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远征军老兵的回忆

　　参加把日本兵赶出腾冲的那场战争，是我一生中最荣幸的事，也是我对家乡的一份交代。

　　1942年腾冲被日本军攻陷时，我还不足17岁，是腾冲第一中学初三年级的学生。我没有跟父母家人一起逃难，而是和几个腾冲同学选择了腾冲北部通往曲石的路，那里有中国军队，我们要当兵，要打日本侵略者。

　　几经周折，在云贵监察使李根源先生的举荐下，时任大理干训团副教育长的董仲竾少将考核了之后把我编入教学班学习。这样，我们一行腾冲的学生，有的进了大理干训团，有的直接进入了部队当兵。在大理干训团经过半年训练学习后，学校从全校1800人中选拔出100人命名为“中央驻滇干训团大理分团干部教育队”，我被编入其中。在又受训九个月后，其中的75人分派到第十一集团军当排长，而我和剩余的共25人被正式任命在原单位当少尉教育班长。

　　1944年春，远征军二十集团军第五十四军一九八师师长叶佩高和师参谋长杨丽岩到大理干训团来要人。为了反攻腾冲，特意点名要腾冲籍军人到他的部队去。我们留在大理干训团的七个已升为中尉的腾冲籍军人一起到了叶师长的部队。我分到五九三团团部。

　　1944年5月10日傍晚，我团随全师从云龙县漕涧街出发，赶往怒江江边。次日大军渡过怒江。按师部部署，五九二团、五九四团攻击灰坡日军；我们五九三团留下一营担任师部警卫，团部率第二营、第三营翻越高黎贡山丫口进入腾冲地界，意在消灭驻守在桥头街的日军，切断日军从北斋公房往腾冲南逃或腾冲城日军北援北斋公房之路。

　　我们在高黎贡山原始森林中隐蔽行军4天，于5月15日按预定时间到达指定位置。团长对第二营下达了务必攻下桥头街，否则军法惩罚的命令。16日拂晓前，第二营发起对桥头街的突袭。敌军大多数熟睡，直到我军冲进战壕才遭到他们反击。大家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消灭了桥头街的三百多日军。我们的伤亡也不少，第二营营长吴耀垣（江苏南通人）为国捐躯。在消灭桥头守敌的同时，我们五九三团三营第九连也攻克了敌人马面关阵地，歼灭了桥头日军。随后我们团把桥头阵地移交给预二师，准备根据师部命令开始下一轮的战斗。

　　北斋公房海拔3200米，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在高黎贡山的核心区域。我们奉命不准走马帮道，沿着山岗隐蔽向敌人阵地进发。行军成了体力极限的检验。山势险峻，脚下尽是经溪流冲刷而成的泥泞之道，崎岖危险，又刚下过雨，踩上铺满苔藓的石板滚石，一不小心就会摔得手脚朝天。要是踩上松动石头，整个人就会甩出去。高黎贡山背阴坡的森林阴暗潮湿，原始的藤萝在枝杈间盘绕，蚂蟥、蚊虫无数。我们必须负重从此间穿过。不时传来战士们肩、膝与树、藤的碰撞声。前方靠尖兵用砍刀砍断前面的藤蔓、刺竹开路。我们经马面关时沿着山岗，在海拔3200米的山上相互搀扶着、弓着腰艰难前行。那时，中国军队供给很差。士兵穿的是草鞋，行军半天，草鞋就烂了。军官虽然发了一双布底鞋，但沾上泥土又重又滑根本无法行走，也只好用沟水洗净，挂在背包后扛着抢和士兵一起赤脚行走。尖兵开路砍过的藤蔓、刺竹留下近一尺左右的尖桩，稍不注意，会刺伤脚掌。前几天我泅水侦察敌情，由于污水感染引起眼角膜发炎，影响视力，更是摔了不少跤。行军急，路艰难，供给缺。整整三天，我们未见到一粒粮食，实在饿了，便在山林中寻找野芹菜和野苤菜充饥。记得那是行军的第三天，一位士兵忽然倒地，我赶快弯腰下去轻轻地呼唤他，告诉他休息一下再赶上部队。谁知，这竟是他听到的最后一句安慰的话。他永远长眠在了高黎贡山上。

　　历经千辛万苦，我团终于按时到达了日军北斋公房阵地的西部。敌寇北斋公房阵地主要是防御我过怒江的东部进攻部队五九二、五九四团的，碉堡枪口全朝向东方。敌人做梦也没想到我五九三团会从西部袭来。由于五九二、五九四两团在此之前已歼灭了大量的北斋公房敌军，连日的围困使敌人严重缺少给养。据说他们已吃同伴的尸体了，可见敌人也疲惫困苦不堪。

　　在黑夜的掩护下，我随五九三团一支精干的小分队从西边的高地潜行到敌碉堡附近。一个身材高大的士兵猛然扑倒敌哨兵，掐断了敌人的脖子，堡内的敌人毫无察觉。几个士兵见有根电线从碉堡伸出就顺手拉扯了几下，一个日本兵走了出来，又被我们的勇士徒手掐断了脖子，没有任何呻吟便结束了性命。我们又用同样办法诱杀了三个敌人。那时，我们总感到用此手法痛杀日军比用枪或刀更解恨。后来战士们听到碉堡里敌人叫喊同伴的声音，随即将已准备好的几个手榴弹塞进碉堡，炸飞了一窝敌人。

　　攻占北斋公房的战斗异常艰苦，五九四团上校团长覃子斌及我军数百官兵就是在强攻敌堡垒时牺牲的。我们师全歼了北斋公房的日军，取得了胜利。

　　我军逼近腾冲。远征军司令部命令我二十集团军限期攻下腾冲。接到命令后让我们腾冲籍军人特别兴奋。我们相约在一起，互相鼓励着，要冲在前，多杀敌，把鬼子赶出家乡。同时，我们也相互约定，谁要是死在家乡门口，活着的人要去他家看看。

　　腾冲是滇西重镇。日军占领期间，在城里城外拆毁民房、构建工事。我们五九三团奉命拔除敌人设防在远郊的飞凤山阵地。飞凤山在腾冲城北面，尹家湾寨就在它的下方。首先由军部炮兵从罗武塘向敌阵炮击，我团士兵冲锋时未遇到敌人强力反击，原来敌人为了避免打击及加强腾冲城防，已撤离山头往腾冲城逃去，因此我们没有什么伤亡。

　　打腾冲是一场硬仗,先是空战。我在飞凤山看到我军的战机从罗武塘方向飞来。日军也有很多飞机从缅甸方向飞来参战。一连几天激烈的空战，把小城腾冲的上空搅得灰蒙蒙的，到处都有坠落的飞机残骸。中美空军摧毁了日军的空中力量，完全掌握了腾冲的制空权。接着，就是要在攻打腾冲城前先扫清城北外围敌军的据点。7月下旬，我们团经田心丁家寨进攻饮马水河的敌据点。我和战友们接近日军工事时，被他们发现了，拼命地用机枪扫射。当地有几个烧砖瓦的窑子，我们利用地形掩护，才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伤亡。敌人见机枪对我们没有太大威胁，就开始用迫击炮轰击，给我们造成了不小的伤亡。一发炮弹就落在距我两尺的地方，幸好没有爆炸，只是产生了不小的震动。那次，险些让我在战斗一开始就倒在家门口。随后，敌炮阵地遭到我军火力压制，我们才得以快速地冲上去歼灭了敌人。

　　消灭了饮马水河日军后，我五九三团又接受了攻打拐角楼的任务。我团凌晨从观音塘出发，按照事先的战斗部署，必须在河上用盖房子的长木料搭一个便桥。敌军居高临下，从西门观察到我团士兵正在搭桥，在西门城墙上用多挺机枪疯狂扫射，处于开阔地的我团战士伤亡很大。我们依托河梗就地还击，边打边向前移动。那天战斗打得很艰难，前面是日本鬼子的机枪扫射，后面是团长带着督战队架着机枪不准士兵撤退。大家都是奋力向前拼杀，到处是士兵的尸体，有的地方尸体成堆。持续了几个小时，一直到上午10点左右，我团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后，才最终消灭了拐角楼的全部敌人，发出信号弹向师部报捷。

　　拐角楼战斗结束后，我团严重减员，全团一千八百多人只剩两百人左右没有负伤，师部命我团暂时到下马常休整。休整期间，我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因我是腾冲人，人熟地熟，团长传达师部命令，令我着便衣进城了解沿途战斗动态和城内街巷工事细节，以备必要时充当巷战部队的向导。我可以根据情况自己决定进城时间，但必须每天晚上回团部汇报侦察结果。有一天，我便装进城侦察，正赶上我一九八师的五九二团、五九四团攻打文星楼，我几乎是在敌我双方的枪弹中穿过的。还有一次我去侦察，才出牛家巷，敌人就发现了我。鬼子龟缩在工事内用机枪扫射，我迅速跃到一堵残墙下，不时移动自己的位置。枪声吸引了我们的搜索部队，他们赶来消灭了敌人，才让我又一次死里逃生。连日的便装侦察，使我有机会进城看到了炮火硝烟中的腾冲。那是我自幼熟悉的街巷——我离开不久的家乡，一切在炮火中变得面目全非。由于使用了大量的炮弹和燃烧弹，城里又多是木建房屋，城中到处是倒塌后还在烧着的房屋残骸。一片炸毁的砖石瓦砾和烧焦的门窗梁木间几步就是一具尸体。侦察时，我路过家门进去看了一次，房屋已全部毁在炮火之中，难以辨认，几十棵硕大的楸木树被炸得只剩了树墩，我的住房位置有一具炸死的红马，半条街我没有看到一个人。记得那天回到部队后，夜里我偷偷地哭了。

　　在前往下绮罗侦察时，恰逢另外一支攻城部队预二师进攻象鼻岭，我参加了战斗。在战斗中，我们大理干训团第二大队大队长李颐上校（时任预二师的团长）不幸阵亡。李团长所带部队杀敌非常勇猛，我亲眼见到我们的五位战士和十几个日本兵拼杀，直到战死时都还在死死地掐着日本兵的脖子，以至于打扫战场时都难以把他们从鬼子尸体上分离。我也亲眼看到了下绮罗的村民自发地拿着锄棍来参加清剿日本兵的战斗。

　　腾冲城城墙高大坚实，久攻不破，我军调来空军轰炸，调来大炮不断地炮击。我看到了城墙下倒下了太多的士兵。腾冲城内街巷纵横，房屋稠密。日寇顽敌残害百姓，强占民房，利用民房设防，巷巷筑堡。我军攻进腾冲城后，一条街巷一条街巷地打，一间一间房屋地打，白天黑夜一天接着一天地打。那是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战斗，敌人不一定在前方，子弹随时会从任何一个方向飞来。明明是攻打下来后的房屋废墟里还会有子弹射出来。没有时间吃饭睡觉，我们必须瞪大眼睛盯着能看到的所有方向随时准备还击。身边、脚下有日本兵的尸体，也有自己战友的尸体。腾冲作战十分惨烈，重庆政府命令攻城部队务必要在“九·一八”国耻日之前全歼守敌，部队不断向敌阵发起攻击，战斗减员实在太多。我接到了团长一个极其特殊的命令，令我三天之内训练20多名伙夫、马夫和传令兵，教他们如何打枪、扔手榴弹。我就是率领着他们进城巷战、清剿残敌的。

　　“攻城战役，尺寸必争，处处激战，敌我肉搏，山川震眩，声动江河，势如雷电，尸填街巷，血满城垣。”这是战后二十集团军会战概要中的一段文字，字字血泪。

　　42天的焦土之战。我们全歼了腾冲日军，收复了腾冲。

　　42天。我在自己的家乡经历了一生中最难熬的日日夜夜。

　　42天。我目睹了战争怎样蹂躏、摧毁了我的故乡——那座不大的城市。

　　收复腾冲的当天，我被提升为五九三团第三营上尉副营长，但我没有一点高兴的感觉。

　　收复腾冲之后，我团开拔到了梁河大厂街。我率第三营到龙江边构筑作战工事，以防芒市方向的日军往梁河方向逃窜。之后，师部命令我渡江到潞西市去侦察。我到了芒市坝子侦察到第十一集团军和日寇正在南天门鏖战，随后就返回梁河大厂街向团长报告了。这也是我完成的最后一次任务。

　　当年，我们同赴大理干训团的有七个腾冲人。分别是李炳福（腾冲城东门人）、彭文德（西练人）、谢尚雄（龙江人）、李振声（雨伞人）、杨文伟（洞平人）、李正礼（洞平人）和我。我们是1944年离开大理干训团到一九八师作战部队的。其中李炳福、彭文德和我最要好。我们经常在一起回忆家乡风光，思念家人。我那年只有十七岁，李炳福比我大两岁，彭文德比李炳福大两岁。彭文德生性厚道本分，像兄长一样关心我和李炳福。抽到一九八师之前，我们三人在大理留影一张。

　　我分到五九三团，他俩分到五九二团。临别时，两位兄长勉励我要英勇杀敌，约定三人胜利后还要团聚，共同保卫家园、建好家园。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

　　分到部队后，李炳福兄长担任连长，率部攻城身先士卒。1944年9月13日，也就是腾冲抗战胜利前一天。他带兵搜剿残敌时，在城东北角发现一鬼子，鬼子也发现了他。两人同时射击对方。他消灭了敌人，同时也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李炳福兄牺牲之地距他家也就是五百米左右。彭文德兄是在攻城时在南门街遇敌人炮击身亡的。我们三个在干训团朝夕相处的兄弟，只有我一个人走进了赶走敌寇后的家门。也只有我一个人有修复家园、再建腾冲的机会。两位兄长为国捐躯时尚未成家，自无后人。我一生不远离家乡工作，就是为了他们，为了我们的那个约定。

　　谨以此文纪念战友，纪念家乡收复66周年。●

　　(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