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珍贵的民族与家族的遗存

　　笔者到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不久，就认识了黄埔后代高宁人先生，而与高先生熟识则是缘于他馈赠的两本书——《西北随轺记》、《孙中山先生传》。这两本书的作者是高宁人先生的父亲高良佐前辈。高良佐，字梦弼，1907年出生在江苏省松江县 (今属上海市)。他曾经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编辑股股长、《建国周刊》和《建国月刊》编辑、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辑处处长等职。高良佐在他从政的二十年政治生涯中历经艰辛，苦心研究、认真考订，编纂了《孙中山先生传》、《西北随轺记》、《汉奸汪精卫》、《中国革命史话》及《建国周刊》时事评论等计70多万字。高宁人先生每次谈到父亲的这些遗著都不无感慨，而提到《孙中山先生传》时，他告诉笔者其中更有讲不完的故事。

寻找民族与家族的遗存

　　高良佐十五岁时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三中学。在校期间读到许多有关辛亥革命的书籍，对孙中山先生产生了强烈的崇拜。毕业后，考进中山学院，院长是曾担任过孙中山机要主任秘书的邵元冲。邵院长为他们讲授《孙文主义总论》，课后，高良佐和同学邱元武合作，把听课笔记整理成书，于1926年在上海民智书店，作为“中山学院丛书”出版(现收藏在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室)。1926年春，高良佐由同学钟孟雄引荐，到宝山访谒辛亥革命前辈居正先生时，在居正先生的藏书楼，他看到许多有关革命事迹的书报，翻阅之时引起搜集孙中山先生传记资料的兴趣，萌发要写一部《孙中山先生传》的决心。

　　1928年1月，邵元冲任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秘书长，兼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建国周刊社社长。高良佐也随之到黄埔军校政治部任编辑股股长，兼建国周刊社工作，受命把邵先生手订的《孙中山先生传》目录大纲编写成传记，但当时资料十分缺乏，只写了十分之一，后又因他事所阻，从此搁置。1929年底，建国周刊社迁往南京并改周刊为月刊，邵元冲仍任社长，高良佐随之调往南京，到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篡委员会任编辑处处长，仍兼任建国周刊社工作。期间，他在广泛搜集中外资料，潜心研究、考订史料的基础上，接连撰写了“兴中会创立之时间及地点之考证问题”和“兴中会创立之地点事迹考证”两篇文章，发表在《建国月刊》的第9卷第1期和第11卷第1期上，从此在国民党内统一了对兴中会创立于1894年檀香山的认识。为完成孙中山世系的研究,他还撰写了“总理先族之故乡及世系之研究”和“国父的家世”等文章。这些都成为他后来撰写《孙中山先生传》的重要资料。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高良佐将妻儿从南京送回松江，自己随当局去重庆。原已定稿的《孙中山先生传》也只好随身带往后方，在动荡的环境中，继续不断充实修改。194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传》终于如愿付印，在抗战胜利前夕出版问世。

　　1945年12月，高良佐从重庆经上海赴台湾，在上海逗留时，他回松江家里住过几天。这也是他离家八年后第一次回家，没有带任何礼物，只是兴奋地告诉家人，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他的著作——《孙中山先生传》已在重庆出版，出版社会把稿费全部汇寄到家中。可是高宁人和家人一直没有机会看到这本珍贵的《孙中山先生传》。事隔57年的2002年8月12日，高宁人在好友赵希贤的鼓励和陪同下来到上海图书馆查阅，终于在近代文献室查到父亲编著的《孙中山先生传》，顿时喜出望外。当看到书的纸张已经发黄，但蓝色的封面上于右任先生题写的《孙中山先生传》六个烫金的书名仍然十分鲜艳，激动之情难以言表。

　　《孙中山先生传》的问世，正如编印《孙中山全集》的时任四川大学校长、孙中山研究权威专家黄季陆先生所评价的，是“高良佐同志研究党史有年，对于先生的生平尤其留心，苦心孤诣的收集材料……”的硕果。

一段段感人的赠书轶事

　　2002年10月8日，高宁人先生的好友赵希贤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尚明轩教授撰写的《民国时期的孙中山研究》一文。尚教授认为，半个多世纪以来，为数达千余种的孙中山的论著里，《孙中山先生传》应和当年研究孙中山的林百克、罗香林两位权威的著作并列在一起评论。赵希贤在第一时间就将这好消息告诉了高宁人先生，看到父亲的遗作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他更坚定了当初寻书时就萌生的新想法——增印、赠书。

　　高宁人和老伴经过半年多的精心准备，按照原书原貌，于2003年6月自费增印了300本，希望赠送给族人和亲朋好友外，还面赠或邮寄给北京、上海、南京、广东等地的图书馆和孙中山研究单位、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等。

　　2003年冬，高宁人夫妇专程来到中山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赠书。当馆方负责人接过高良佐所著《孙中山先生传》时，激动地说：我们终于得到了这本《孙中山先生传》！馆方工作人员还热情地陪同他们瞻仰了孙中山故居，参观了纪念馆，并作全程讲解，临别时还赠送一本由纪念馆编撰的《孙中山的家世——资料与研究》，书中摘录了他父亲的三篇文章。

　　2004年10月，当高宁人夫妇来到南京图书馆赠书并搜集《建国月刊》、《建国周刊》上父亲发表过的文章时，馆方还热情地把其父1939年在重庆时著作的《汉奸汪精卫》一书拿给他们看，这成了高宁人的又一次意外收获，因为父亲从来没有向他提起过这本书。

　　完成了上述的赠书之行，高老夫妇还有一个最大的心愿未了却，那就是将书赠送给台北“国父纪念馆”。 2009年4月，海峡两岸民间旅游正式开放，高老夫妇利用去台湾旅游的机会，跟随旅行团去了台北“国父纪念馆”。当“国父纪念馆”陈金城秘书接过赠书时，感动地说：“我们早知道有这本传记在世，也知道你们的令尊，当年是随陈仪将军来接收光复台湾的官员，1947年初他在台湾任职时，出版过一本以辛亥革命、孙中山革命故事为内容的《中国革命史话》，我馆有收藏，但这本《孙中山先生传》却囿于各种客观条件到现在还没搜集到，今天能收到你们如此珍贵的赠书真是特别高兴。”陈秘书还高兴地请了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们一起合影留念，并陪同高宁人夫妇参观了一楼的“国父史迹展览室”。由于高老夫妇此行是随旅行团前往，受到时间的限制，其他展室还没来得及参观，就只好匆匆惜别，多少有些遗憾，但能将自费增印的《孙中山先生传》赠送给台北“国父纪念馆”也满足了他们最大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