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将陈伯钧

毕一功

身经百战，军旅光华

　　1936年10月15日，在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大会师前夕，毛泽东主席曾亲笔致函陈伯钧：“伯钧同志：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你的身体好否？同志们都想念的。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努力！此致革命的敬礼！”这位被毛主席誉为红军“干才”的传奇人物就是黄埔六期同学、红六军团军团长、开国上将陈伯钧。

　　陈伯钧原名陈国懋，字少达，号稚勉。1910年11月26日生于四川达县。1923年就读于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很早就投身爱国学生运动。1925年他因参与学潮被学校开除，继而于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学习。1927年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独立团团部副官、训练处主任；9月参加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一师三团排长；1928年任第一团一营连长；1930年1月任红六军第一纵队参谋长；1932年7月任红十五军军长；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1934年10月率部长征，掩护中央纵队行动；同年12月指挥部队担负中央红军的殿后任务。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合后，于7月调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参谋长。1936年2月任红四军参谋长，同年7月调任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军团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伯钧任八路军第一二○师三五九旅旅长。1938年6月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同年12月任抗大第二分校校长，率领干部、学员挺进敌后的河北陈庄、神南地区，在参与指挥反日伪军“扫荡”的同时，坚持办学。1941年底，军政大学分为军事学院和政治学院后，他任军事学院副教育长。1946年在军事调处执行部热河执行小组任中共方面代表；同年8月任东北军政大学教育长。1948年9月任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员。1949年3月任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兼四十五军军长。参加过辽沈、平津、衡宝、广西诸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伯钧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指挥部队平定湘西匪患后，协助刘伯承组建军事学院。1950年12月任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1952年任副教育长兼学术研究部部长、教育长，1955年任副院长。同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2年9月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1974年2月6日于北京逝世。

中央红军长征的“铁屁股”

　　早在1932年中央苏区反“围剿”战斗中，22岁的陈伯钧就担任了红十五军军长。1933年8月，由于对反“围剿”中红军最高领导层“左”倾错误指导的不满，他曾上书红军总部陈述自己的意见，遭到“左”倾路线的批判，10月初被降职为十三师师长。陈伯钧不计个人荣辱，率领红十三师六千官兵连续打了十余场胜仗，被军委命名为红军主力“坚师”。毛泽东闻此消息，不禁赞叹：“十三师万岁！”

　　1934年10月18日，身患疟疾的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率部队从兴国出发，开始长征。10月底，陈伯钧指挥十三师负责掩护中央纵队行动，击溃沿途围追之敌。红军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时，各路敌军开始向湘南地区开进。11月25日，党中央和军委为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冲出敌军的重围，发出强渡湘江的命令。按照军委的命令，红五军团将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迟滞追击之敌，掩护后续部队通过。陈伯钧奉命指挥十三师阻止西来之敌，很好地完成了掩护红八军团渡江的任务。而此时，担任后卫的十三师收容的掉队人员比全师人数大两倍，使得部队的行动相当困难，但陈伯钧沉着指挥，终于在12月1日率全部人员渡过湘江，经过连续作战，胜利到达贵州境内。

　　刘伯承元帅后来评价：“十三师是我最放心的师！”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1972年在北戴河疗养时曾深情地对陈伯钧说：“要不是你的十三师在湘江战役与敌苦战一整天，我们前面的部队没那么顺利渡江，早不知是什么结局了。”

　　血战湘江后，由于部队严重减员，军委电令撤销八军团建制，并入五军团，把五军团、八军团和十三师的三个指挥机关合编为一，陈伯钧复调五军团接替刘伯承任军团参谋长。

　　1935年遵义会议期间，陈伯钧因腿伤复发在遵义开刀做手术。会后正值红军三渡赤水到茅台，因前线战事紧急，陈伯钧伤未痊愈就奉命重返五军团，与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共同率领五军团掩护全军在太平渡之间四渡赤水，又掩护大军南渡乌江。乌江战役中，陈伯钧亲自指挥五军团殿后部队同敌人整整打了七个小时阻击战，才将追敌击溃。在长征中，五军团一直担当全军后卫，沿途抗击追敌，掩护中央红军北上，浴血奋战，功勋卓著，陈伯钧及所部也因此有了红军“铁屁股”之称。

百折不挠的红军“干才”

　　陈伯钧将军一生经历多次磨难，但他百折不挠，逢战愈勇，屡建功勋，被誉为人民军队中不可多得的“干才”。他对革命事业始终充满必胜信心，是个天生的乐天派。纵观陈伯钧的人生经历，他实干、苦干，忠诚坚贞，终得锻造成难得之将才。

　　陈伯钧自幼追随革命，在大革命失败的关键时刻，于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了秋收起义。从此在毛泽东直接指挥下，由排长、连长干起，一步步成长为红军的高级指挥员。红军长征途经四川时，有一个最富戏剧性的情节：陈伯钧带着红军后卫部队边打边退，而他在川军中一个当国民党将领的哥哥领着川军在后面紧追。两军交兵，兄弟两人因为各自信仰不同兵戎相见，私情丝毫未能动摇陈伯钧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

　　陈伯钧是军内知名的高级知识分子，连毛泽东也深知他的才华。1937年10月，陈伯钧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曾在毛泽东指导下，撰写了《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一文，发表在《解放》杂志上。在抗大的初期，毛泽东曾亲自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课，此后，毛泽东因工作繁忙，无法再来，接替他上这门课的就是陈伯钧。他的战略学课程算得上抗大的招牌课。他会写作，能演说。在抗大一次演讲两三个钟头是常事，最长的一次，他一天内讲了八小时，“差不多已近声嘶力竭，仍愈讲愈有劲”。而他的演讲和教学，口碑很好。无论是在军校还是作战部队，都受到所在单位的学员和指战员的欢迎，其他单位也常请他去讲课。

　　写日记，是陈伯钧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养成的良好习惯。在红军长征的两年征程中，陈伯钧无论是行军打仗，还是驻地休整，除了生重病的1935年底、1936年初两个月采取几天集中写一篇外，都一天不落的坚持记日记，有时作战紧张实在没有空隙就过后补写。这部日记真实地记载了那段战争岁月的点点滴滴，从每日行军的里数，到历次难忘的战斗；从身经百战的记录，到马背攻读的心得体会；从蒙冤受屈的抑郁心志，到庆祝胜利的欢快时刻，无不行云流水般地舒展于他的笔端。他为后人留下了一部颇为完整的红军长征日记，成为记录我党我军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的一部信史。也正是依据自己的日记，陈伯钧到达陕北后，在红军大学为我党我军绘制了第一幅较为精确的红军长征路线图。2002年，《陈伯钧日记·文选》正式出版，成为一部珍贵的历史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