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四期生张震球（上）

　　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是大革命时期军校的最后一期毕业生，在整个黄埔军校史中占据显著地位。国民党军队中的许多知名将领，共产党军队中的20多位著名将领，都是黄埔四期生。在共产党军队里黄埔四期生的堂堂阵容之中，还有一位开国将领应当列入，他就是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省港工人大罢工、百色起义、中央苏区第二至第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1949年任解放军第三十三军第一副军长、第二十军政治委员，1958年任全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第一书记的张震球。

　　据笔者考证，依据现有图文史料和采集的资料都可以充分断定：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学录上的步科第二团第一营第二连毕业生“李贤”，就是张震球。

　　

　　一、坎坷求学的玉林农家子弟

　　

　　张震球，幼名张第贤，1907年11月16日出生于广西玉林县（今玉林市玉州区）樟木乡罗冲上张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兼乡间中医家庭。张震球的父亲张明亮，年少时给樟木街一家药材店打工，识些字，当过记账，学会抓药看病。张父开通厚道，乐于助人；张母陈志，勤劳娴慧，善良宽容。父母生有四个儿子，幼名依次叫第贤、第杰、第信、第文，学名分别叫仁俊、仁杰、仁信、仁文（伟），张震球是长子。再加上姨母、媳妇数人，全家一时有九口人共同生活，仅有一亩多薄地。每年不得不租种象地、新会两村地主家的耕地十余亩，完租纳税后，只剩余粮六、七十担。全靠其父张明亮一人在乡间行医维持全家生计。

　　罗冲村很穷，而相距二里路的邻村象地却很富裕。这个村大都姓陈，概为土豪劣坤和地主大户，有钱有势，常到罗冲五屯抓丁逼债，抢财掠畜，欺辱压榨穷苦工夫农夫。罗冲村“全村人无不恨之入骨，常常起来反抗，可是难于战胜”。社会不公的现实和人们要求变革的愿望形成极大反差，常激起少年张震球的不平心绪。

　　由于家境贫寒，张震球10岁之前，都在家中帮助父母做些照料幼弟、拣柴、割草、放牛之类的劳动。7岁开始，随父亲识些汉字，读《三字经》、《幼学琼林》和《四书》、《五经》，背吟古诗名句，学些简单算术。他聪颖好学，深得双亲和亲友们的喜爱。到了10岁那年（1917年），全家节衣缩食，靠着同族亲友们的资助，才把张震球送进“罗冲五屯初级小学”（旧制）读书，农忙时回到上张村下地干活。

　　张震球13岁那年（1920年），父亲咬紧牙关，坚持要把儿子送到离家很远的玉林县城里的“新制”（国民教育体制）学校读书。张震球顺利考上城里很有名气的私立进修高等小学，幸得任国文课教员（很有名望的清末举人）、同族前辈张策安的大力帮助和照顾。在张先生家里食宿生活，朝夕相处，受到老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和谆谆教导，学业进步很快。1922年上半年，已满14岁的张震球高小毕业，以优异成绩考上玉林县县立初级中学。但是，因经济困窘，其父很不情愿再供儿子升学。热心的亲戚朋友得知此情况，即捐资助学，凑够一年学费。父亲只好答应继续供儿子升学，让儿子仍寄宿在张策安老师家中，勉强维持学业。第二年不得不缀学，转到玉林五属地区的区立东厢工业学校（相当初中），半工半读。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还能学些工匠手艺。寒假农忙时，去船埠码头打工，或回家干些农活，养家糊口。熬至1924年上半年，“家庭贫困不堪，实难维持读书了，自己也认为家庭实在无法维护学校生活了，只好另寻出路”。

　　

　　二、“广东甲工专”的早期中共党员

　　

　　1924年春，张震球从广州日报上看到一则“广东省省立工业专门学校附设甲种工业学校”（又称“附设甲科”，简称“广东甲工专”，该校曾一度并入中山大学，今华南理工大学前身）正在招收免费生的告示。当即下定决心，去广州报考这所“自助免费”学校。

　　因为家境贫穷，连路费都解决不了。父亲不得不卖掉一些粮食，典当了一些衣物，又向未来的亲家借来二百元现金，共凑得三百元做路费。张震球带着这些盘缠，抱着对未来的憧憬，告别父母乡亲，告别恩师，邀集十余位志同道合的学友，从玉林出发，经贵县（今贵港市）乘客船，顺西江东去，走上赴穗求学之路。

　　到达广州后，他们如期参加“广东甲工专”入学考试。十余学友中只考中4人，张震球是其中之一。这年初夏入学，学的是“甲种机织科”（即纺织机械专科）。这时，他的实足年龄不到17周岁。

　　当时的广州，是全国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中心。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新形势的推动下，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大革命洪流汹涌澎湃。

　　张震球就读的“广东甲工专”和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公立法政学校，是当时广州市中共力量最强、革命活动最活跃的三所高等专科学校。中共广东区委工运委书记刘尔崧、农运委书记阮啸仙等，是“广东甲工专”1922年毕业生。中共广东区委工运委委员周文雍、青运委书记黄居仁等，是“广东甲工专”1922年入学的在读生。周文雍还是该校学生会的主席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支部书记。学校的中共支部书记是郭洪犹，有党团员20余人，党员多于团员。

　　出身贫寒、历经坎坷求学道路的张震球，被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所警醒、所感染，思想趋向革命。在共产党员同学的引导下，他如饥似渴阅读《犁头》、《中国青年》、《向导》、《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刊，思想焕然一新。他联想家乡贫苦乡亲遭受地主豪绅剥削压迫，生活赤贫如洗的残酷事实，亲身感受到广州城里劳苦工人和底层平民被奴役被压迫的悲惨处境，逐渐认清了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和地主豪绅的统治是中国贫穷积弱的根源。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根本利益并为之奋斗的政党，惟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他坚定树立起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成为“广东甲工专”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并积极寻找中共党组织的关系，主动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11月底，经中共党员、贵县籍同学马宗盛介绍，学校中共支部书记郭洪犹考查通过，报请中共广州区委秘书、组织部负责人陈延年面谈批准，张震球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不足一千人的早期中共党员之一，成为广西玉林五属地区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

　　此时广东省的中共党员有400多人，大部集中在广州市内的30多个基层支部。中共广东区委除领导粤、港、桂东、闽南、南洋等地区（境）中共组织建设以外，还直接领导着广州市中共基层支部和黄埔军校第一期中共支部。黄埔军校第一期首批学生于1924年11月30日毕业，多数分配到校军教导第一团任职。而同一时刻，张震球在“广东甲工专”加入中共的一个基层支部，并开始踏上了人生的光辉革命征程。

　　

　　三、广州工人代表会政治课教员

　　

　　张震球加入中共党的组织后，即被选送到中共广东区委举办的经济训练班和党工训练班（中共党校雏形）学习深造三个多月，提高了政治理论素养，结识了许多省港两地工人运动的骨干。

　　1925年2、3月，黄埔军校两个教导团与建国军（含粤、滇、桂、湘各路军）出兵东征，打败军阀陈炯明主力，取得第一次东征的胜利。期间，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此时，中共广东区委所办两个训练班结业，张震球被分配到广州工人代表会（简称广州工代会）总部， 担任工人纠察队政治课教员。

　　依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指示，作为东道主的广州工代会总部机关，正在筹备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汉冶萍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广州工代会四大工会团体名义发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受广州工代会负责人刘尔崧、顾问杨殷的委托，张震球参加到这项筹备接待和安保警卫工作中。

　　5月1日至7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中山大学校园内如期召开。在中山大学宽阔的大操场上，张震球见证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隆重召开。大会宣布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正式成立，选举刘尔崧等25人为“全总”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再经执委会会议推选林伟民为“全总”委员长，刘少奇、邓培等为副委员长。大会宣布“全总”取代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统一领导全国工会工作。“全总”机关先设在广州文明路，后迁至越秀南路（今89号）惠州会馆。张震球参与讲授政治课。训练有素的广州工代会工人纠察队队员，佩戴红色袖章，庄重地为中共领导机关、广州工代会总部机关及其他指定重要目标持枪站岗放哨。

　　5月18日，驻防在广州城内的东征左翼军中的杨希闵（滇军）、刘震寰（桂军），勾结港英当局及陈炯明余部，趁东征右翼军主力在外执行公务之机发动叛乱。叛军占领西关、黄沙火车站、沙面码头、市电讯局，控制了广州市区，迫使“大元帅府”退守长洲孤岛，企图与中国国民党党立陆军（4月6日成立，简称“党军”，蒋介石为司令官）第一旅（由原校军教导第一、二团组成）及建国军（含粤、湘等各路军）相抗衡。东征军余部立即组成“联军”，准备回师广州平叛。

　　此时，受广州工代会、学生联合会中共党团组织的秘密派遣，张震球带领几位熟悉的同学组成侦察小组，深入到西关、黄沙火车站和沙面租界周边地区，冒着生命危险，将叛军的驻扎位置、部队番号和火力配备情况侦察记忆下来，向中共党团组织和“联军”平叛部队提供了详实可靠的情报。这是张震球第一次参加实战军事行动。

　　6月5日，“大元帅府”改称广州国民革命政府，“党军”及建国军组成国民革命军。同日，工人运动领袖邓培、刘尔崧、杨殷等，领导发动了粤汉、广九（九龙）、广三（三水）铁路工人罢工，以及广州电讯工人（含报务、话务员 ）、珠江航运码头工人罢工，以实际行动反击杨、刘叛军。张震球等被指派到西关、黄沙火车站，参与领导了铁路工人的罢工，号召工人服从铁路工会的组织调度，尽快把所有能开走的火车机车和车厢一律开走，把不能开动的机车重要零件部件拆掉，使之无法启动，阻滞叛军增兵或外逃。在铁路工会的统一号令下，工人们把火车开到国民革命军可以到达的铁路沿线，并把他们迅速运送到作战前线，实施对杨、刘叛军的包围。12日拂晓，在广大人民的支援下，国民革命军发起总攻，一举平息了这场叛乱，使革命局势转危为安。

　　在这次平叛行动中，张震球第一次与国民革命军中的黄埔毕业生直接共事，协同工作，留下了深刻印象。

　　

　　四、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政治教员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五卅运动风暴席卷全国。全国人民反帝怒火突然迸发出来，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1925年6月19日，广东、香港两地爆发了大规模省港大罢工。受广州工代会中共党团组织指派，张震球等随刘尔崧一行，深入到沙面英租界及其周边地区，发动洋务工人罢工。6月21日，广州沙面洋务工人和广州市内从事洋务的工人宣布总罢工。一时间，先后约有20万罢工工人离开香港、沙面，返回广州和广东各地，香港、沙面顿时变成了“死港”。

　　6月23日下午，省港罢工工人和社会各界民众十万人，在广州东校场集会，悼念上海“五卅惨案”死难同胞，声明支持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向港英当局提出各项经济政治要求，声讨帝国主义暴行，提出“收回海关主权”、“收回租界地”等抗议口号。会后，依照工、农、商、学、军顺序沿街游行示威。张震球参加了这次集会，并随广州工代会工人纠察队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下午3时许，警戒沙面河南岸的英国军警，公然向路经沙基的学生和军人游行队伍开枪、开炮，造成52人死亡、170余人重伤，轻伤者不计其数。其中黄埔军校亡23人，重伤53人。张震球亲眼目睹了这一惨案的发生，强压悲愤的怒火，投入到救死扶伤的行列中。

　　惨案发生后，广州国民革命政府立即照会英、法等国，提出严重抗议，宣布同英国经济绝交，实行封锁珠江出海口政策。

　　7月1日，广州国民革命政府改组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决定国民革命军扩编为6个军。国民党左派领袖、国民政府财政部长、黄埔军校“国民党驻校党代表”廖仲恺宣布，国民政府将统一广东各地财政、民政权力，为国民革命武装和省港罢工工人提供经济支持。

　　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指导下，省港罢工委员会于7月30日正式成立，卓有成效地承担了社会治安、筑路交通、物资保管等部分政府权力和职能，统率着已达25万人的省港两地罢工工人。罢工委员会在广州东园设立罢工工人纠察总队部（后称罢工工人纠察委员会），以中共掌握的香港海员工会、广东铁路工会、广州工代会等为核心，联合香港、广州（含沙面）等工会，组织建立了约二千余人的工人纠察队。下辖五个大队，每个大队辖四个支队，邓中夏为总队部总训育长，徐成章为总教练。张震球被选调到总队部担任政治教员，与黄埔军校派来的教官（多为一期毕业生和二期学生）一起工作，举办一、二周短期军政培训操练，然后开赴各地，一边执勤，一边训练。张震球初识了军校教官和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中的许多中共党团员，如周士第、陈赓、周子昆、张际春等。他还第一次学会了摆弄枪械。

　　此后，张震球奉命随第一大队第三纠察支队开赴广州沙面周边地区（时称第一区），执行对沙面英租界周边水路、陆路货运通道的经济封锁。起初，不准一切外轮进入租界，很快又接到命令，改变策略，实行“单独对英”封锁，集中力量打击英帝国主义及其在华势力。

　　在沙面码头，张震球查验过往人员的证件，查看货场货架，乘坐小火轮在白鹅潭水域执勤巡逻。在黄沙、西关火车站，他带队参加查禁英国进出车站的商品，缉查走私，出色完成了任务。沙面租界内的英、法当局迫于来自中国人民的强大压力，未敢再做过火举动。

　　张震球带领纠察队精干队员，直接领导了广州自来水厂工人为改善工作条件和工资待遇而进行的经济斗争，同时准备发动自来水厂（管理权）收归国有的职工运动，但都没有成功。他还组织创办工人俱乐部和平民夜校，帮助基层工会建立自己的宣传队、缉查队、治安巡逻队，推荐一些优秀青年加入到国民革命军的队伍中去。他的吃苦耐劳精神和生动具体的演讲，深受工友们的爱戴和欢迎。7月底，他被推选为罢工工人纠察队的代表，出席了省港罢工第六次工人代表大会，并亲耳聆听了周恩来所作的政治报告。

　　省港大罢工于1926年10月10日结束，罢工委工人纠察队停止了对香港和沙面英租界的经济封锁，全体工人纠察队队员撤回广州，建制仍然保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