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母李以劻、丘文升的烽火情缘
李龙生
家父母的结合颇为坷坎曲折,亦相当传奇。在相识的50多年时间里,他们聚少离多,尤其是前30年间,他们实际相聚的时间不超过3年。他们的悲欢离合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侧影,亦反映了他们那一代人生活的颠沛和辛酸。
家父李以劻先生(黄埔八期)2004年在北京逝世,这对与他历尽艰辛、厮守了大半个世纪的家母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在后来的两年中,家母终日闷闷不乐,经常无故掉泪,特别是去世前的一个多月,更接二连三地梦见家父。家母丘文升女士于2006年冬至那天,在睡梦中安祥去世,享年86岁。
聚少离多 爱缘难了
家母出生于南昌一个商人家庭。外祖父是一位很有正义感的成功商人,青年时因目睹旧式大家庭的没落,遂毅然冲破家庭的禁锢,带着两只咸蛋和三个馒头,从福建上杭只身来到南昌闯天下,在数十年间,由学徒做起,最后成为南昌商会的创会会长,但由于长年积劳成疾,外祖父在家母青少年时便逝世,而留下的家产亦被养子(因家中只有三女,没有男丁,故收养一养子)挥霍掉,家道中落,有幸外祖父母注重教育,令家母得以接受较完整的教育。
家父母1934年相识于江西南昌,当时家父是十九路军军部的少校警卫营营长。1934年“闽变”失败后,家父在掩护十九路军领导人蒋光鼎、蔡廷锴等突围时受伤,送院留医,与家母的大姐夫张伟民(原北伐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张民运将军之侄,黄埔一期)同住一病房。一次,家母随大姨母和其二姐探病时,由张伟民介绍与家父相识,当时家父22岁,家母13岁,由于十九路军因“一·二八”淞沪抗战而声威大震,加上发动过“闽变”,令家母对这位谈吐不俗的年轻军官留下深刻的印象。
家父母的第二次见面,已是4年后1938年的事。当时家父(时任团长)在台儿庄大战中受伤,送往江西赣州养伤,并兼往蒋经国的新兵督练处补充兵员。家母其时亦由外婆带领,在南京沦陷后,由南昌逃难到赣州,就读于当地高中,并成为当地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和重要成员。一次,家母带领同学前往医院慰劳伤兵,再次巧遇家父,此时家母已出落得亭亭玉立,对这位来自台儿庄大战年轻团长的爱慕之情油然而生,但彼此相聚不过两个月,家父又领兵奔往武汉会战前线。
家父母第三次见面,是在1940年春。当时家父(时任副旅长兼团长)参加昆仑关大战(“桂南会战”),部队损失惨重,奉命到赣州蒋经国处补充兵员,而家母此时仍在当地就学及参加学生抗日运动,家父因而得以与家母再续前缘,但相聚亦仅两个月而已,因家父开赴前线,两个人又再度分开。
由1934年到1945年的11年间,家父母实际只相聚过三次,每次最多两个月,可真是患难情侣,聚少离多,但在此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又岂能有过多儿女情长?
不惧杀身祸 再继前缘情
抗战的胜利,令全国欢腾。此时家父的老上司——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将军及其夫人,对家父这位年轻将官非常器重和欣赏,执意要将其名牌大学毕业的第八个妹妹许配给家父,认为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家父在50年后忆及此事时曾表示,他当时很清楚,若娶这位八妹,将来势必飞黄腾达,官运亨通,反之,若不娶,必将得罪这位位高权重的一方大员,甚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但家父对家母这位久经战火考验的旧恋人始终念念不忘,只是此时家母却音讯全无。在此彷徨之际,又是上天的安排,一天,家父骑着马在南昌街道闷闷踱步时,竟在茫茫人海中遇见外婆的一位亲戚,得知家母仍待字闺中后,家父快马扬鞭前往,因而得以与家母再续前缘。随即,家父转而正式向薛岳表明态度,婉拒婚事安排,薛岳庞然大怒,并想除掉家父。家父随即带家母向另一位老上司欧震司令求助,欧震将军端详家母后认为他们是天作之合,极力促成婚事,并当即赋诗一首(大意):
情场别有新天地,
不比寻常爱与思;
有幸百年歌永好,
胡桃生子竹生孙。
欧震将军除对家父母的婚事有示赞同外,更亲自登门向薛岳说情。
15年分别终团圆
家父母遂于1946年结婚。但不久国共内战爆发,家父须经常军旅在外,婚后的家父母仍是聚少离多。1949年,由于解放军渡江南下,家父母再度分离,家母带着我并怀着弟弟前往台湾,其后几经周折辗转到香港定居,教书为生。然而,他们这一别竟长达15年之久!直至1964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家母赴京与家父团聚(注:当年同期返回北京的还有杜聿明将军的夫人曹秀清女士,及溥杰夫人嵯峨浩女士,成为一时佳话)。
家母自此刻才真正与家父长期团聚,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在京的14年间,家父母既共同度过“文革”前那两三年颇为开心的日子,亦互相撑持,共同熬过其后十年“文革”的惶恐岁月。在后来返港的20多年间,家母仍一直默默地做好贤内助工作,处处支持家父,照料家父的日常起居饮食,陪同家父出席各种社交活动。家母还兼家父的私人秘书,在家父后来数十年所撰写的数以十万字的各种文章、史料中,逾半都渗有家母伏案卷写的辛劳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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