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台湾同胞 的反日反封建斗争

　　发生于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而且大大地鼓舞了尚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台湾同胞的反日斗争和大陆的反封建斗争。今天，我们回顾这一历史，对于了解台湾同胞情系祖国，追求国家统一的国家认同感、民族认同感具有重要意义。

一、辛亥革命前后台湾的革命斗争形势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中国的仁人志士都希望有朝一日能收复台湾。1894年冬，孙中山创立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于檀香山，发出“振兴中华”的口号。1897年冬天，兴中会台湾分会成立，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首次在台湾建立据点，它使得台湾地区较早地就播下了革命的火种。1900年9月，孙中山从日本乘船第一次去台湾，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活动，并在台北建立了接应广东惠州起义的指挥中心，招收了一批军事人员，准备内渡厦门，援助起义军。由于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的反对，孙中山在台湾的活动被禁止，致使惠州起义在后援不足的情况下归于失败。就在这次惠州之役中，有不少台湾爱国志士为祖国的革命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1913年8月，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赴日途中第二次来到台湾，给台湾志士带来极大鼓舞。日本当局封锁消息，一面佯装欢迎，一面以安全为名，严加警戒，企图阻扰孙中山与抗日志士的联系。但是，在孙中山的努力下，设法取得了与罗福星、杨心如、翁俊明等人的会见，并对台湾同胞的反日斗争进行了指导。1918年6月，为了从外交方面促进护法斗争的开展，孙中山又一次取道台北赴日本。

　　孙中山的台湾之行及其对反日斗争的指导，使台湾地区成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海外革命基地之一。祖国大陆的革命斗争不仅向台湾同胞传播了崭新的思想观念，而且直接为台湾民众反对日本殖民侵略的革命斗争进行了组织上的准备；不仅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岛内的革命形势的形成，而且吸引了一批台湾同胞投身大陆的革命中来，使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在斗争中不断得到强化和提升。

二、台湾志士在大陆的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时期，被日本割占的中国领土台湾省正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之下。但在革命党的努力下，大陆反清斗争的各种消息仍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传到台湾岛。对于辛亥革命的胜利，台湾同胞深刻认识到，只有祖国的强大，台湾才能改变殖民地的命运，台湾的民众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辛亥革命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到台湾，广大台湾同胞深受鼓舞，大家奔走相告，它极大地激励着台湾同胞爱中华、爱祖国的革命斗志。至此，一场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席卷台湾，反日斗争形势空前高涨起来。

　　1911年10月19日，澎湖渔民章吉辅最先驾驶危舟，突破日军封锁，渡海投奔祖国大陆革命军。

　　后来，又有一批投效祖国者，他们先后加入福建驻军孙道仁部队。当孙道仁被推举为都督后，台湾同胞出资出力给予大力支持。11月福建光复，台湾同胞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为缓解南京临时政府严重的财政危机，同盟会会员翁俊明等大力号召台籍人士慷慨解囊，很快就筹集到2000元。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翁俊明等人对袁世凯背叛民国，摧毁革命势力的行为深感痛恨，遂产生了毒杀袁世凯及其爪牙的计划。1913年秋，翁俊明、杜聪明经日本神户转赴北京，临行时举行了悲壮的宣誓仪式，并各留血书告别父母。两人到达北京后伺机行事，但药效不够，计划失败。翁俊明失望至极，只得化名离京返台。翁、杜二人的计划虽未成功，但显示了台湾同胞对祖国革命运动的热烈响应，对保卫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赤胆忠心。

　　台湾义士林祖密出生于台中雾峰。辛亥革命成功后，使林祖密“对祖国之信心益坚”。1913年春，林祖密决然向台湾的日本殖民当局申请脱离日本国籍，随即加入中国国籍，并返回祖籍漳州，从事地方实业开发，倡导地方建设。1915年，在孙中山的影响下，林祖密宣誓加入中华革命党。在袁世凯违背民意、公然称帝的情况下，林祖密召集漳州、泉州一带的有志之士谋立革命军。1917年，孙中山率领一部分国会议员及海军南下广州，倡导护法，林祖密在闽南响应，并被孙中山委任为闽南军司令，负责闽南护法军事的进行。林祖密受命后，即在鼓浪屿设秘密机关，派人到各县联络、布置。其间，林祖密遭逮捕，保释后又在汕头设立机关部，继续策划闽南军事部署。后来，林祖密又跟随孙中山进行第二次护法运动。由于林祖密矢志为护法运动而奋斗，所以被北洋军阀所痛恨，1925年7月，他被驻扎在漳州的孙传芳所部围捕后英勇就义。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坚定的革命意志。

三、台湾志士在岛内的抗日斗争

　　在辛亥革命胜利前后，因受革命党的影响和鼓舞，岛内先后爆发了10多次抗日起义。在这些起义中，以1907年蔡清琳领导的北埔起义、1912年刘乾领导的林圯埔起义、罗福星领导的苗栗起义和余清芳等领导的西来庵起义的规模和影响为最大。

　　1、蔡清琳领导的北埔起义

　　新竹北埔青年蔡清琳，深怀复兴中华和抵御外侮愿望，曾组织同志数百人，成立秘密组织“复中兴会”并就任总裁，在台湾的中南北各地设立分会，积极准备推翻日本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1907年11月14日，他们宣传大陆兵马来援，传檄全台，号召共起抗日。蔡清琳亲自率领大坪隘勇及大隘社高山族人，猛袭鹅公髻日警分遣所和大平警察驻所，杀死日警多人。15日上午，蔡清琳等人竖起“安民”与“复中兴总裁”旗号，攻入北埔支厅。尽杀支厅长以下警察、官吏57人，重伤6人，北埔日人仅有2名逃脱。后因遭遇大队日军，蔡清琳等寡不敌众，遂被日军杀害。北埔起义的规模不算太大，时间也不太久，但有台湾的少数民族参加，是汉族和台湾少数民族人民联合的起义。

　　2、刘乾领导的林圯埔起义

　　1912年３月，刘乾领导的林圯埔起义是台湾农民第一次公开使用武力反抗日本大规模掠夺土地森林的行动。刘乾是南投厅沙莲堡羌仔寮庄（今南投县鹿谷乡）人。笃信神佛，经常借宣讲佛法宣传反日思想，号召台湾同胞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辛亥革命的胜利，更坚定了他反日的信心。

　　1912年春，刘乾以庆祝辛亥革命成功为名，召集南投、林圯埔一带民众，追袭林圯埔附近的日警派出所，杀死多名日警，缴获各种枪械和物资。当起义军准备攻打林圯埔日本警察支厅时，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多人牺牲，刘乾与林启祯等8人被捕，英勇就义。

　　3、罗福星领导台湾光复运动、苗栗起义

　　罗福星原籍广东省嘉应州镇平县人。1903年，18岁的罗福星随祖父来到台湾，定居于苗栗一堡牛栏湖庄（今苗栗县造桥乡丰湖村一带），1906年又随祖父迁回广东，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并经常往来南洋各地，在这段时间内，罗福星接触了革命思潮，对日后思想行动影响深远。武昌首义后，他从南洋召集华侨组成民军回国参加革命。1912年重返台湾，组织台湾同盟会支部，鼓动抗日斗争。为了便于发动组织，随后又设立台湾同盟会苗栗支部，以台湾当地华民会、兄弟会、同胞会等组织的名义，迅速在台北、基隆、宜兰、桃园、台南等结纳志士，发展组织并且很快建立了中国革命党（又名同盟会）台湾支部，明确提出“驱除日人，恢复台湾”的口号。

　　为了积极策动起义复台，罗福星亲自撰写《大革命宣言书》。宣言列举了日本帝国主义的21条罪状，号召台湾人民驱逐日寇，光复祖国河山。宣言受到台湾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响应，短时间内参加革命队伍的达10万余人。原预定1912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胜利周年纪念日集会起义。但由于走漏风声，日军事前进行大搜捕。全岛起义计划随着4000多名革命者的被捕入狱而被完全破坏，罗福星及200多人被杀害，这就是在台湾历史上著名的“苗栗事件”。年仅29岁的罗福星临刑前，以“牺牲血肉寻常事，莫怕生平爱自由”的英雄气概，写下了《祝我国民词》和《绝命诗》，慷慨地登上敌人的绞台，为祖国的革命和统一事业英勇殉国。

　　4、余清芳领导的西来庵起义

　　这场起义是辛亥革命时期台湾民众反抗日本统治参加人数最多、斗争最激烈、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也是日据时期台湾所发生的最为惨烈的抗暴运动。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是余清芳、罗俊、江定等人。

　　余清芳又名余清风，为台南长治二圆里后乡庄人。17岁时正值日本占据台湾，他即参加抗日义军。失败后，长期潜伏，等待革命时机。罗俊1900年参加武装抗日失败，返回大陆，辛亥革命爆发，他深受激励，于1914年由厦门返台，宣传抗日，发展组织。江定，世居台南竹头崎庄，日本占据台湾后，一直谋求举事反日。

　　1915年3月，余清芳与罗俊、江定各率同志数十人，约会西来庵，共图起义。他们暗中以孙中山为最高领袖，秘密发表抗日檄文，呼吁台湾民众驱逐日本侵略者。参加起义组织者遍及台南、台中、南投、嘉义、阿缑等地。就在准备工作紧张进行之时，日本殖民当局从搭船驶大陆起义参加者身上截获了余清芳组织起义的消息。并即刻展开全台性的大搜捕。面对严重的局面，余清芳毫不退缩，紧急集合同志千余人，祭旗兴师。日警在嘉义竹头琦庄附近的山林里发现罗俊及同伴。罗俊拼死抵抗，但终因人少力单被捕。罗俊被捕后，日本当局更大肆出动警察搜捕抗日志士。余清芳、江定得知警察全部出动，驻地空虚，7月，进袭阿缑厅甲仙埔支厅。后又攻陷南庄及阿里关派出所，杀死日本侵略者30余人，日军的官舍仓库多被焚烧。在遭受沉重打击之后，日本侵略军急调重兵赶来应援，余清芳、江定先后被捕，并被杀害。在起义军领导人被抓捕之后，这场反日斗争仍坚持了近3个月。

　　除上述起义之外，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之下，岛内的其他反日斗争还有：黄朝领导的土库起义、罗阿头领导的六甲起义等。台湾同胞的反日反殖武装起义最后虽然都失败了，但这些斗争锋芒直指日本侵略者，沉重打击了日本殖民暴政，深刻地表达了台湾同胞心向祖国、收复台湾的愿望和要求，从而把台湾同胞反抗日本统治的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它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延长。这些斗争使得民族、民主革命精神在台湾得到发扬光大，为最终台湾的收复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