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与中华文化之三

“我为是一名中国作家而自豪”

 

——台湾作家陈映真的中国情结

 

姚同发

 

 

　　前不久闭幕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主席团第十次会议作出决定，聘请台湾作家陈映真为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对于这一目前作协内最高的名誉职务，刚刚成为中国作协首批台湾会员仅几个月的陈映真表示，“我为是一名中国作家而自豪”，“我为自己是生于台湾的一个中国人而骄傲”。这一发自肺腑的心声，正是陈映真浓烈而真挚的中国情怀的真实流露。

　　深厚悠久的中华文化传统

　　阅读陈映真的作品，无论是早期的，还是晚近的，无不闪耀着深刻的人文精神，充满着浓郁的中华文化气息。

　　陈映真。1937年11月，生于台湾西海岸的乡村。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偷偷地阅读鲁迅作品，并为之神往。1957年考入淡江文理学院外文系，读大学二年级时，处女作《面摊》问世，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1964年，陈映真因发表短篇小说《将军族》，一举成名。《将军族》描写一个台湾姑娘和大陆人的爱情悲剧：1949年随国民党去台的退伍军人“三角脸”，快40岁了还是个光棍，在康乐队里和台湾姑娘小瘦丫头邂逅，两人虽然深深地互相同情，但各有难言之苦，最后不得已把希望寄托于来世，双双在甘蔗田殉情而死。陈映真早年的作品，大多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理想破灭后的灰暗绝望心理，而《将军族》的创作，标志其已经从幻想回到现实，着力表现居住在台湾的大陆人的遭遇，以及他们与台湾本省人的关系。

　　陈映真的人生和创作在经历了八年牢狱之灾后，跃上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从此进入了他创作的黄金时期，也进入了他人生的黄金时期。发表于1978年的中篇小说《夜行货车》，是他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之一。作品描写美国跨国公司、台湾马拉穆分公司的三个中国人，崇洋媚外的软骨病患者林荣平和贫穷农家出来的孩子詹奕宏站立天平的两头，台湾姑娘刘小玲在中间，在一场事关民族自尊、自信的斗争中，刘小玲被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感情打动，向詹奕宏一头倾斜。“夜行货车”隆隆向前，象征着回归民族、回归乡土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此后，陈映真开始了《华盛顿大楼》系列中篇的创作。从《上班族的一日》、《云》和《万商帝君》三篇来看，即构成了一个宏伟、巨大而崭新的系统工程。在台湾作家中，以系列作品形式集中揭露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进行经济入侵和掠夺，揭示社会商业化和经济国际化的台湾社会的病态，陈映真可谓开了历史先河。这是他浓郁的民族意识、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和敏锐的时代观念相融合的产物。

　　1983年以后，陈映真着手政治小说的创作。他以50年代初叶台湾政治肃清的历史为背景，创作了《铃铛花》、《山路》、《赵南栋》等，在岛内外读者中引起强烈震撼。被称为田园牧歌的《铃铛花》，引领读者追随两名逃学顽童游荡乡间，然而有个政治犯（他们的老师）的遭遇牵扯着孩子们的心，成为一首掺杂了“砂子”的牧歌。可歌可泣的《山路》，刻画一位献身理想的少女，她苦斗一生却发现岁月虚度，小说情节的大构架引人入胜。《赵南栋》揭露50年代政治犯们“暗暗的死”，但血的播洒并没有开出希望之花。作者正是藉这些作品，呼吁人们对那一段台湾历史反省和思索。

　　纵观陈映真的小说创作，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堪称炉火纯青，从而为他赢得了世界级作家的荣誉。《夜行货车》获1978年吴浊流文学奖小说奖，《山路》获1982年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小说推荐奖，他还荣获2003年第二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有位文学评论家指出，陈映真的36篇作品中，反映民族乡愁的作品占到21篇，表现了在台湾的大陆人的痛苦回忆以及钻心一般的思念，写出了他们无“根”的伤痛和漂泊的悲情。

　　陈映真虽出生成长于台湾，却对祖国大陆魂牵梦绕。祖辈流传下来的“歌谣”记载着他永难忘怀的“根”：“大清国，福建省，泉州府，安溪县，龙门乡，石盘头，楼仔厝”。这条根将他的血脉与原乡紧密相联。对他来说，大陆意味着割舍不断的民族感情，深厚悠久的文化传统。

　　从鲁迅那儿获得对国家民族的关怀

　　读陈映真的小说，可以感觉到他的字里行间跃动着鲁迅寂寞然而深刻的沉思的心灵。他的《面摊》（1959）一开始，便放上了鲁迅的“药”（1919）。那些忧患中的爱心，令人想到鲁迅《狂人日记》里发出的痛心疾首的呼喊“救救孩子”。在《凄惨的无言的嘴》（1964）中，陈映真还是忘不了鲁迅的手法，叙述者“我”被看作是患有精神病的人，小说虽然不采用“日记体”，但通篇叙述，未尝不可以看作是新的“狂人”自白。

　　陈映真对鲁迅的学习和“模仿”，除了“母题”互涵，例如日记体在《我的弟弟康雄》、《最后的假日》、《云》、《万商帝君》中的运用，“吃人”母题在《乡村的教师》中的重现，又如《面摊》之与《药》，《凄惨的无言的嘴》之与《狂人日记》和《呐喊》自序，《故乡》之与《故乡》。陈氏的《故乡》写俊美如太阳神的哥哥的堕落，与鲁迅《故乡》写少年闰土的终于麻木，其忧患之深堪与相匹。还有小说某些场面和对话的描写，例如《一绿色之候鸟》、《最后的夏日》等篇与鲁迅笔下所写的酒店相聚一类场面与对话的描写（如《明天》等），十分神似。

　　然而陈映真从鲁迅那儿所获得的，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忧患意识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陈映真自述：“鲁迅给我的影响是命运性的。在文字上，他的语言、思考，给我很大影响。……鲁迅的另一个影响是我对中国的认同。从鲁迅的文字，我理解了现代的、苦难的中国。和我同辈的一小部分人现在有分离主义倾向。我得以自然地免于这个‘疾病’，鲁迅是一个重要因素。”

　　关于鲁迅的影响，陈映真说，读鲁迅的《呐喊》，大约是快上六年级的那一年。那时候对书中的其他故事似懂非懂，唯独对于《阿Q正传》特别喜爱，虽然当时也并不曾懂得滑稽背后所流露的、饱含泪水的忧患和苦味的悲愤。“随着年岁的增长，这本破旧的小说集，终于成了我最亲切、最深刻的教师。我于是才知道了中国的贫穷、的愚昧、的落后，而这中国就是我的；我于是也知道：应该全心全意去爱这样的中国——苦难的母亲，而当每一个中国的儿女都能起而为中国的自由和新生献上自己，中国就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

　　做一个脊骨挺直的中国人

　　政治迫害的牺牲者（曾入狱八年）、乡土文学论战的主将之一、台湾在野的“统派”、台湾左翼知识分子……这些“异端”称谓，一直以来都使陈映真成为岛内的“热门人物”。

　　陈映真生活在一个视左翼思想为异端的时代和世界里。他自少年时代就心向往之，后来又在极其艰难和极其困惑矛盾的心路历程中服膺不舍的左翼思想，使他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成为一个被放逐的“陌生人”。

　　在“冷战”高潮的上世纪60年代，他冒险阅读30年代的“禁书”，如鲁迅、巴金、茅盾等人的文学著作和艾思奇、毛泽东等人的社科著作，使他“不能自抑的豹变”，并“张开了眼睛，看穿生活和历史中被剥夺者虚构、掩饰和欺瞒的部分。”这种冒险阅读终于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投入监狱长达八年。1979年高雄事件前夕，他又因莫须有的罪名再次被台湾当局拘捕。两次入狱的经历，让他对台湾当局的白色恐怖、高压统治彻底失望。

　　在写于1993年底的自传性文章中，陈映真这样描述自己：“从二十几岁开始写作以迄于今，他的思想和创作，从来都处在被禁止被歧视和镇压的地位。1979年10月他被捕侦讯时，知道有专门对他的作品和言论做系统的思想检查分析和汇报的专业思想侦探。”“专业思想侦探”，这闻所未闻的职业，今天听来都让人毛骨悚然。

　　发生在1977年至1978年之间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更让人们看到，在唇枪舌剑的背后，还有种种诬人的陷阱。陈映真作为论战一方的主帅之一，论战发难者加诸其身上的言论何止是险恶，而是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更有告密者将其文章中引述马克思之处一一标出，加上批注，辗转寄给了当时“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王升，告密陈映真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这在当时戒严的台湾岛上是“必死之罪”，后来在社会贤达力劝“不能以乡土文学兴狱”的保护下，陈映真才侥幸躲过这场灾祸。在这场论战中，陈映真虽然伤痕累累，却不知害怕和退却为何物。他坚决反击，据理力争，写下了《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等论文，对乡土文学的理论进行了开拓性、创见性的探讨和论述，确立了乡土文学的理论体系，维护台湾乡土文学的现实主义原则。

　　在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陈映真坦然宣示，“平生最大的愿望，是做一个平凡而胸襟坦阔、脊骨挺直的中国人”。回首走过的人生道路，做一个脊骨挺直的中国人，陈映真真是当之无愧。

　　名至实归：“海峡两岸第一人”

　　台湾著名学者王晓波说：“被徐复观教授生前誉为‘海峡两岸第一人’的陈映真，无疑是当代台湾最具有思想深度的作家，也是一个最受争议的作家。”

　　“海峡两岸第一人”，对陈映真来说，无疑是名至实归。

　　陈映真是岛内第一个高扬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一部分的作家、理论家。作为文学理论家，陈映真主张，台湾现代文学是中国新文学在台湾的延伸和发展，是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映真是岛内第一个以小说形式表现台湾上个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革命者的斗争与牺牲的作家，也是第一个反对“台独”的作家。他以理性的思辨和战斗的激情，对形形色色的民族分离主义展开了旗帜鲜明、思想厚重、有理有据的批判。《同一个民族　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斗争——台湾新文学运动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联系》、《论“文学台独”》等一系列文章，在文化“台独”逐渐抬头的近30年间陆续发表，深刻揭露了“文学台独”的荒谬性和危害性，给台湾文化界的“台独”倾向以沉重打击。

　　1988年，陈映真亲手创立台湾第一个有影响的统派组织——中国统一联盟，并担任首届主席。作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1990年2月，他率中国统一联盟代表团访问北京，展开了他的两岸交流之旅、友好之旅、统一之旅，从此再也没有停下脚步。

　　鉴于他在文学创作和研究中取得的成就，以及他对两岸和平发展的贡献，2009年9月，由全国台联和中国作协联合举办了“陈映真先生创作50年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97年授予他名誉高级研究员称号，中国人民大学于1998年授予他客座教授称号；1999年陈映真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庆典和澳门回归大典；2010年8月，陈映真担任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成为两岸文学以及两岸作家交流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对两岸作家共同繁荣中华文化起到促进作用。

　　笔者与陈映真曾有过一面之缘，因受其教诲，受益匪浅，这里也补上一笔。1992年8月的一天，经岛内一位朋友介绍，笔者在北京新世纪饭店拜访了陈映真先生。因为我是做台湾研究的，当时文学问题没有谈多少，倒谈了不少研究方面的话题。至今印象深刻的是，陈先生谈到，搞研究应抓基础，对台湾历史，对国民党统治台湾的历史，应深入研究，要有一个总体的全局的把握，今后不管台湾政局怎样变化，民进党以及其他政治力量怎样变化，也不会发生看不清问题或看问题反复较大的情况。就像当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有了一个基本分析以后，其他路线、方针、政策都从这里出来，出不了这个大框框。今天看来，陈先生的这一看法，对于我们判断岛内及两岸时局的变化，的确仍是高见，很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