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关系六十年”系列/之三

痛定思痛　蒋介石总结失败　

崔国辉 邰言

　　蒋介石感叹：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军打倒的，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

　　名人避寿，就是在生日的那一天，主人要离家出走，不接受亲朋好友的祝贺。这种风俗不知起于何时，清朝时已开始盛行。蒋介石也不能免俗，曾多次避寿。

　　1949年11月5日，是蒋介石63岁的农历生日。此时，国民党军主力已被消灭殆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已正式宣告成立。“金陵王气黯然收，一片降幡出石头”。蒋介石逃到台湾，总统职位尚未恢复，其处境之狼狈，心情之沮丧，是难于言表的。他决定以避寿为名，去台湾名胜阿里山一游，借以宽慰百结之愁肠。

　　11月4日上午9时，蒋介石身穿深灰色长袍、黑呢子马褂，头戴旧式礼帽，面带倦容，心事重重地下了阳明山（原名草山，蒋介石认为有“落草为寇”之嫌，改为阳明山），飞往嘉义，然后转乘森林铁路专车登山。

　　下午1时许，蒋介石一行到达阿里山。蒋经国对前来迎接的阿里山林场场长说：“总统年逾花甲，到阿里山上来一方面是为避寿，一方面也是为找个幽静的地方好好休息两天，同时看看阿里山风光。”

　　11月5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今日为父亲六三华诞，阿里山上天气晴朗。凌晨3时30分起身，向父行礼祝寿后，即随父在月光下步行，复蜿蜒登祝山。明月高照，清光无极，如入水晶世界，美丽无比，难以笔墨形容。自住所至祝山徒步8华里。父亲直行至山顶，毫无倦意。5时20分在山顶远望，正落月西沉，东方发白，相映成趣，历半小时，旭日初升，鲜艳夺目，红光渐满大地，似从新高山山巅腾空而上也。父亲东向肃立，对天地祷告，随员亦在祝山向父祝寿。旋回阿里山寓所。”

　　11月6日大清早，蒋介石一行便匆匆下山，返回台北。

　　阿里山秀美的风光并没有给蒋介石带来多少欢颜。他始终愁眉不展，就连话语也不多，一点儿也看不出有过生日的高兴劲儿。相反，他日夜反思一个困扰他多时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失去了整个大陆？

　　蒋介石对自己的失败，如骨鲠在喉，箭穿于心，他感叹道：

　　“我们的整个大陆都沦陷了，究竟我们大陆的这种悲剧、这种浩劫，是谁为之？孰令致之？”

　　光感叹是不行的，面对着逃到台湾的文武百官、残兵败将，蒋介石不能不有所交代。

　　痛定思痛，蒋介石认为败走大陆首先是“由于我们军事的崩溃”，并总结出导致军事崩溃的六大原因：军队纪纲败坏，对三民主义的动摇，军队内部贪污、腐败而无教育、监察制度，官兵对立、军民脱节，战略上的错误以及外交上的失败。

　　“就过去一年失败的情形看来，以军队纪纲的败坏最为严重……最显著的一点，就是一般军长、师长，不经过请假的手续，可以随便离开自己的职守，自由行动……即此一点，就足以知道我们军队的纪律扫地。”

　　“自从抗战末期到现在，我们国民革命军内部所表现的贪污、腐败的内容和实情，真是光怪陆离，简直令人不能想象……许多高级指挥官每到作战的时间，不是在陆上准备了车辆，就是在水上准备了船舶，一到紧要关头，就不管他的部下生死，而先自上车或者登船逃命，这样没有人格的官长，可以说是寡廉鲜耻，怎能再取得部下的信任呢？而且，一般的高级将领，在生活上骄奢淫逸，何尝还有一点儿同甘苦、共患难的意思……我们军队每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中较好的房屋，就一定被我们军队占领，借了人民的东西不归还，损坏了人民的器具不赔偿。这样，当然使人民对我们发生反感，而不愿帮助我们。”

　　其次，蒋介石认为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他痛心地反思道：

　　“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党内有若干不肖之徒，自认为本党已经失败，不惜充当汉奸走狗，来卖党变节，甚至趁火打劫，浑水摸鱼，丑态百出，以至民心涣散，士气堕丧，形成分崩离析的局势……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了。”

　　过去在大陆，国民党是不能被批评的。因批评国民党而被逮捕、囚禁、暗杀的，不计其数，甚至连国民党内元老级人物也在所难免。到台湾后，蒋介石自己批评起来了，虽然只是泛论，没有具体指出诸如搜刮民脂民膏的孔宋家族，残民害民的中统、军统特务，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上层官吏，但能指出国民党的腐朽，甚至认为“早就应该消灭淘汰”，也算是一点儿进步。

　　第三，蒋介石认为，“政治上的失败”是导致国民党在大陆总崩溃的重要原因：

　　“按照总理建国大纲规定，‘由训政到宪政，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我们也明知训政的程序没有完成，明知人民的智识还没有到实行民主政治的程度，但因为内外环境关系，使得训政时期一切旧的制度完全破坏，而宪政时期新的制度还没有建立。简单地说，就是新的制度未曾建立，而旧的制度早已崩溃，所以在政治上形成这样混乱脱节的现象，这是我们政策的失败，以致整个政治濒于崩溃。”

　　第四，“经济上的失败”导致了政治、军事与社会的瓦解。蒋介石痛心疾首地说：

　　特别是民国三十六年间，行政院宋院长擅自动用了中央银行改革币制的基金，打破了政府改革币制的基本政策，于是经济就在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势之下，游资走向投机垄断，正当的企业不能生存，中产阶级流于没落，社会心理日趋浮动之中，经济崩溃的狂澜，就无法挽救。这是大陆经济崩溃最重要的环节，亦是今后经济事业最重要的教训，不可不特别警惕。这是经济失败内在的原因。至于外在的造成经济加速崩溃的原因就更多了。

　　第五，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大失败是在“教育和文化”上。“政治、军事、经济等项的失败，其影响无非是一面和一时的，只有教育的失败，则其影响将及于整个民族”。而国民党“缺乏健全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政策”，“忽视了国家观念，民族思想和道德教育”。

　　第六，蒋介石认为他自己下野后中枢无人主持，亦是国民党在大陆迅速崩溃的原因之一。

　　在检讨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时，蒋介石也表现出少有的自责精神：

　　“在我个人来说，至少我对总理、对主义、对国家以至对我们的民族、历史，都是一个最大的罪人。因此我每天无论怎样繁忙，总要抽出一段时间来，作为反省忏悔的功夫。”

　　不过，蒋介石的“反省忏悔”，常常把责己与责人、自责与自负混淆在一起。

　　“我们过去之所以失败，我固然要自愧领导无力，督率不严，应该负重大的责任，但你们大家过去不争气，不努力，尤其在同志之间，离心离德，自私自利，不肯协力互助，团结奋斗，而对于领袖的命令阳奉阴违，不能彻底实行，对于领袖的信任，表里不一，几乎无足轻重，这是你们失败的根本原因，亦就是我们革命的致命伤。”

　　绕来绕去，“致命伤”还是在“你们大家”。

　　最后，蒋介石得出结论：“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军打倒的，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

　　蒋介石复职视事，开始了“卧薪尝胆”第一步

　　蒋介石败退到孤岛台湾后，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复职”。

　　1949年12月25日，蒋介石指使到台的“国大代表”举行年会。会上，“国大代表”联名请蒋介石“尽速复行视事”。

   此时，名义上仍是“中华民国代总统”的李宗仁，正以“医治胃病”为名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寓所内闭门不出。

　　为创造重新上台的时机，面对国民党的全线溃败，蒋介石一面制造舆论，说李宗仁“代总统”的施政措施已全部失败，无才无德，不配领导国民政府，同时声称“现在国家情势危机非常，如果我再不负起政治军事的责任，三个月之内，台湾一定会完结，我出来之后，可以自保”；一面则把李“代总统”甩在一边，自己从幕后走到台前，开始行使领导权。为使“复职”名正言顺，蒋介石授意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监察院”再三电催李宗仁“返台”。

　　与蒋介石打了二十多年交道的李宗仁对老蒋的心思一清二楚，他可不想当张学良第二，便以“医嘱不能远行”为由，死活就是不回台湾。

　　当然，这也正中蒋介石的下怀。既然“李代总统”不来，那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复职”了。

　　1950年2月12日，“监察院”通过提案，指责李宗仁居美“遥领国事”乃“措施错误”，提出“国民大会”弹劾。接着，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致电李宗仁限他三日内返回台湾，否则以自动放弃“代总统”职务论。三天过后，李宗仁仍然没有返台。蒋介石“复职”水到渠成。

　　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发表“复职”文告，宣称：

　　“中正许身革命四十余年，生死荣辱早已置之度外，进退出处，一唯国民公意是从；当此危急存亡之日，受全体军民同胞责望之切，已无推诿之可能，爰于三月一日复行视事，期共奋勉，以光复大陆，重建三民主义新中国。”

　　蒋介石如愿以偿地第三次复出，重新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

　　从1949年到1952年10月，蒋介石用两年多的时间发动了一场国民党改造运动。这场运动大体分为三个阶段：1950年7月以前为制造舆论，作准备阶段；1950年8月至1952年4月是全面展开阶段；1952年5月至10月是完成阶段。

　　1950年7月2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蒋介石发表《关于实施本党改造之说明》，提出在“反共救国”中吸收新党员，在政治改革中提拔干部。会议通过了“党务改造案”，决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停止行使职权，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

　　8月5日，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成立，在中央党部举行就职典礼，蒋介石亲自主持宣誓：“遵从总裁领导，竭智尽忠，完成改造任务，如有背誓，甘愿受党纪之严厉制裁。”

　　这一时期，为实施国民党的改造，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员要学习《辩证法》、《中共干部教育》、《中共工作领导及党的建设》、《中共整风运动》等四种书籍，企图借鉴中共整风的办法，进行国民党改造。

　　1952年7月10日，改造委员会发出通知，决定10月10日召开国民党“七大”，主要有四项议程：制定本党政纲；修改本党总章；建立中心理论；决定工作纲要，要求全体党员通过组织提供意见。

　　10月10日，国民党“七大”开幕，蒋介石致开幕词。17日，通过蒋介石提出的《中国国民党总章修正案》，决定撤销中央改造委员会，原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央委员会，另设中央评议委员会。大会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陈诚、蒋经国等32人为中央委员。

　　国民党改造运动，切实整顿了国民党各级组织，完成了国民党各级组织的重建与上层权力的再分配，对于台湾的混乱政局，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同时，通过这次改造运动，蒋介石把反对派统统赶出了决策圈，在各要害部门安插亲信。并将“党国元老”的实权加以剥夺，特别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被清除，真正实现了“蒋家天下蒋家党”。蒋经国进入了国民党中常会，建立起了以蒋氏父子为核心的权力结构，为蒋经国日后再度升迁和接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在军事上，蒋介石也有新的考虑。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赫然摆着他的对手毛泽东的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蒋介石并不是第一次翻阅这些书，甚至多次指示部属认真进行研究。如今重读毛泽东的这些军事著作，蒋介石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确是一位熟知战争规律的战略家。

　　最令蒋介石叹息不已的是毛泽东书中的一段话：谁人不知，两个拳师相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此时此刻，蒋介石认识到自己在发动内战之初所实行的“速战速决”、“全面进攻”犯了战略性的错误。因为对于一个长期的军事反攻来说，有时候战略退却也是必要的。

　　不过，蒋介石进而又认为：我现在的退，也是为了将来的打。我现在虽然偏安孤岛，但总有一天还要回到大陆的。

　　当时国民党军总兵力约60余万人。但机构繁多，编制混乱，官多于兵或有官无兵已成为普遍现象。更有甚者，官兵成分复杂，职业军人中混杂着从大陆裹挟来的农民、渔民及流亡学生。即使在正规野战部队中，也混有保安团等地方武装。国民党的海、空军实力相对较强。其中，海军约有3.5万人，战舰50多艘，空军约有8.5万人，各型飞机400余架，真正能作战的也仅有半数，且汽油储量只够两月之需，还缺乏维修零件。这些兵力分散在南起海南岛，北至舟山群岛的万里海疆之上，战线太长，兵力分散，且供给困难。

　　蒋介石清楚仅仅依靠这些兵力还不足以“反攻大陆”，于是便开始了“卧薪尝胆”的第一步——整顿军队，聚集“反攻”兵力。

　　从八年抗战到三年内战，国民党军伤亡惨重，军官替换过快，普遍欠缺协同作战能力。蒋介石认为要实现“反攻大陆”的梦想，当务之急是组建军官训练团，有系统地培训军官干部，以期拉开“反攻”战争序幕。

　　圆山训练团便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圆山训练团的开山鼻祖，实际上是日本军人根本博。

　　根本博，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及陆军学校，是战术和战史方面的专家。算起来，根本博是蒋介石的学弟，对蒋介石也十分钦佩。在侵华战争期间，根本博担任过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战后被蒋介石聘为舟山群岛防卫战司令官的外籍顾问。

　　蒋介石之所以起用日本军人来训练国军将领，与他早年留学日本学习军事不无关系。在蒋介石心目中，世界上素质最好的军事教育，首推德国和日本，这个观念早在对中央苏区进行五次“围剿”年代，就已显现无疑。

　　败退台湾后，蒋介石不断招揽日本高级军官来台讲学。这些早期的训练机构，性质十分神秘，绝不对外公开任何一点儿消息。受训学员，即使到了今天，提起此类机构，仍是讳莫如深。因而，早在当时就被戏称为高级军官的“地下大学”。

　　按照规定，参加训练团的学员，必须是上校以上的军官，经单位或上级保荐，才有资格进入深造。学习的内容包括兵役制度、后勤制度、战术、战略、战史、情报等。

　　圆山训练团只办了几个月就停止了，因为蒋介石希望把这个训练团办得更正式些，于是就衍生了一个新的训练班——石牌训练班。蒋介石长久以来就对德国军校训练出来的军人情有独钟，便命曾留德学军事的儿子蒋纬国，专程跑到德国，邀请德国军事教官来台讲学。

　　蒋介石希望通过提高高级将领的军事素质，培养出与大陆时期完全不同的崭新军队，达到“反攻大陆”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