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侯炳垚 （下）

2001年侯炳垚夫妇

　　大好人

　　父亲是个好人，正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林上元叔叔讲的：“你父亲有特点，不是一般的人，是个了不起的人。”父亲有特点、了不起，用我母亲的话说：“你爸是个大好人，也是个死心眼的人。”父亲的“死心眼”，是我母亲常讲的“笑话”。

　　“千万不要寄皮袄！”

　　那是1958年，为迎接国庆十周年大庆，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军事博物馆等十大建筑正如火如荼建设中。我父亲是被黑龙江农场派去参加“农业展览馆”布展的负责人。当时他带领几十号人，每天经手的经费至少几百元，甚至几千元。那个年代，这可不是小数目。我父亲是早春去的北京，快到夏天了，热得实在不行了，一连几封信写到农场家中，催促母亲快寄单衣。其中一封只有七个字：“千万不要寄皮袄！”我母亲笑他：“死心眼，不知道先买件穿。”父亲说：“没空儿，也没钱。抢时间，赶作品，经常两、三天不合眼，在展厅里走着走着就睡着了。猛一醒，才想起我的工资单位还没寄来”。

　　看瓜提壶水

　　“文革”初期，父亲已从宣传科下放到瓜地种瓜了。奇怪的是秋天到了，瓜都熟了，父亲每天中午到瓜地值班，照旧提一铁壶开水去。我母亲说：“遍地西瓜，就你一人，还用喝水？”父亲说：“瓜是公家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星期天，父亲带我小弟一起到六公里外的瓜园看瓜，仍是提一铁壶开水。一望无际的瓜田里就爷俩，看着遍地圆滚滚的大西瓜，七岁的小弟闹着要吃，父亲就给他讲故事岔开了。还教他唱京剧“打渔杀家”片段，就这样爷俩喝白开水，唱着“国粹”，其乐融融。现在想想，四十多年前的边疆，西瓜的确是“稀罕物”。这就是儒家提倡的“慎独”吧。父亲应是位大儒。五、六岁便开始读“四书五经”，一生嗜好购书买报。尤其晚年，更是手不释卷，还写了很多日记。一叠叠的速写，一摞摞的画页，一堆堆的文稿，放在一起两米多高。父亲平时说话办事，引经据典，满腹经纶。他的儒雅，在亲戚朋友中有口皆碑。

　　下雨往外跑——“迷秋淋”

　　1971年，父亲从菜园种瓜被提拔到果园当了技术员。说是技术员，其实仍是下放劳动。每天给果树锄草、浇水、施肥、嫁接、捉虫……他自费买了一大堆果树栽培方面的书。我母亲着急了：“不过日子啦？咱每月工资才三十六块五，买书就用了十五块八。干活就行了，还买这么多书干啥？”父亲说：“我一介武夫，会种什么果树，不学咋知道？”母亲又笑问：“下雨人家都往屋里跑，你咋往外跑？刚下班到家，雨就下大了，像个傻子冒着大雨往外跑，跑到苹果园干啥去了？”父亲也笑了：“我想看看我嫁接的果芽，在雨中是啥样子。”母亲又问：“想当科学家？”“对，米丘林！”父亲答到。后来母亲问我：“下雨往外跑，‘迷秋淋’是咋回事？”我告诉她：“米丘林是苏联的果树专家。”母亲一听很害怕：“还敢当专家，不怕再被打倒”？

　　“破财免灾了”

　　记得1969年春季，我们举家内迁到黑龙江省集贤县二九一兵团一营十七连。到了人生地疏的环境，为了生计，就学当地人，秋天打柴禾堆积起来，预备冬天做饭取暖用。就这样一家五口人，花费业余时间来打柴。特别是白天干了一天农活，已经精疲力竭。还得赶紧吃口饭，有时边走边吃，再到离家三、四里的荒草坡上，学着用东北的扇刀（刀头长三十多厘米，刀把近两米），一片片地把野草、蒿杆割下来，快晒干时捆成捆儿，披星戴月地再一捆捆地垛起来。一家文化人，谁干过这种活？为了生存，学着干。刚开始不久，父亲用力过猛，一下子扭了腰，疼得不敢动。他自责地说：“出师不利，战斗刚打响，就减员了。”五口人，老病小三人，只有我和大弟是主力军。一个多月下来，我俩手上磨起血泡，再变成老茧。就这样辛辛苦苦地堆起了两大垛。看着丰硕的劳动果实，全家人高兴极了。又是一个星期天，借了一辆平板车，大弟驾着辕，兴高采烈地准备把成果拉回家时，远远看，两个大草垛咋没了？走近了，只剩下小半捆儿和散落的一地乱草。真的丢了！望着全家一个多月割出的一大片空旷的草茬子，我和弟弟顿时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这时，只听见父亲慢悠悠地说：“柴禾（河南人发音caihuo）——财祸，柴（财）丢了，禾（祸）没了，破财免灾了。”一连说了好几遍，说得我和弟弟也只有破啼为笑。有了这个教训，还真长了见识，每天割下的青草，不等晒干，过一两天就背回家再晒。沉是沉了点，却再没丢过。

　　“记住共产党的好”

　　1969年的秋天，是个多事之秋。一天上午，50岁的母亲在割大豆时让同事从田里背了回来。因为肚子绞痛，满脸苍白，汗如雨下，不省人事。我和弟弟跑到连部没找到车，又跑到营部求援，医生说是急性阑尾炎，需要马上手术。医院今天没电，手术做不了。医生的话，犹如晴天霹雳。看着母亲痛不欲生，我们心如刀绞。绝望中，正巧二九一兵团郝庭让副团长下来视察工作，刚下车，见我们姐弟在哭，问明情况。他说：“坐我的吉普车去团部医院，救人要紧!”这时有人把郝副团长拉到一旁说：“侯炳垚是‘历史反革命’，杨秀华是‘地主婆’，这里到团部一百多公里，万一……”郝副团长斩钉截铁地说：“人命关天，有责任我担！”

　　坐在飞驰的吉普车内，我抱着奄奄一息的母亲，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掉了一路。院长一看是“小吉普”送来的，一定和首长有关，不敢怠慢，组织全力抢救。命悬一线的母亲起死回生！母亲得救了，父亲含泪发自肺腑地对我们说：“要记住共产党的好。”是啊，没有亲身经历生死离别的痛苦煎熬，就不会深刻体会重生再造的无量功德！此后，在黑龙江屯垦戍边的二十多年里，就是三九严寒，气温零下三十多度，我们一家人，心里也总是热乎乎的，因为我们感受到了共产党的温暖。

　　40年后的2009年，在庆祝我父母结婚70周年的家宴上，当大家夸赞耄耋寿星有福气时，老父亲高兴地说：“对，有福气。咱们享的都是共产党的福！”

　　“别添麻烦了”

　　父亲一平反，我们果真可以考大学了。1981年，我大弟考上了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1983年，我被评为黑龙江省优秀教师，也考上了黑龙江教育学院离职进修。这年暑假，弟弟学满回到郑州探亲，父亲格外高兴。父子俩彻夜长谈。弟说：“爸，您记不记得？当年造反派抄咱家时特扫兴，背后说‘真没想到侯炳垚这么穷，盖的是旧棉花套，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净他妈的破书烂画！’”父亲说：“记得。他们真不识货。”弟又说：“现在国家有政策，‘文革’中被抄家没收的东西要退赔。齐白石86岁时给您老画的那幅虾，徐悲鸿给您写的亲笔信，还有线装四大名著（道光年间的），太平天国的大铜钱（父亲从收废品老头那买来的，直径十四五厘米，厚四、五厘米，上面刻着‘太平之宝’四个大字。有人考证为太平天国钱库的镇库之宝）……”父亲说：“当时那是‘破四旧’里的‘旧文化’，抄走该烧了，或扔了吧！”弟又说：“如果没烧呢？没扔呢？咱写信到农场要回来！”父亲默默无语，点上一支烟。沉思了好久，才说：“算了吧，身外之物。再说，国家现在百废待兴，各级政府有很多大事要做，咱就别添麻烦了。”弟弟是极孝顺的人，也就顺着父亲的意，索赔之事从此不提。

　　近年来，电视“鉴宝”栏目火爆。我跟老父亲开玩笑说：“爸，齐白石老先生给您画的那幅虾、徐悲鸿那亲笔信，要留到现在最少值几百万了！线装四大名著、那大铜钱也值几百万了！”老父亲说：“命里有自然有，命里没有莫强求。”我又奇怪了：“您老一辈子不迷信，现在信命了？”老父亲坦荡地说：“命非人造，事乃自为，我缺吃呀，还是缺穿呀?”我对老父亲又一次肃然起敬：为了国家，抗击倭寇，武不惜命；和平年代，文不爱财。

　　“教也教不会”

　　父亲离休后安居郑州，不断结识书画界的朋友。1988年，父亲和著名画家潘进武先生、刘玉衡先生创立了郑州中山书画社。当年，90岁高龄的民革中央主席屈武先生还题了字。大家推举父亲当社长，这一任就是12年。期间不断发展新社员，切磋画艺开讲座，展示风采办画展，天天忙得不亦乐乎。

　　邻居王大妈问：“侯老离休月月有工资，还天天忙着上班，一大早出去，天黑了还没回来。一月又挣好多钱吧？”母亲很自豪，朗朗地说：“挣钱的事别找他，花钱找他，还是自己掏腰包！”特别是在元旦前夕，父亲经常带领书画家们为都市村庄或郑州辖区县、乡义写春联。记得1996年元旦，我去郑州看望父母。进门看见父亲正用中药泡脚。我给父亲洗着脚，一看有点肿，忙问咋回事？母亲说：“75岁的人了，不知道爱惜自己，这么冷的天，在街道上站着一写几小时。我知道你爸缺心眼，临出门我还交待：你累了喝杯水、解个手、抽根烟，坐那儿歇会儿。”父亲笑着说：“忘了。”母亲很欣赏地说：“教也教不会”。

　　“我赚大了！”

　　父亲1981年离休，两年后（即1983年）又落实了“异地安置”政策。农场出资在郑州中原区汝河小区（当时在全国也是宜居的典范），为其购置了46平方米的两居室，从此定居郑州。父亲的工资一直比较低，每月才几百元。近几年物价上涨，他的工资也涨到每月一千多元，他很满足。2009年春，农场的书记和组织部长来到郑州，特地到家中看望我父亲。组织部长说：“侯老工资这么低，我回去看看，是不是弄错了。”父亲笑着说：“不低，够花了。不干工作还领钱，不低。”结果真的弄错了。父亲接到补发的一万多元工资，像孩子般地笑了：“嘿嘿！不是会计帮我存着，早花光了”。

　　父亲在汝河小区46平方米的两居室里，一住就是28年。近年来，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当年宜居的汝河小区已经落伍，经济条件稍好的人家早搬走了。父亲却乐呵呵地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2006年春节，我侄儿从北京回来看他。问：“爷，您老这辈子亏不亏？”父亲笑着说：“不亏，比着死在战场上的，我赚大了！再说了，儿孙都比我强，这就是最大的财富呀！”侄子马上说：“爷，我们可比不过您。当会长、任理事，逢年过节，省、市统战部和黄埔军校同学会的领导来慰问；您老去北京开会，上过中央电视台，吃过国宴，和那么多大人物合过影，多光荣呀！”老父亲哈哈大笑起来：“我运气好，赶上了太平盛世。真不亏，是不是我赚大了？”全家人都大笑起来。我完全明白了，父亲为什么每天都很快乐。

　　父亲走的时间选择了10月1日晚上11点11分。在生命最后的九天，他不吃不喝也不说话。安静地躺在病床上，输着各种药液。他静静地躺着，闭目养神。有时慢慢地睁开双眼，慈爱地看看儿女，又慢慢地闭上。静静地躺着，安祥地睡着，他在等。他在等10月1日，举国同庆！他留恋这个美好的日子！夜深了，人静了。11点11分，他缓缓地舒了一口气，心满意足地、无牵无挂地、平静地睡了，永远地安息了。

　　每年的10月1日，是父亲的忌辰。他之所以选择这个时辰，除了欢度国庆外，我猜测还有一种含义：父亲一辈子工作至上，且不占公家半点便宜。这个日子，国庆节放长假了，儿孙祭奠他都不用再请假耽误工作了，真是善解人意！儿孙们在假期里有充裕的时间来悼念他，他老人家也能心安理得地享用供品了，真是天人合一的好安排！

　　2012年的10月1日，我细细翻看父亲的遗照。自河南黄埔军校同学会1990年12月成立至2010年中，父亲担任副、正会长的20年间，他积极参加各种会议，和统战部领导一起在节假日慰问黄埔同学、组织郑州中山书画社的书画家们文化下乡、拥军支教等各项活动。在他身体力行的上百张照片中，我越看越觉得父亲是勤勉敬业的，是幸福快乐的。我和弟弟们也得到了他的真传：爱国是我们生命的旋律，敬业是我们快乐的源泉。而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正是父亲留给我们姐弟最宝贵的财富。

侯炳垚夫妇北京

侯炳垚先生夫妇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