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岛寻陵记

蒋缨

　　近几年，随着两岸关系的不断改善和发展，大批大陆同胞纷纷前往宝岛台湾旅游观光，这也让我到台湾拜谒父亲陵墓的愿望得以实现。

　　2010年4月，我和家人参加了“云南省千名老同志赴台湾文化交流”的旅行团，踏上了寻找父亲陵墓的旅途。通过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我在行前得到了父亲生前至交胡少康（少将军衔）伯伯在台北的地址，胡伯伯曾给予过我们很多关照，也曾为父亲扫墓。

　　家父蒋公亮，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六期，曾任云南讲武学堂工兵队长、军官班机械兵学教官等职。抗战时，历任六十军政训处处长、一六一师师长、留日学生归国训练班上校指导教官等职。抗战时转战于中条、王屋、太行山区战场以及大洪山脉、长江中游一带，指挥江防作战，是一位爱国将领。2005年庆祝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我家还荣获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为父亲颁发的抗日纪念章一枚。1945年，家父回云南从政，历任省民政厅秘书长、“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等职。1949年去南京开会后随国民党当局去了台湾，去台后任资深“立委”，创办《民主宪政》月刊，担任地方自治学会常务监事等职。1990年2月，家父患病住进荣民医院治疗。但为了坚持祖国统一，反对“台独”，他带病携氧气筒前往“立法院”参加一场国民党与民进党竞选活动，因会场受阻步行，会中打斗激烈，氧气筒被挤脱落昏倒在地，经抢救无效于2月21日与世长辞，至今长眠宝岛二十个春秋。由于诸多原因，我们一直未能实现赴台会亲和奔丧的愿望，这也成了我们久久不能释怀的心结。

　　抵达台北后，我们急不可待地请台湾导游洪先生为我们联系胡伯伯。洪导非常热心，用他的手机接通了电话，我们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

　　4月12日，我们叫了一辆计程车，善解人意的司机用闽南话多方打听，协助我们找到了胡伯伯的家。当我们见到已是92岁高龄的胡伯伯时，顿时热泪盈眶，情不自禁脱口便称呼“伯伯”，可他老人家执意不肯接受，说：“你们只能叫我师兄，因为你们的父亲曾在云南担任讲武学堂教官，是我的老师。”胡伯伯的夫人林碧琴女士早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台湾水果。她说：“如果蒋先生还在世，见到你们该有多高兴!”她从书房里取出了当年治丧委员会为父亲撰写的《蒋故委员公亮遗像和事略》。我们读了以后，觉得又是难得的收获，它使我们更全面地认识自己的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那是一段“热血青年鸿鹄志，学书学剑步精英”的勤奋历程；是一种“硝烟滚滚马蹄急，太行烽火驱东瀛”的黄埔爱国精神；更是“两袖清风家道贫，上无片瓦栖乡邻”的廉洁品质。

　　遗憾的是随着时光流逝，胡伯伯年事已高，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已有些年头没去过父亲的墓地了，现在已记不清墓址。他帮我们查询了“立法院”，答复是只知其人其事，但不知墓址所在。时过境迁，无物常驻，我们对胡伯伯表示理解，并将带来的茶叶、三七等薄礼奉上，以表敬意，准备辞别。临行胡伯伯说第二天为我们在酒店订了餐，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好婉言谢绝了胡伯伯的一番盛情。此时他又将早已准备好的四袋台湾特产送给我们，当我们上了计程车准备启程时，没想到胡伯伯又硬把一千台币塞给我们，车已启动，推辞不及，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和胜似亲人的温暖。

　　寻拜父亲陵墓的行动并未因此终止。记得父亲在台的一位同乡曾告知，墓址在台北县金山乡。这里山清水秀，风水极佳，是很多名人安息的地方，据说邓丽君的墓也迁移至此。13日上午参观完了台北市的101大楼后，我们便开始了又一次寻拜父陵的行程。我们租下了一辆计程车，司机名叫吴明骞，也是一位非常热情友善的人。他不辞辛苦，拉着我们驶向台北市内湖区大湖路，几经往返周折，终于在166巷42弄4号找到了父亲的故居。面对大门紧闭的父亲故居，虽已是物是人非，但我们还是仿佛感受到了父亲的气息，看到了他的身影，听到了他的脚步声……我们依依不舍地在门前留影。时光的错位，我们和父亲阴阳相隔，但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我们好像就在父亲身边，永不分离。

　　我们到这个片区的警署继续询问父亲的有关情况，值班的警员即刻放下手中的工作，全体总动员，有的翻阅资料，有的在网上查询。一位义工女士便跑去找里长(相当于社区主任)以及年长的住户打听，父亲的墓址仍未得其果。于是他们劝我们留下云南的详细地址，便于找到时通知我们。时间紧迫，我们继续前行寻找。司机吴先生拉着我们穿过基隆市，直奔金山乡，经过约一个小时的行程，我们找到了乡公所管理墓地的部门。得知我们的情况后，值班人员即刻上网查询，但一时无果，此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加之当天烟雾弥漫、寒风凛冽，他只好要求我们把导游的名片留下，待第二天再仔细查询后告知我们，态度仍然是诚恳和负责的。

　　既然到了金山乡，我们不甘心就此离去，因得知此处还有一个“蓬莱陵园”，吴司机又不厌其烦地拉着我们向婉蜒崎岖、杳无人迹的山道驶去。此时已是七点多钟，夜幕开始降临，漆黑的林荫道上依稀可见几盏照明的小红灯，雨雾笼罩着山丘，使人陡生“天阶夜色凉如水”之感。墓地管理人员已经下班，无奈只有将准备好的挽联、祭文在规定的地点焚烧。仰天祭拜，眼望夜空中点点星火，愿它飞向天堂，告慰慈父英灵。

　　返回台北时，吴司机万般为我们感到遗憾。他似乎要安慰我们惆怅的心情，特地把他贮藏在车上的备用小食品全部拿出来让我们分享，这对我们而言确实是一种精神安慰。进入台北市区后已经是九点多钟，为了答谢他的盛情，我们想请他一同晚餐，因路况不熟只好请他领路，结果成了他要请我们，这当然不行，最后我们付了餐费。吴司机又觉得过意不去，热情地提出要拉我们游览台北市夜景，当他把我们送回桃园旅游团住宿酒店时，计程标价已经是4200多台币，可他执意象征性地只收1500元，并说：“我今天是做了一件善事。人间谁没有父母?谁没有儿女?”但是看他为我们辛苦一天，我们确实心有不忍，又强行付了500元，就这也只是应付的一半。此时此刻，我们沉浸于浓浓的亲情之中，真是“同胞血缘浓于水，欲问人间情几何，情义更比金钱重，动地真情美如歌。”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最后我们依依不舍地和吴司机道别，并衷心祝愿他好人一生平安!

　　台湾之行，虽未能实现拜谒父亲陵墓的愿望，但由衷地感到宝岛同胞的温暖，使我们一颗悲戚的心在浓郁的亲情中融化了。●

　　（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