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军人团体（下）

卜穗文

　　四、孙文主义学会

　　孙文主义学会是黄埔军校内外一批国民党右派分子为对抗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而建立的反动团体。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黄埔军校中的国民党右派害怕共产党势力壮大和工农群众运动的深入进行，开展和进行了反对国共合作的活动。如教授部主任王柏龄等以及学生贺衷寒、潘佑强、冷欣等，极尽造谣煽动的能事，激起了一些人对共产党员同学的仇视。后来又感到蒋先云、周逸群等在学校内公开散发《向导》周报和其他宣传共产主义的刊物，而他们又都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核心分子，就断定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个组织不是一般青年军人的联合，而是作为发展共产党组织的据点，从而决定采取以组织对付组织的行动。孙文主义学会，就是在这样情势之下，专为对付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而发起成立。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黄埔同学闻讯，人心颇为不安。西山会议派分子乘机造谣煽动右翼分子合谋反共。他们宣扬戴季陶的《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中的反动理论，企图假借孙中山学说思想为号召，组织反共集团”。黄埔军校的贺衷寒、缪斌、冷欣、杨引之等右派学生，在蒋介石、戴季陶、何应钦的指使下，于1925年4月24日，成立了中山主义学会，同年12月29日在广东大学操场上正式召开成立大会，改名为孙文主义学会。该会的主要成员，在学生中有贺衷寒、桂永清、邓文仪、袁守谦、刘永尧、肖赞育、宋思一、周兆棠、刘仪珍等，军事教官中有顾祝同、刘峙、陈诚、蒋鼎文等。据第一期同学黄雍回忆：“他们以小宗派为中心，以第二期学生作为发展组织的重点。如以谢廷献、谢纯庵、杨引之为首的川籍同学约20余人，均与西山会议派有关系，反共最激烈，后来都成为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此外，史宏熹、杨耀唐、谢振邦等以江西同乡为活动目标，李士珍、周兆棠专联络浙江同学。他们彼此串联，互相声援，使一些中间分子慑于反动势力，不敢有所表示”。

　　孙文主义学会主要负责人和核心成员均在黄埔军校。孙文主义学会的理论基础是戴季陶主义，坚持反俄、反共的立场反对国民党左派，专门与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作对，矛头直指以周恩来为首的黄埔共产党人。王一飞、蒋先云更被孙文主义学会分子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孙文主义学会还专门出版了《国民革命》周刊和《革命导报》等报刊，对“青军会”和《中国军人》进行人身攻击诬蔑。

　　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以信仰、研究孙文主义为幌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进行排斥打击共产党人和分裂国共合作的活动，在军校内无故找共产党员寻衅肇事。1925年5月1日，孙文主义学会头目、军校管理处处长林振雄，借故刁难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李汉藩，双方发生争执，林振雄竟然拔枪要向李射击，被旁人制止。此事引起全校进步师生的极大愤慨，周恩来立即找到廖仲恺，将林振雄撤职查办。这一件突发事件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之间的公开冲突揭开序幕。1924年5日，“当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叛乱，到廖仲恺先生被刺前后，在这一段期间内，孙文主义学会组织已逐渐形成。各军中左右派的磨擦日益尖锐；在黄埔二、三期学生中斗争尤为剧烈，打架冲突，时有所闻。当时二期四川籍同学多与谢持、石青阳等西山会议派保持密切联系，成为极端反动的集团。他们常常气势汹汹，找共产党员周逸群、王伯苍、吴振民等为难。幸周、王等人比较老练，力求避免无原则纠纷，因而没有酿成重大冲突。这些反动分子还常在深夜偷窃共产党人的文件，并用种种卑劣手段对共产党员进行打击。”

　　1925年底，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共活动更加猖狂，在上海、北京等地成立了分会。1925年12月6日上海孙文主义学会成立，在宣言中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反对马克思主义。在其会刊《革命导报》中，鼓吹分裂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在发刊词中指名攻击瞿秋白、陈独秀，谭平山、周恩来等人，公开宣扬“合则两损，分则两便”的反动谬论。在12月27日的一次会上，孙文主义学会分子针对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决议：①凡是国民党员不准加入其他政党；②跨党党员应该没有被选举权；③凡是国民党员不能宣传其他的主义和政纲。随后，他们把这三条决议递交给了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他们声称要用手枪来对待反对的人。29日，还举行了游行示威，公开反对国民党二大。

　　黄埔军校内部出现左、右两派组织时，蒋介石那时表面上似乎超然于“青军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之上，因为这两个组织都是在他的同意下成立的，并且他对“青军会”还每个月拨给200元经费，但在实际上他是偏袒孙文主义学会的。

　　随着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势力大大超过了孙文主义学会，蒋介石便企图限制革命力量的发展。利用校长的职权，凌驾于两派之上，别有用心地要求两派“和解”。1925年12月8日，他在潮州行营召集第一军各政治部职员及各级党代表会议，讨论调和党争问题。在会上，双方意见分歧，最后蒋介石提出两项办法：“(一)校内准共产党员活动，凡有一切动作均得公开；(二)总理准共产党跨国民党而未准国民党跨共产党，然亦未明言不准。现在本校亦不禁止国民党加入共产党，惟加入共产党者须向特别党部声明，请得照准”。

　　随后，蒋介石在广州卫戍司令部公开宴请少校以上各级军官会上声明：“青年军人联合会，孙文主义学会，在本党未改组前，暂时不能承认。”1926年2月2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召开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代表汪精卫；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代表李之龙、周逸群等人；孙文主义学会的代表缪斌、潘佑强等人。会上作出决议四条：“（一）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方面干部互相加入；(二)两会在本党军校及党军，须受本校校长及党代表之指导；(三)团长以上高级长官(除党代表外)不得加入两会；(四)两会会员对此有不谅解，得请本校校长及党代表解决之”。同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打击共产党人，进一步夺取军权，借口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组织之间争斗有违“亲爱精诚”的校训，下令解散这两个组织。4月7日，蒋介右颁布了《取消党内小组织校令》，命令“自本令公布日起，除本校特别党部各级组织应由党部加意工作外，其余各种组织着即一律自行取消，此后并不得再有各种组织发生，如稍有违犯，一经查出，实行严肃究办，以维纪律”。4月21日，孙文主义学会发布自动解散宣言称“学会本以团结本党革命信徒始者，难免不将因谣诼而使革命者离散，因特本会自行取消，以杜绝造谣者之对象”。

　　（五）黄埔同学会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个组织宣布解散之后，蒋介石估计到共产党学生决不会因“青军会”的解散而中止其暗中的组织活动。蒋介石认为只有建立一个自己直接控制下的统一组织，才能防止共产党的活动。因此，乃决定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黄埔同学会）。

　　1926年5月24日，蒋介石派贾伯涛、李正韬、曾扩情、伍翔、余程万、杨麟、梁广烈、钟焕祥、蒋先云为筹备委员，后又增加了葛武棨、李超、胡静盦、关巩为筹备委员，拟定黄埔同学会简章。6月19日开第三次会议，在省各部队同学代表均出列席，决议决定于6月27日开同学恳亲大会，先期互相联络而产生同学会，并议定是日开会，一切筹备事宜，及推定各同学分配担任负责办理各事项。6月27日，在广东大学礼堂开恳亲大会，“同学到者有七百余人。潮汕代表胡秉铎等九人亦到会。下午一点开会，校长主持。一时本校从前开校之老师、教官等及军政学界要人，均热烈赴会庆祝，约计千余人。”蒋介石发表了演说：“今日之恳亲会，乃因本校同学尚未能尽恳亲之事实所发生。今日开此极大之恳亲会，甚愿同学自今日起，凛然于本校精神已渐形涣散，长此不改，革命势力将有瓦解之虞，而总理、廖党代表及已死同学之历史，皆将为吾辈所消灭。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可也；以后种种，不可不由今日生。过去之未能恳亲者，自此而恳亲之；过去之秘密团体自此归于公共唯一之组织。从今以后消除一切成见，改正过去错误。惟以今日恳亲会所产生之同学会为本校同学惟一之团体，期成为本党革命之中坚，誓不另立团体秘密进行，解除永远之纠纷，免蹈以往之覆辙。凡吾同学，如在本校本军范围之内，不得本会许可，而有私立团体，希图分裂者，当引为吾同学全体之公敌也。”会上宣布黄埔同学会正式成立。

　　蒋介石指定同学会各职员（一）暂不设主任，以曾扩情为秘书。（二）总务科长李正韬，科员游步瀛、李超、金亦吾。（三）组织科长杨引之，科员刘仇西、陈超、黄仲翔、张炎、杨新民、张兆尼。（四）宣传科长余洒度，科员葛武棨、关巩。（五）监察委员刘汉珍、伍翔、蒋友谅、杨其纲、蒋先云、贾伯涛、余程万、胡静安、曹勖、魏亮生、李联珍、黄格君。（六）潮汕分会组织员吴斌、刘汉珍、牟庭芳、高明、陈泰运、彭熙、李劲夫、王吉树、胡秉铎，以胡秉铎任秘书。（七）决定军校军官一、二团各营选出代表一人。（八）派贾伯涛组织入伍生部分会。（九）林桓为组织科员，郑峻生、周复二人为宣传科员。应该指出：曾扩情、杨引之、余洒度、李默庵、胡静安分别被蒋介石任命为秘书、组织科长、宣传科长、监察干事。他们之所以能得到蒋介石器重，有的公开坚决反共，如杨引之；有的向蒋介石声明脱离共产党，效忠国民党，如曾扩情、李默庵。而在会中任职的共产党员蒋先云、杨其纲、胡秉铎、余洒度、刘仇西等实际上是挂名而已，没有掌握同学会的实权。

　　黄埔同学会的权力极大，凡属黄埔军校学生，均为当然会员，由同学会负登记考核之责。凡毕业同学的任免升迁调补等等，均须根据同学会的登记考核来决定。无论毕业与未毕业的同学，均须在同学会的监督指挥之下。黄埔同学会规定，凡是会员必须效忠于国民党，奉行三民主义，绝对服从校长领导，不得有任何其他的组织活动，尤其不准从事共产主义的宣传；如有违反，应受严厉的处分，或以叛逆论处。这表明同学会不仅对所用同学有任用罢免之权，而且操有生杀予夺之权。

　　黄埔同学会是一个跨校组织，既包括黄埔军校在校生，也包括毕业学员，甚至还包括非黄埔军校毕业生。这样，不仅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中有黄埔同学会的组织，即所谓的杂牌军队中，只要有黄埔同学渗入，亦无不有同样的组织活动，并进而掌握军队中的党权。蒋介石自成立黄埔同学会后，即在中央党部成立一个“军人部”，自任部长，以同学会秘书兼军人部秘书，其主要职员如组织、宣传、总务各科科长，亦无不由黄埔同学充任。凡军队中的党部组织和党代表的委派，都要通过军人部的提请，才能作出决定。如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的党代表林祖涵、第八军党代表刘文岛、第九军党代表吕超，第十四军的党代表熊式辉等，都是军人部所提请委派的。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以反共更加坚决的第一期学生酆悌接任黄埔同学会秘书。“为清除黄埔同学中的共产党员和与共产党有关的同学，特在同学会内设一“纪律股”，以嗜杀成性的第三期同学刘伯龙任股长，以流氓成性的第一期同学王慧生、第五期同学柏良等任股员。他们有对共产党同学以及与共产党有关联的同学等执行逮捕、审讯、监禁和处以死刑之权。有许多革命的黄埔师生被该组织诬告和迫害。蒋介石在1927年8月被迫下野时，把所有军队和军事机构的指挥权都交给了何应钦，唯独把同学会交给了住在上海的朱绍良，派曾扩情任秘书，令他迁往杭州办公，以便就近控制。蒋介石要同学会团结在职同学，保持和发展力量，以便他复职时驱使。同时，收容了失业的军校学生1000余人，编成一个总队，派贺衷寒为总队长，在杭州集中起来训练，俟日后为其效劳。该会于1930年11月撤销，改为黄埔军校毕业生调查科。

　　蒋介石通过黄埔同学会加强了对黄埔军校的控制，并将手伸进国民革命各个军队中。成立黄埔同学会是蒋介石为篡夺军权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孙文主义学会虽在名义上被取消了，但黄埔同学会却是孙文主义同学会的翻版。黄埔同学会在实质上为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统治奠定了初步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