台湾拓殖及两岸贸易活动，逐渐形成一股新兴的海商资本力量。除这些走私贸易集团之外，当时出海捕鱼的渔民也兼营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贸易。从史料记载中可见，嘉万时期大陆与台湾的贸易关系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至崇祯元年(1628年)，因福建南部大旱，郑芝龙更“招饥民数万人”，用船舶载至台湾，成为海峡两岸经贸关系史上大陆第一次有组织地向台湾移民拓殖，极大地促进了台湾的开发和市场的繁荣。

　　隆庆(1567年)以后，海禁开放，整个台湾海峡顿时展现一派繁忙壮观的景象。明政府福建当局对两岸之间的渔、商活动，采取了放宽的政策。随着航海技术的长足发展和海峡两岸交流的日益频繁，当时的大陆政权已不再把台湾视为“殊方异域”的“外洋”了。这一观念的改变，对于促进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广泛交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那时，大陆商人的足迹已经遍布全岛各地。南部的安平、北港、高雄，北部的淡水、基隆，都是汉族商人出没的地方。甚至人迹罕至的台湾东海岸卑南山区，也有“汉人与土人(少数民族人)交易”。随着大批大陆商人对台湾的渗透，少数民族人的“商业化”水平也大为提高。

　　从台湾与祖国大陆交流的主要社会产品来看，自宋、元以来开始出现的两岸之间的社会分工又有进一步扩大，此时台湾对祖国大陆的依赖性更加明显。据17世纪初的记载，大陆输往台湾的商品主要有：“玛瑙、瓷器、布、盐、铜簪、环之属”和大米。台湾输入大陆的产品主要为：鹿皮、鹿肉、鹿角，还有沙金和硫磺等。这里，瓷器作为两岸贸易的传统商品，它的再现，说明两岸存在的社会分工已历时3个世纪。布、盐、米跻身台湾市场，则说明台湾社会生活必需品由大陆提供的事实。而台湾鹿制品在长达4个世纪的漫长的岁月中源源不断地供给大

陆市场，可以看出少数民族人民在生产猎制品方面，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形成了一套先进的工艺。有关鹿的生产，确实是17世纪以前台湾社会经济的主要支柱，而祖国大陆则是其鹿制品的主要市场。

四、荷据时期两岸经贸的持续

　　1624年荷兰殖民者来到台湾，使台湾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转运基地，两岸经贸交往也由以往民间直接贸易形式转变为荷据台湾对大陆、日本进行三角贸易的重要一环。荷人在台，用日本、欧洲运来的银两，南洋的香料以及台湾出产的米、糖、硫磺、鹿肉、鹿角、藤等，换取大陆的生丝、绸缎、犀角、药材、瓷器等，经台湾再转贩至日本，或经爪哇运回荷兰。荷据时代(1624-1662年)，两岸贸易以转口贸易为主导，民间直接贸易为补充，台湾在中荷、中日及荷日贸易中，扮演了中继站的重要角色。

　　荷据时期，荷兰殖民者为其殖民利益所驱使，在台湾推行了有利于两岸经贸发展的政策。农业方面，为开发台湾的土地，由大陆输入劳动力和工具。荷兰人还直接出面从大陆购进耕牛和农具，仅1641年就一次从大陆“输运中国铁二万斤前来大员湾”。在商业方面，荷兰人设立商馆，招徕大陆商人。荷据时期，随着大批汉人渡台开发，两岸经贸关系也得到了广泛地发展。这一时期台湾输往大陆的商品主要有：胡椒、硫磺、樟脑、鹿肉、鹿皮、檀香木、藤，等等。到17世纪50年代，粮、糖开始倒流，鹿皮、鹿肉的地位下降，被硫磺、樟脑所取代。而同一时期由大陆输入台湾先进的生产资料、生产技术和生活资料，却使台湾社会经济发生了许多质的变化。

　　生产资料方面：最重要的是由大陆输入了作为农具的耕牛和铁器，这是促使农业经济挣脱原始社会羁绊的最根本因素，也是造成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必要条件。直到1603年，台湾仍无耕牛，严重地束缚了土地的开发和农业的发展。这一状况在荷据时期得到了重大改变。与此同时，大量与牛耕相适应的农具和作为原材料的“中国铁”、“中国铁棒”，也源源不断地流入台湾。正是这些先进农具的使用，台湾沿海平原的一些土地，被迅速开发出来。此外，火药作为一种狩猎工具，也在这一时期由大陆商人传入台湾。

　　生产技术方面：这一时期由大陆输入台湾的生产技术，除牛耕以外，明确见于记载的还有五大项：水利、制糖、制脑、制磺、建筑。

　　生活资料方面：祖国大陆输往台湾的生活资料十分丰富，大致可分为糖、丝绸、棉毛麻纺织品、瓷器、粮食、建材、小商品、小食品等8大类。它们的输入，不仅解决了台湾人民的生活问题，而且也促进了岛内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糖、粮、建材三项商品，随着台湾农业的发展和移民的安居乐业，1640年之后，已不再输入台湾，糖、粮甚至倒流大陆。

五、郑氏时代两岸经贸关系的扩展

　　早在东渡台湾之前，郑成功为了冲破清朝的经济封锁，已很重视发展与各地的贸易关系。如地处闽浙交界的沙埕港，就是郑氏海商与大陆私商交通接济的重要基地。

　　郑成功1662年东渡台湾海峡，驱逐了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从此，海峡两岸经贸交往由转口贸易主导阶段，进入了郑氏政权与大陆直接贸易的阶段。郑氏政权在台湾实施新政，废除荷兰殖民者的经济掠夺制度，号召并组织大陆沿海居民移居台湾进行垦殖，形成第二波大规模开发台湾的浪潮。不仅实现了劳动力的大转移，耕地面积的大开发，而且更是先进的生产要素的移入。显而易见，郑氏时期两岸经贸关系的主旋律，体现的是大陆母体经济哺育台湾子体经济的“正哺”关系，这反映了17世纪以前两岸经贸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在海峡两岸贸易方面，由于郑清对峙，清政府实行海禁与迁界的经济封锁政策，贸易规模一时出现大倒退的情况。但是，“利之所在，趋之若鹜”，仍有一些商人冲破禁令输货于两地之间，形成明不通暗通的局面，走私风日炽。另一方面，因清政府实施海禁，台湾一时成为走私大陆货的渠道，外国商人包括英、荷、日商欲与中国大陆贸易，反而集中于台湾，使台湾成为中国大陆在当时条件下进行对外贸易的唯一集散地。所以，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才会说：“如能与台湾通商，即犹如直接与中国、日本及马尼拉通商也。”这一结果，与清政府海禁的目的正好相反。在当时，以民间“走私”形式出现的大陆通过台湾与各国的转口贸易，已成为两岸贸易的主流，从而促进了双边经贸交往的进一步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