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孚：为历史留下见证

王仲孚（左）与本文作者

　　2012年5月笔者访台期间，曾专程拜访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原系主任、原文学院院长王仲孚教授，向其请益受“台独”侵害且沸沸扬扬多年的台湾中学历史教科书问题。王教授因先后在小学、中学和大学授课，有着各层级教学的实际经验和广阔视野，对中学历史教科书受文化“台独”戕害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对其危害的揭露可谓一语中的。而王教授在中国上古史研究方面的学术成就、史家风范，以及作育英才之不遗余力，更令笔者肃然起敬，感佩不已。

　　上古史研究成就斐然

　　王仲孚，1936年出生于山东省黄县（今龙口市），1949年抵台，先后毕业于台中师范、台湾师大史地系，获台湾师大历史研究所硕士学位。曾任小学、中学教师，台湾师大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40余年来，在大学教学与研究岗位上，筚路蓝缕，辛勤耕耘，成就斐然。

　　1965年台湾师大历史系毕业后，他于1969年回母系担任助教。第二年系主任朱云影先生创办历史研究所，他又顺利考取并继续担任助教，从此受到先生的悉心指导与提携。朱先生一开始即希望他从事中国上古史方向的研究，还为他提供了一个立意很巧的论文题目《从传说史料看中国远古社会》。

　　因为当时台湾正处于戒严时期，祖国大陆的出版物，即使是考古报告之类的学术资料，也一律视为“匪伪书刊”不得流传。许多祖国大陆著名学者如郭沫若、周谷城、顾頡刚等人的名字也很敏感，不论是写作或教学都不方便提到。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如何研究中国上古史呢？朱先生指出，史学研究不能离开史料，考古材料虽然受到环境的限制，但传说史料都在经典文献之中，不会受到限制，所以朱先生教他从这里切入，得以进入上古史研究殿堂。20多年后，他学有所成，才真正领会到恩师当初引领他走进上古史研究领域的高明。 

　　在中国上古史研究方面，由于民国初年“疑古派”否定古史、古书的影响，以及两岸的隔绝，使得岛内上古史研究园地呈现一片荒凉景象。王仲孚却一直坚守上古史研究阵地，他对“疑古派”观点作出修正，并以人类学、考古学加以对比研究，不断探求古史真相。正是这种独创性研究，使中国古史因新的诠释而恢复其应有的地位，其所著《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亦荣获1997年中山学术著作奖。直至两岸开放学术交流后，该论著仍经得起考古新材料的检验，获祖国大陆学者普遍肯定。

　　2004年，王仲孚教授出版了第二本《中国上古史论文集》，这是其上古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在这部论著中，他在研究方法上做了许多“科际整合”，提出了一些具有新视野的观点与见解，受到学界的好评。

　　鉴于岛内中国上古史研究的日渐衰微，他还致力于创办《中国上古史研究专刊》（年刊）。尽管困难重重，没有丰富的资源和充裕的经费，仍本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态度，经与同仁多年商讨、筹划，终于得以正式印行出版，受到海内外史学界的重视。《中国上古史研究专刊》（年刊）的出版，对于岛内上古史研究与学科建设，可谓功不可没。

　　作育英才不遗余力

　　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历史教育是王仲孚又一重要学术研究领域，他作育英才，可谓乐在其中。

　　多年来，他执教于台湾师大历史系、历史研究所，对于历史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有着独到的见解与经验。1983年，他获聘教育主管部门课程标准修订委员、人文及社会学科指导委员会研究委员及高中历史科编审委员，主编《高中历史教科书》；又获空中大学聘请，主持“中国文明发展史”电视教学，参与“历史人物分析”广播讲座，对推广历史教育可谓不遗余力，培养大学、中学教师更是数以千计，可谓桃李满天下。他指导从事中国上古史与历史教育的研究生之中，获得博士学位者十余人，至大学服务，皆表现优良，普获好评，为大学历史系中国上古史教师队伍注入了活力。

　　1987年，他到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所兼课，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历史教育专题。2002年改聘专任，在大学部加开“历史教育”课，在师培班开“历史教材教法”等课，鼓励学生努力向学，建立自信，以作华冈（文大）人为荣。教科书开放出版后，他以文化大学教授名义，主编《高中历史》课本获全部高中使用率达60%，在校师生、毕业校友，皆与有荣焉。王仲孚好学不厌，研究教学数十年如一日，从无怠惰，作育英才，奖掖后进，不遗余力。他的团体荣誉感很强，在台师大任教时，努力争取台师大的荣誉，到文大服务则时时不忘为华冈（文大）争光。2005学年获文大学术著作优良奖，2011年退休，获颁“功在华冈”匾额，可谓实至名归。

　　王仲孚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做到了既适合高中学生学习，也适合高中教师教学的目标，是难能可贵的。他撰写的数十篇有关历史教育的文章，涉及历史课程、历史教科书编辑、教材教法、教学评估、历史教育论文诸多方面，曾汇编成《历史教育论集》《台湾历史教育的大变动》二书，内容极为丰富，更因其密切联系教学实践，具有实际应用性，在教育界的口碑极好。

　　在历史知识普及方面，他也做了大量工作。他出版的《如斯集》是当年为青年报写的专栏，有的是典故，有的是异闻，有的是令人感慨值得思考回味的历史故事。在刊出期间，看到这个专栏的朋友，都认为具有新鲜感和可读性，给予了颇多的称赞和鼓励。有感于时光荏苒，岁月不居，想到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话，以“如斯集”作专栏和结集的名称，可说是他在教学科研之余的另类收获。

　　专长中国上古史的王仲孚，多才多艺，极富幽默感。《王仲孚书法文字画册》，以古文字中的象形字，凑成吉祥语，在艺术上有很高的造诣。去年5月，笔者访台期间，获赠条幅“大鱼一尾”，其左上方印鉴“乾隆未览之宝”，阅者无不称妙，莞尔一笑。 

　　为历史留下见证

　　1999年，《〈认识台湾〉教科书参考文件》出版，不到两年即告销售一空，一时洛阳纸贵。由于社会上对此书的重视，想要读此书的人越来越多，殷切期盼能够再版。王仲孚顺应社会需要，主编了《为历史留下见证》（海峡学术出版社2001年出版），在社会上再次引起巨大反响。

　　回忆《〈认识台湾〉教科书参考文件》的编印，是为《认识台湾》课程的争议，保留历史记录。而主编《为历史留下见证》，更在全部收录该书各篇之后，增加数篇论文，从而提升了“见证”的理论深度。其中王仲孚撰写的《历史认同与民族认同》、《对于〈认识台湾〉教科书之应有的认识》等文，对于争议问题的揭露与批评，更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有人对台湾中学历史教科书提出所谓“新构想”：高一上学期为“台湾及其周边”（亚洲史），高二上为“中国及其周边”（亚洲史），高二下“世界史”。而台湾的“周边”居然没有福建和广东，台湾的史前文化接着的是“东南亚文化圈”，明郑以后看不到清朝在台湾，也看不到“中华民国”在台湾，王仲孚认为，这样的架构，其基本精神和用意，就是要把台湾历史从中国历史中分离出去。

　　针对所谓“新构想”提出的中学历史教学的课程应“由近及远”，先读台湾史，后读中国史，再读世界史，即所谓“同心圆”式的课程设计。王仲孚认为，姑不论这种“同心圆”名词的误用，与教育学上的“同心圆”概念混淆，这种课程如付之实施，势必使青少年的“历史认同”发生改变，他们会以为“台湾史”是“我们的”历史，“中国史”不是我们的历史。这无疑会引发非常严重的后果。  

　　《认识台湾》分历史篇、地理篇与社会篇，除地理篇外，编者把强烈的意识形态灌输到教科书中，完全扭曲了新课程设立的宗旨。王仲孚尖锐地指出其《社会篇》的“三不符合”：就不符合学术的原则而言，该书把台湾住民强分为所谓“四大族群”说，在学术上是讲不通的；就不符合教育的原则而言，该书在内容上充满了政治语言和灰暗素材，基本上是反教育的；就不符合编辑专业的原则而言，该书本应由公民教育学者、社会学专家来执笔，结果却由那些充满分离意识、对公民教育外行的“历史学者”来执笔，由于别居用心，以致错误百出也就不足为奇了。

　　王仲孚说得好，原来增设《认识台湾》新课程，是为了增加青少年对台湾乡土史的了解，爱乡更爱国，这本来是一件人人乐观其成的好事。但是，有人藉此想把中国历史和台湾历史切开，误导青少年“我们都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那便是心术不正，想入非非，不但背离了新课程的精神，也危害了纯洁的青少年，这种鱼目混珠、违反教育原则的事，已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台湾青少年的历史认同与民族认同。根据台湾媒体发表的“民调”，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百分比，逐年大幅上升。王仲孚坦率指出：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是统一的大障碍，是历史教育出了问题。他的话语重心长，发人深思。

　　“台独”课纲像癌细胞

　　去年5月笔者与王仲孚教授在台北聚会时，他不无忧虑地谈到，充满“台独”意识的课纲就像癌细胞，往往在发觉时已经来不及挽救了。执政的国民党当然要负起这个“拨乱反正”的历史责任，因为现在的教材背离一个中国，国民党完全没有反应，好像只知选举、只求当选就好。

　　王仲孚坦言，教科书的编辑必须顾及两大原则，一是叙述的主体性，一是教材的选择性。以前者而言，中国人、台湾人当然是叙述的主体，课文行文时自然要用“台湾光复”而不是“终战”；以后者来说，自然不应舍台湾人尊敬的孔庙不提，而选择日本人在台留下的神社介绍给学生。所以，面对最近十多年来岛内中学历史课程发生的重大偏差，他一直力主课纲的目标不可背离“宪法精神”，历史教学必须有国家民族的立场，坚信“史不可亡”之古训，勇往直前，秉笔直书。

　　他曾在南京大屠杀60周年时，发表《南京大屠杀与历史教学——中国不该遗忘的历史记忆》一文，比较两岸三地中学历史教科书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课文，以台湾的最为简略。至于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专书与论文，台湾更是少之又少。10年后他又发现，有媒体报道日本右翼团体将推出影片，宣传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祖国大陆和香港则针锋相对地推出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影片二、三部，而台湾方面却传出新版高中历史教科书对于南京大屠杀仅有两三行的叙述，有一家版本甚至只字未提。对于近年历史课程的教学课时大量删减，几乎将从中学教育中消失，他认为这简直是日据“皇民化”的翻版，连英国统治香港150多年的殖民地时期都不如，岂不悲哀？！

　　2012年7月1日出版的《海峡评论》社论郑重指出，在准备秋天开学启用的第一册台湾史的送审课本草案之中，赫然发现其荒唐、谬误不但不亚于李、扁时期，而且还有过之，因而严肃呼吁“马英九切莫作历史的罪人”。11日，国民党中常会有人建议应该删除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皇民化”、“台独”化等不宜内容，台湾史与中国史应合并称为本国史，获马英九认同，认为这符合宪法的既定国策。媒体称这是马英九对争议多时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内容最明确的宣示。但是并没有落实在《课纲》的制订及教科书的编辑上，王仲孚深不以为然。

　　作为史学家的王仲孚教授，一向以秉笔直书的风范享誉学界。对台湾中学历史教科书受文化“台独”戕害和揭露能够一语中的，是他优于其他学者的地方。但是，无论在上古史研究，还是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他的史家风骨与不屈不挠精神，则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