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关系六十年”系类/之二

大势已去　国民党退踞孤岛

邰言

谁说国民党没远见？蒋介石早就选好了退路

——退守台湾

　　在国共双方的角逐鹿死谁手已露端倪的情况下，蒋介石虽不断默念“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的古训，但暗中已不得不开始寻找“退路”了。

　　放眼神州，哪里才是他东山再起之地呢？

　　蒋介石曾有多种打算：一是将国民党军队转到西康，建立以西昌为中心，以西南广大地区为依托的“根据地”，在大陆上继续同中共顽抗到底；二是将国民党撤到海南岛并以此为中心，以东南沿海地区为依托，坚守国民党最后的阵地；三是将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以台湾作为存身之地，进而经营“反攻大陆、复兴党国”的基地。经过再三斟酌、反复比较以及后来战局发展的影响，蒋介石最终选中了被美国人誉为“不沉的航空母舰”的台湾，作为日后的退身之所。

　　台湾，中国第一大岛，与福建隔海相望，是一个南北长东西窄、酷似香蕉叶的岛屿，总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

　　1946年10月21日，蒋介石曾去过一次台湾。也就是那一次，他对台湾的战略地位有了深刻的认识。

　　三年苦短，南柯一梦。

　　如今到了山穷水尽之际，蒋介石自然把目光投向了东海中的宝岛。蒋介石认为台湾的好处是退可守，进可攻。与大陆隔着一条海峡，万一大陆被共产党拿了去，凭借海峡天险和自己掌握的海、空军力量，完全可以与当时尚无海、空军的共产党周旋，以延续香火，积聚力量，待国际形势发生了于己有利的变化时，渡过仅有130公里宽的海峡，从厦门、福州登陆，反攻大陆，卷土重来。

　　1949年，对于蒋介石来说可谓流年不利。新年的钟声刚响，内外交困中的他便不得不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任代总统。对第三次下野，蒋介石后来曾有一番言论：

　　“我之所以下野，还有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台湾地位的重要。在俄帝集团侵略下，宁可失了整个大陆，而台湾是不能不保的。如果我不下野，死守南京，那台湾就不能坚守，亦然不能成为反共抗俄的坚强堡垒。（民国）三十五年我到台湾看了以后，在日记上记着这样一句话，‘只要有了台湾，共产党就无奈我何！’就算整个大陆被共产党拿去了，只要保着台湾，我就可以用以恢复大陆。因此，我就不顾一切，毅然决然地下野。”

　　为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作准备，“下野”之前，蒋介石抓紧时间进行部署。

　　早在1948年12月29日，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就曾发布命令，正式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以便在最后时刻退守台湾，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这道命令，连时任副总统的李宗仁和台湾省主席魏道明都事先毫不知情。

　　陈诚得令后，仅用一个星期的时间便迁入台北主持政事，其办事效率之高在国民党历史上可谓“前无古人”。随后，蒋介石又任命陈诚为台湾省警备区总司令、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这样，陈诚总揽了台湾的党政军大权，开始替蒋介石苦心经营台湾。

　　蒋介石深知，若在台湾建立反攻基地，没有物资基础作保证是万万不行的。

　　1949年1月10日，蒋介石令蒋经国速往上海与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洽谈，火速将中央银行库存的美元和黄金白银统统运往台湾。

　　当时，国民党经过所谓的“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强行将民间的几乎所有黄金和美元收归国库，仅中央银行就有库存黄金390万盎司以及7000万美元的外汇和相当于7000万美元的白银，合计约5亿美元。

　　在蒋介石的精心策划下，这笔巨额财富背着“代总统”李宗仁，由海军舰只全部抢运到台湾。每到黄昏时分，就有军舰停泊在靠近中央银行的黄浦江上，沿途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一个个大箱子从中央银行的大楼里抬出来，然后搬到军舰上。夜深人静后，军舰便悄悄离开码头，径直朝南开去。

　　纸终究包不住火。李宗仁得知此事，雷霆大怒，将俞鸿钧撤职查办，命令陈诚把已运到台湾的黄金白银和外汇如数运回大陆。但这位李代总统自己也明白，此事的幕后主使是蒋介石，自己下的命令只不过是一张废纸，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库“大搬家”。

　　事实上，被抢运到台湾的还远不止金钱。在上海解放前的几个月里，蒋介石动用军舰将大批机器设备、原料、药品、棉纱等物资和一批技术专家向台湾转移，仅从上海一地就装走了一千五百多船。蒋介石还逼迫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将一些重要的工厂拆迁运台。他将珍藏在南京故宫博物院的原北京故宫所藏历代古玩字画精品，包括铜器、瓷器、玉器、字画等1424箱，图片画册1334箱，历史档案204箱，合计文物二十三万多件全部抢运到台湾，成为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对于搬不走的或来不及搬走的水电站、发电厂等，蒋介石则命令统统炸毁。总之就是一句话，绝不能留给共产党。

　　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此时的国民党军队已成惊弓之鸟，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向南推进。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政府南迁广州。

　　4月30日，蒋介石赶到上海指挥部署淞沪决战。他之所以要亲自指挥淞沪战役，“保卫”大上海，是有他的打算。蒋介石年轻时就是在上海发迹的，在这里他得到了爱情、名气和权力。在如今灾难临头之际，他想到了一个疯狂的计划。淞沪战役一打响，美英等国便不会再袖手旁观，坐视国民政府败北，所以他发誓要打好“第三次世界大战导火线”——淞沪决战。

　　于是，蒋介石在上海集中了40多万大军，由心腹爱将汤恩伯率领，作最后顽抗。他如此安排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目的，就是“一旦中国大陆发生意外，可有一支可靠的军队随政府迁来台湾，免使台湾受到亲共阴谋的威胁，而以该省作为政府最后坚守与力图复兴之基地”。

　　汤恩伯，蒋介石的老乡，生于浙江武义。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事教官，期间著有《步兵中队(连)教练之研究》，博得蒋介石的赏识，自此成为蒋的心腹爱将，平步青云，官至陆军中将。汤恩伯打仗不怎么样，却绝对效忠于蒋总裁，就在不久前，他还曾将恩师陈仪准备投共一事密报蒋介石。蒋介石也正是看重此点，才将镇守上海的重任交于他。

　　蒋介石在汤恩伯的陪同下，还亲自巡视了上海街头，为部下鼓气：

　　“共产党问题是国际问题，不是我们一国所能解决的，要解决必须依靠整个国际力量。但目前盟国美国要求我们给他一个准备时间，这个时间也不会太长，只希望我们在远东战场打一年。因此，我要求你们在上海打六个月，就算你们完成了任务，那时我们二线兵团建成了，就可以把你们换下去休息。”

　　蒋校长亲自坐镇指挥，汤恩伯更是豪情万丈，牛皮吹得震天响，扬言一定要把上海变成“第二个斯大林格勒”，并不惜血本地在市区与郊县构成外围、主体、核心三道阵地。其中，钢筋水泥筑成的主碉堡阵地3800个，碉堡间战壕相连，壕沟内还可行驶吉普车，半永久性的掩体碉堡1万多座。中央社誉为“固若金汤”。阎锡山视察阵地后，颇有信心地认为至少可以守上一年。蒋经国则称其可与“马其诺防线”媲美。

　　然而几昼夜的殊死战斗过去了，从华盛顿传来的消息却越来越令人失望：美国不会继续卷入中国内战。蒋介石这才突然醒悟：“淞沪决战已经没有意义了。”

　　5月25日，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汤恩伯的几十万精锐部队被消灭殆尽。蒋介石乘军舰逃到定海，旋即转赴福州指挥。

　　然而，失败已成定局，谁也挽救不了国民党政府的命运。

　　7月，盘踞陕西的国民党军胡宗南主力基本被歼，残部退入川北、川东地区。

　　8月4日，“华中剿总”副总司令、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在长沙起义。22日，人民解放军占领福建。

　　9月，盘踞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部全军覆没。随后新疆和平解放，蒋介石又丢掉了西北战场。

　　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看着自己的对手站在象征中华民族形象的天安门城楼之上，用湖南味十足的乡土话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蒋介石心中当然不是滋味。

　　当晚，蒋介石久久不能入睡，反复调换着收音机频率。尽管收音机里杂音很大，但他还是耐着性子听着，这时收音机里报道了一则北京破获一起国民党特务破坏开国盛典的消息：“阴谋在人民政协开会期间进行捣乱活动的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分子木剑青，于20日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逮捕。该犯为国民党中统局特务，化名王建坤，于9月2日来京……经北京市公安局连日侦审，特务匪犯木剑青已初步供出该案为国民党中统局有计划之捣乱活动……”

　　蒋介石一股无明火直蹿上脑门，不由得大发雷霆：“一群废物！”骂得身边的人半天没敢吱声。

　　十一过后，国民党当局的日子顿觉难过。10月6日，中秋之夜，厦门告急，蒋介石从基隆港赶到鼓浪屿，以求保住面对台湾、金门的大陆前沿阵地。下午4时左右，他的座舰“华联号”还未靠岸，已经听到前方隆隆的炮声，吓得不敢久留，只是在座舰上召集团长以上军官训话。晚上8时就离开厦门而去。10天后，解放军经激烈的战斗后开进厦门市。

　　蒋介石离开厦门，同时接到南面广州、北面舟山告急的报告，11日飞临定海。见舟山已成孤立之势，周围岛屿大部被解放军占领、其进攻定海已成定局，蒋介石遂改变原来死守舟山的战略，数月后就把舟山守军撤往台湾。蒋介石坐镇台岛指挥，他的63岁生日也是在台湾过的。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沮丧地写道:“本日为余63岁初度生日，即将过去之一年，实为平生所未有最黑暗、最悲惨之一年。”

　　而在3年前，蒋介石首次赴台，正逢他60寿辰,易地祝寿别有一番情趣,为台湾之行增添一层色彩。前来祝寿的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的代表、司法院长王宠惠送上的贺寿词则称:“仁者无敌,德必有邻,吹嘘所及,禹甸同春,寿考作人,康强逢吉,宏开太平,永奠基石。”祝词和当时现实毫无共同之处,辽阔的中华大地正因为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政策而布满血雨腥风。尽管社会上找不到一点“仁、德、同春、太平”,可祝寿却使得“巡视”更加热闹。

　　蒋介石那次到台湾，正是他4个月来指挥“国军”各路主力全部出动、连下各解放区城池的时期,这本是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为保存实力、拖垮国民党军队而采取的运动战战略战术所致，南京方面却兴高采烈，以为全线胜利近在眼前，已经准备在11月中旬单方面召开不合法的“国民制宪大会”。虚假的军事胜利刺激着蒋介石的神经,情绪高涨的“国府主席和国民党总裁” 的台湾之行,自然也有“扬威布道”的意思。

　　对于台湾之行,蒋介石在回到南京后的日记中写道:“巡视台湾之收获,较之巡视东北之收获尤大,得知全国民心之所向。”当然此时他的收获只是把台湾当作支援大陆内战的基地,还没想到会在海岛度过后半生。至于“民心所向”则是蒋介石的错觉，台湾人民当时欢迎蒋介石，是出自祖国收复台湾、使台湾同胞摆脱50年殖民统治的心情，当南京政府在台湾地区横征暴敛、危及民生时，台湾人民也会起来反抗反动统治。所以在蒋介石视察后不到半年，即爆发“2·28事件”。

　　1949年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广州，“国民政府”再迁重庆，把西南作为最后挣扎之地。

　　蒋介石从当年的“剿匪”变成了被剿，其中滋味他是再清楚不过了。但他不甘心国民党政权就这样从手中失落，决心同共产党来一次最后的较量。于是亲临重庆召见胡宗南、宋希濂等西南军政要员，密谋固守西南。蒋介石说：“必须保住西南地区，作为复兴基地，将来才能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进行反攻。”

　　然而，时局已经不以蒋介石的意志为转移了。

　　毛泽东早已明察蒋介石的意图，命令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统率60万解放大军，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包围西南，并力求全歼胡宗南集团于国境线之内。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带着从广州来渝还不到50天的“国民政府”，匆匆乘飞机逃往成都。

　　重庆既失，成都已无险可守，蒋军兵败，势如山倒。那些早就不愿为蒋介石卖命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争先恐后与解放军接触，联系起义事项。云南的卢汉和川康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王伯勋等相继起义。国民党各部起义高潮迭起，解放军推进日行几百里。

　　12月10日下午2时许。在解放军隆隆的炮声中，目睹“确保大西南”方针没有任何希望的蒋介石冒着初冬凄冷的寒风，一头钻进“中美”号专机，从成都凤凰山军用机场仓皇起飞……

　　蒋介石若再待几个小时，恐怕就别想离开大陆了。蒋经国在1949年12月10日的日记中对此有所记载：

　　“今晨，渝昆电讯复通，而第一封电报却是卢汉拍致刘文辉的，要刘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留父亲，期向共军戴罪图功。父亲当即约见王缵绪，嘱其转告刘、邓：‘（一）仍盼其入城来见。（二）令彼等所部速离成都周围。’同时，召集胡宗南、王方舟、杨子惠、萧毅肃诸先生研讨对滇事处置方略及父亲行止。当时，在场文武官员一致要求父亲尽速离蓉回台，勿先飞西昌。父亲近数日来徒以胡宗南部未能如期集中，必须逗留成都，以掩护其达成任务，故屡次准备起行而又屡次中止。今日昆明又告陷于共军手中，乃询各方意见，决回台北处理政府迁移各种要务。临行，复与胡宗南长官单独面谈三次，始觉放心。午餐后起行，到凤凰山上机，下午2时起飞，6时30分到达台北。”

　　“父亲返台之日，即刘文辉、邓锡侯公开通电附共之时。此次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祸福之间，不容一发。记之，心有余悸也。”

　　4个小时后，“中美”号专机降落在台湾松山机场。

　　再次踏上这块土地，没有欢呼，没有鲜花，没有礼炮，没有军乐，蒋“总统”可能意识到，这里大概就是他最后的栖身之所和归宿地。

　　但他不会轻言认输，纵观一生，他的性格确像一根高强度弹簧，千拉万扯也难改其坚韧的特性。于是，在他的字典中又多了一个新名词——“反攻复国”。

　　1949年的圣诞之夜。从台湾南投县乘火车往南往东行20公里到达水里乡，再往前几公里就是鱼池乡，那里有最著名的风景地——日月潭。离开大陆不过半月余的蒋介石来到湖旁的涵碧楼，在一片秋寒中，哀叹自己多舛的命运，思索着自己的下半生和国民党的再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