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史公曰”到“台史公曰”

　　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的历史巨著《史记》，为我们留下了千古传诵的“太史公曰”。无独有偶，台湾大学名誉教授许介鳞的煌煌大作《台湾史记》，也为我们留下了耐人咀嚼的“台史公曰”。从“太史公曰”到“台史公曰”，其间相隔二千余年，但是，许介鳞教授对于中华文化的仰慕与追随，是显而易见的；而他对于战后台湾的认识，也堪称精辟而深刻。

　　用闽南话背诵“总理遗嘱”

　　许介鳞1935年出生于台湾新竹，祖籍是福建省泉州晋江县。祖先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就移居台湾，是道道地地的“福佬人”。由于从小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培育了深厚的古文底子，他能用闽南话流畅地背诵“总理遗嘱”。虽然没有半点客家人血统，却也会讲客家话，因为在日本统治末期，他曾随父母从新竹逃难到中坜客家庄居住。

　　在那天真无邪的初中时代，许介鳞却目睹了辛酸难过的悲剧。有三位很好的老师：国文老师、英文老师和地理老师，以“叛乱”罪名被当局枪毙。三位老师都是外省人，很有爱心地教导全班本省人的学生。在他的印象里，三位老师都很热爱国家和民族，从不谈政治，也不发牢骚，只是认真地教书，教导那些调皮的本省人子弟。这么善良的老师却遭当局枪毙，在许介鳞小小的心灵里，无疑打上了蒋介石杀人如麻的独裁者的印记。

　　初中毕业后，他到新竹师范学校读书，后来又考上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在念书求学期间，许介鳞即仰慕日本尊重人权的宪法精神。1961年台大法学院政治学系毕业后，隔年便考入东京大学法学部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攻读宪法，1969年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其间有印象极深刻而心情很沉痛的记忆，完全颠覆了他年轻时代的印象。由于目睹日本当局迫害台湾留学生、把外国人当罪犯看待的种种倒行逆施，让他一改当年的仰慕，感到日本这个国家其实并不尊重人权。

　　1964年夏天，许介鳞在日本东京参加“东方学会”盛会，无意间闻听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会议期间向与会者暗示台湾彭明敏教授会遭遇危险。果然不出一个月，彭明敏、谢聪敏、魏廷朝三人就以“叛乱”罪名被捕。这次政治牢狱，只是因为他们起草“台湾自救宣言”，内容包括建议精简政府的“中央”与省政府的重叠机构等，完全是善意的建言，结果印制的一万份宣传品尚未发出，即以“叛乱”罪逮捕。这次政治牢狱对于许介鳞的震动是巨大的，它不仅因为一位美国学者能有如此广大神通，更因为魏廷朝是他最难忘的好朋友。后来，许介鳞在日本接到魏廷朝妹妹秘密寄来的“判决书”，读后不免感慨万千，深感悲痛。

　　1970年许介鳞回台大担任政治学系副教授，1975年晋升为教授。在学术道路上，许介鳞走得颇为顺畅，1993年起兼任台大日本综合研究中心主任，1996年受聘台大法学院院长、2000年受聘台大社科院院长、日本文教基金会日本综合研究所所长、东京大学客座教授，2001年任台大名誉教授。他的著作《日本政治论》、《英国史纲》、《日本现代史》、《战后台湾史记》等，奠定其在学术界的重要地位。

　　从“太史公曰”到“台史公曰”

　　许介鳞教了30多年书，一向以“政治学”为学问。他从不参加任何党派，也不从党派利益的立场去思考统“独”问题，觉得这样会失去做学问的客观性和自主性。他曾当过两年无给职“国策顾问”，对“国策”只能顾而不得问，每个月还要聆听官方枯燥报告的状况，感到厌烦而干脆不去。这就是许介鳞的人格，他宁愿当“学问的独行侠”，甘心以“阳春学者”为终生。

　　对于政治学研究，许介鳞不满意“美国进口的政治学”，而发奋确立“为学问的政治学”、适合台湾的“有血有肉的政治学”。他努力从台湾平民的立场，来看台湾的政治，看政治核心的“权力”如何运作，看台湾的掌权者到底为台湾人民做了些什么，并用心留下真实的记录，给后人以警示。

　　癸未年冬，许介鳞赠笔者四卷本《战后台湾史记》。拜读之下，对于“史记”的书名和“台史公曰”的笔法，产生了极大兴趣。《史记》是两千多年前中国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的历史巨著，“太史公曰”是司马迁在每一篇末所发表的画龙点睛的总结性意见，这些表述形式在现代版的《台湾史记》中都被活用了。

　　那年头，台湾档案工作还停留在“戒严”心态之下，一片死气沉沉。恶性循环的结果，让学者纷纷回避处理战后台湾政治史，几乎使这个领域成为真空状态。后来，台湾史虽然渐渐成为显学，但一直未有学者能对战后台湾政治过程做出总体面向的考察。

　　在此背景下，早年负笈日本东大专攻政治学与宪法学的许介鳞，经长期刻苦努力，终于交出其多年心血结晶的四卷本《战后台湾史记》。在写作过程中，他参考了许多珍贵资料，包括台湾及美国政府的机密档案，从而彻底揭开台湾战后50年来许多不为人知的政治秘辛。

　　初版于1996年的前三卷，均以重大政治事件作为分期依据。第一卷以台湾光复至二二八事件为背景，叙述在转换时期台湾社会政治各方面所经历的转变，强调日据时代给台湾留下的有形资产和无形伤痕。第二卷以韩战爆发至台湾退出联合国为背景，深入讨论了台湾当局如何在美国战略结盟下，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第三卷以蒋介石晚年的继位斗争至当代为经纬，勾绘出台湾近20年的变动，强调外国势力对台湾政治改革的影响。从中不难看出，前三卷的分量相当厚重。

　　初版于2001年的第四卷，是四卷中的重头戏。曾是李登辉“外交”智囊和“国策顾问”的许介鳞，对李登辉掌权过程及路线了解甚深。他用事实批判李登辉上台以来的分裂行径及其对台湾社会造成的危害，可谓入木三分，犀利无比。针对李登辉提出的“戒急用忍”，台史公曰：“‘戒急用忍’，犹如螳臂当车，徒手堵海也，岂不谬哉？”对于李登辉访美，台史公曰：“李登辉强硬访美得逞，代价颇高，得失账尚难估计矣。李不知‘天道亏盈而益谦’之道理，只知胜而不知负，然胜负之数，未可逆料也。”关于年复一年的军购，台史公曰：“冷战终结，唯亚洲持续于冷战中，且东北亚乃全球军备最过剩之地带，为美国军售之一大市场，台湾竟沦落为军售市场之大呆子。夫兵者不祥之气，天道恶之。军购者应以百姓之心是问！”综观李登辉其人，台史公曰：“庸者，夜郎自大，自以为博古知今，然完全遗失历史意识，固执己之‘台湾化’路线，为台湾发展之柱石。不观乎天文地理，不察事变，终难逃天道之网断，而被滚滚之潮流所淹没也。”

　　“认识台湾”

　　应从“认识日本”开始

　　“认识台湾”应从“认识日本”开始，是许介鳞一个极其深刻的见解。台史公曰：台湾受日本统治50年，而不认识日本之统治实态，岂能大言不惭“认识台湾”。

　　许介鳞曾经是李登辉的“外交”智囊之一，也是“对日工作小组”的一员，对日本的认识是很深刻的。许介鳞觉得李登辉缺乏历史意识，也不了解日本人称赞他的背后所隐藏的偷笑声，令人感到心酸可怜。许介鳞内心常常感觉到，日本人的嘴巴说“很感谢李‘总统’”，但是从他们的谈吐眼神中却流露出“瞧不起李登辉”的傲慢。他认识的日本人当中，有可以直接跟李登辉热线通话的，而本地的智囊却不能直接通话，必须通过“总统府办公室”主任转达。他发现李登辉对自己人自尊自大，对日本人却亲切谦卑，是缺乏独立的人格。而没有独立人格和自尊的人，自然会被外国人瞧不起。

　　2007年7月末，笔者在昆明出席“第16届海峡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的时候，许介鳞将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7月刚刚出版的著作《“冲之鸟礁”争议》赠给笔者。这是两岸第一本有关“冲之鸟礁”的论述，对于我们了解“冲之鸟礁”争议的来龙去脉及其背后的种种图谋，无疑是一本具有导引价值的典范之作；更对我们今天“认识日本”，有着重要启示。

　　许介鳞说，“冲之鸟礁” 是随着涨潮退潮而变化的岩礁，距离东京1730公里之遥，经过日本政府人工补强而强行称之为岛屿。为把“岩礁变岛屿”，日本各界炮制了不少假造“冲之鸟礁”的方法，来规避国际海洋法的规范，以攫取周围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许介鳞指出，从此，“冲之鸟礁”成了台湾渔民的另一个梦魇，渔民在公海上作业，经常遭遇日方逮捕罚款。为此他专门去拜访苏澳区渔会总干事林月英女士，林女士表示，台湾渔民真无奈，也很无助。许介鳞没有去拜访“行政院外交部”、“农委会”或“渔业署”，因为他知道，台湾的官僚只会官样应付，得不到什么结果的。正是台湾当局的“亲日反中”政策，才让日本政府吃定了台湾。李登辉不是说“钓鱼台是日本的领土”吗？“冲之鸟礁”在他的眼中就更不当一回事了。

　　认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连续性

　　认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连续性，是许介鳞对台湾深层次的一个认识。一方面，他认为日本的殖民统治台湾，文献资料几乎都是日本人整理留下来的。台湾有识之士，不可追随日本人的观点，必须用脑筋反思。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去中国化”的劣迹，因此必须加深对台湾与祖国大陆连续性的认识。另一方面，当前“台独”思潮大肆鼓噪“去中国化”，已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要危险；“去中国化”对台湾民心的腐蚀，对台湾与祖国大陆关系的割裂，对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渊源的“断脐”，同样要用加强台湾与祖国大陆连续性来加以反制。

　　许介鳞为此构建了自己的理论框架，从地理学、生物学、移民史、历史学、文化学等层面，对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连续性作了深入的阐述。尤其在文化学层面，他特别强调了两点。

　　其一，台湾的文化资产，不论布袋戏偶、皮影、傀儡、木雕、银器、刺绣等，都是来自中国大陆，只有原住民族的工艺品，算是起源于台湾本土。当今原住民族的文化几乎完全流失，少数保存下来的，却是日据时期掠夺的文化遗产。现在台湾能向全世界观光客夸耀的文化资产，还是蒋介石从大陆撤退时搬运过去的故宫博物院的珍贵宝物。

　　其二，台湾文化的表征——语言文字，除原住民族的语言文化外，现存使用的汉字、国语（北京话）、闽南话（厦门话）、客家话等，都是中国大陆汉字语言的延伸，这些构成了台湾文化的主流。遍布台湾各地的各姓祠堂，也体现台湾居民对来自大陆祖先的怀念。民间信仰的王爷、观音佛祖、天上圣母等神明，都是从大陆传过来的。其它衣食住、民间工艺、冠婚葬祭、婚姻家族、民间传说、民间艺术、岁时节俗、人文社会各方面，都与中原文化脱不了关系。

　　面对“去中国化”的恣行与鼓噪（无论日据还是当代），反制之道当是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说，应从探索台湾历史文化本原入手，揭示两岸关系中最为迫切、最具根本意义的主从、源流关系，从而使“去中国化”失去根基，无所着力。而认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连续性，正是一个最好的切入点。

　　台史公曰：台湾人应有的“自信”，不是依附在美国或日本的庇护下，而是自主自立地参与全中国的经济建设。既然台湾在清末就是中国最进步的一个省份，因此参与全中国的经济建设之后，期望能继续维持台湾为中国最进步省份的荣誉，填补历史的断层而飞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