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将王诤

毕一功

 

　　王诤中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创立者，是新中国电子工业的开拓者和领导人，他对解放军的无线电侦察事业、通信事业、电子对抗事业、机要保密事业等都做出了卓越贡献。毛泽东曾亲切赞誉：王诤同志是有功的，他是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李先念这样评价王诤：半部电台起家，一生征战为民。真实而形象地说明了王诤同志的一生。

　　王诤原名吴人鉴，1909年7月3日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一个农民家庭。1928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通信科。毕业后参加北伐军第二军四师，担任师部电台台长兼报务主任。他对电讯业务的钻研精神，曾受到随军的苏联军事顾问冈恰洛夫中校的称赞。

　　毛泽东请王诤到主席台前

　　1930年，中央军委电讯队在红都瑞金成立，毛泽东、朱德亲自任命王诤为队长。

　　在1931年5月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中，王诤日夜工作在电台边，截获并破译了国民党军某部致“剿匪”总司令何应钦的急电。电文称：第五路军由于水土不服，有上千官兵生病减员。因此士气低落，多名士兵开小差，已就地正法三人。电文还称：为免遭红军突袭，请示向富川公秉藩部靠拢，成犄角之势，请急调工兵部队修桥铺路，以利于军队移动……

　　王诤当即向军委首长汇报。毛泽东、朱德当机立断，调集红一军团、红五军团连夜急行军，向东包围了富川，随后发动猛攻。红军士气如虹，勇猛厮杀，国民党军抵挡不住，全线溃败，被红军歼灭3个团，生俘数千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

　　此后，红军集中兵力，机动作战，连连获胜。彻底粉碎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在苏区军民欢庆胜利的大会上，毛泽东表扬了王诤，说：“我们工农红军也有了千里眼、顺风耳，这是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呢!”毛泽东特地请王诤上主席台前，让红军指战员们认一认，立时全场掌声雷动。

　　王诤带领通讯队的战士们因陋就简，在各个师都设法配置了改装过的电台，还积极培训无线电报务员。由于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所需的电池、发电机等奇缺，往往直接影响到通讯工作。于是王诤利用手头积攒的一点材料，画图放样，自制电台用的零配件，还修复了缴获的十几台小型发电机。报务系统的不断健全，为取得“反围剿”斗争胜利屡屡建功。

　　在长征中，王诤担任红军总司令部电台大队长、无线电总队总队长，编入军委直属纵队。在湘江边，王诤为了掩护同志曾负重伤。红军进入贵州山区后，王诤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掌握红军领导层的核心机密。由于毛泽东早在瑞金时已被夺了权，免去军委主席职务，只保留苏维埃政府主席头衔，不能参加重要的会议。但王诤敬重毛泽东，想方设法搞点香烟食品送去。还设法将一些重要的敌我军政动态书写在香烟纸上，派可靠的部下传递给毛泽东。在当时的情况下，王诤这样做，是要冒风险的。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重新掌权，力挽狂澜。王诤为了及时准确地给毛泽东等领导者提供情报，日以继夜地坚守工作岗位。他破解大量敌军密电码，为上级首长准确判断敌情做出特殊贡献。

　　为粉碎张国焘分裂阴谋立大功

　　张国焘在长征途中，野心勃勃，企图分裂红军，另立中央，极力反对红军北上抗日。他暗中调兵遣将，打算以自己最精锐的骑兵师、突击师等部队，解决红一方面军总部，扣押随红一方面军行动的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张国焘瞒住徐向前总指挥等负责人，急电驻在毛儿盖以西的红四方面军两个师，要他们火速行军，逼近红一方面军驻扎待命。

　　王诤收到密电，很是震惊，立即报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几位首长。首长连夜紧急开会，为应付不测，总部决定移入红三军团驻地，由红三军团长彭德怀急调两个精锐团负责保护。红一方面军此时已不足二万人，且伤病员多，机关人员多，又缺少重武器，形势十分不利。消除危险的上策是与贺龙、肖克等人领导的红二方面军联系上，请他们火速向中央驻地靠拢。此项重任又落到王诤的肩上。他亲自上机发报，试图与红二方面军电台联系上。他一遍又一遍地呼叫着，回答他的却是太空中杂乱的电波信号……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不时耳语交谈，神态焦虑。

　　王诤手脑并用，不断调频率，他的收发报技术在红军中首屈一指，他是自信的。但两个小时过去了，仍没有联系上。王诤急得脸上挂满汗珠，双手微微颤抖。终于，他收到了友军电台的呼号，由弱渐强，是急切而有力的呼唤，是与毛泽东同样的湖南口音。帐篷里的气氛一下变得欢快了，首长们相互握手。毛泽东伸出大手，用力地拍拍王诤的肩膀：“好哇，王诤同志，这就好!非常之好哟!你为党中央、为工农红军又立下大功，历史将铭记你的功绩!”几位首长临时商议一阵，由张闻天同志口授电文，王诤给红二方面军发报。张国焘危害中共中央的阴谋由此失败。

　　抗日战争时期，为搞准日军情报，王诤和战友们潜心研究侵华日军所用的几种密电码，很快便破解了已迫近武汉的日本海军舰队司令部与驻上海的日本海军司令部及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一些往来密电，接着又成功地破解了日寇蒙疆驻屯军司令部与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的几份密电。王诤呈送军委会情报部长李克农，再由他转交给毛泽东等中央首长。与此同时，还通过有关途径及时向重庆大本营通报。据说蒋介石甚为吃惊，责令部下多学学延安电讯情报人员的高效率。军统头子郑介民、戴笠私下对这些来自延安的有关日军动态情报的准确性异常佩服。

　　坚守刚直无畏的人生准则

　　1942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康生借整风来整人，大搞“人人过关”，闹得一时间人人自危，不少同志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运动不断升温，火药味越来越浓，延安有近千名干部、党员被捕，被打成“敌特分子”。康生一伙大搞刑讯逼供，手段极为残忍。许多同志敢怒而不敢言。王诤勇敢地站出来，与一些同志去枣园向毛泽东请愿，要求毛泽东干预“极左”的严重问题。这无疑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弄得不好会被扣上“反党”的帽子。

　　他们的请愿取得效果。毛泽东对他们说：“同志们，党中央已经注意到你们的愿望，请你们相信中央。整风的成绩是主要的，方向是正确的，主流是好的。在肯定这些的前提下，我们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总结经验教训，对运动中一些过火的做法坚决予以纠正。”

　　在“文革”中，王诤勇敢地和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进行了斗争。在一次由中央军委办事组、全军“文革小组”在军委大院召开的国防军工生产会议上，黄永胜一边歌颂林彪，一边严厉指责陈毅如何“反对”毛泽东，又批判罗瑞卿“破坏”国防军工生产，还含沙射影地批评叶帅对林彪不尊重。王诤反感极了，取出钢笔，写了两张纸条传递到主席台，内容是：林彪同志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他在红军长征时期就两次反对过毛主席；遵义会议后，林彪还主动联络张国焘，想夺去毛主席对中央红军的最高指挥权。字字句句铿锵有力。这就是轰动军内外的“炮打副统帅事件”。因此，王诤被扣上一连串黑帽子，大会斗，小会批，坐“飞机”，戴高帽子，他被整得死去活来，但始终不肯为“炮打”一事作检讨。

　　“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终于让王诤当初的“炮打”有了定论。几年之后，王诤又等到了“四人帮”的垮台。

　　新中国成立后，王诤历任中央军委第三局局长（后改为通信部部长）兼国家电信总局局长，邮电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主任兼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院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等。1955年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是中共七大正式代表，中共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78年8月13日，王诤病逝于北京，享年69岁。王诤将军的卓越功勋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