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珍藏的代训黄埔学生之毕业证章

　　笔者收藏一枚代训黄埔学生之毕业证章，其直径32毫米，铜质模压，珐琅脱落，印字清楚，包浆自然古朴。证章正面分上下两个部分，上半圆边部环绕双钩体文字“陆军通讯兵学校”，其下有二通讯兵作业图案；下半圆排列自右向左三段文字，分别是：“附设中央军校第十六期；通讯兵科学生大队；毕业证章。”章背面为章号119。

　　收藏黄埔军校证章，首先要了解证章的起源，自广州黄埔至成都时期的25年间，军校制作了各式证章不下百种，枚枚都打上见证黄埔的烙印，承载着一段校史历程，没有历史的证章，就不具有收藏研究的价值。

　　断代是藏界鉴定老物件的必走程序。从此章文字中的“第十六期”就可以知道年代，因为中央军校第十六期毕业时间是1940年，所以说这枚证章制作于抗战时期。而“附设”（亦称代训）二字含义又说明，这是陆军通讯兵专科学校在为中央军校代训通讯兵科学生的养成教育，两单位同隶属军训部且存在一定合作关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原来在黄埔军校早期，通讯兵教育无独立兵科，其教育合并于工兵科。1928年，南京交通技术学校内设有线电、无线电、铁道、汽车四个兵科；1929年改编入中央军校，称第六期交通兵大队，尔后逐期设通信兵队。抗战之前，中央军校每期只有一两个总队，一个总队约一千余人，步兵科学生占总人数50％强，余为骑、炮、工、通讯、辎重科学生。其中通讯兵队学生占有百人。至抗战之后，中央军校逐期总队增加，至十六期通讯兵科学生有四百人，十七期时已达六百之多。军训部鉴于中央军校通讯兵科师资有限，为减轻其通讯教育负重，便将多出的通讯科学生队委托陆军通讯兵学校及通讯兵团代训，计代训了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期通讯科学生；前台湾“国防部长”蒋仲苓上将（浙江金华义乌人），就是代训第十六期通讯科毕业生。据校史记载：凡属中央军校而为特科（骑、炮、工、通、辎）学校代训之学生队，为免与本校同期队别混同，则称之为独立大队或中队。章中虽无独立二字，则可判读为证章设计者因文字排列所限而省略。

　　陆军通讯兵学校概述

　　从1924年至1949年的中国军事教育，应溯源于黄埔军校的创办及建军之始。当时，我国军队之编制、装备、训练等多仿德日苏制式，随着东征、北伐多次实战经验，结合世界各国军事装备、战术战略发展不同，逐步由单一兵种发展成为多兵种混合编成的部队，以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同时军事干部的培训补充，也随之由一个中央军校兵种培训，扩展到步、骑、炮、工、辎重、通信、机械化等各兵种的专科学校，可谓中央军校的继承和拓展；而陆军通讯兵学校便是其中之一。

　　陆军通讯兵学校简称通校，被誉为通信兵的摇篮。其前身为军政部于1930年成立的通信技术教练所（所长邱炜，保定军校六期），是国民政府为培养陆军无线电报务人员而设置的，只开设无线电专业，设备简陋，训练时间只半年。第一、二、三期人数均约百人，毕业人员编组充实到中央直属通信兵团，负责大本营即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军令部、军训部等与各部队间的通信联络。从第四期起，相应增多了军事科目训练，初具军事学校规模。1933年3月国民政府开始筹备通信兵学校，以邱炜任筹备主任。后邱因病去职，1935年2月由徐庭瑶继任筹备主任。通信兵是一个必须综合电子科学和技术的现代化兵种，为达成此目标，筹备期间，一面在国内擢用人才和聘请外国顾问及采购器材，一面接训军政部通信技术教练所、特种通信教导队、通信军士训练班、通信勤务班等。1936年9月1日，通校在南京丁家桥正式成立，校长蒋中正（兼），副校长俞飞鹏，教育长先后有徐庭瑶、罗张、童元亮、洪懋祥。自第二年抗战爆发至1949年9月间，通校前后迁校七次，最后迁至台湾宜兰。

　　抗战时期，陆军通信兵学校由广西兴安迁驻麻江，校址设在县城北武庙。通校的编制分三处一部一队：一、教育处（处长陈可）下设军事学组、有线电学组、无线电学组和数理化学组。专业教官全部系留学英、美、德、日、比、法等国的学者。军事教官则多系保定军校出身或黄埔前期毕业生，中队长及副队长则多数为黄埔六期交通兵科毕业生。二、研究处（处长徐某）专门研究国内外有关通信技术的译著，编辑本国军事通信教材。三、总务处（处长何真）下设副官组、军需组、会计室、医务所、器材室、特务连等。四、政治部（主任王子郭）负责学生的思想训育工作。五、特种通讯队下设军鸽、军犬所，后增设马队。

　　通校有两个外国人先后担任顾问，一个是德籍的史脱次纳，他对通信兵战术修养不深，据说在本国亦只是一个尉级军官，到中国来待遇每月却有六七百元，相当于一个将官的月薪。另一个是苏联的鲍布罗夫，他讲授通信发展史。通校在实施班教练的时候，按《通信兵教范》把通讯器材放队伍前面，让学生分一二三四几个动作取器材，又分一二三四几个动作放下器材，反复操练，直到熟练为止。鲍顾问认为这是无代价的操练，他常常将学生们带到野外，一边授课，一边示范，起到立竿见影的教学效果。但是校方认为：鲍顾问授课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无提纲更无成套教材。

　　有一次，通讯兵总监华振麟代表校长蒋介石来校视察，进行野外大演习。当时，学生栗河洲担任通信车的架设工作，那是一辆德国西门子公司的通信马车，在上高坡的过程中，他忽然把马拉住停车，没想到因坡陡使马和车一起向后退，退到陡坡边差点翻车，险些造成事故，吓得他满面冒汗。之后鲍布罗夫问栗：“为什么在险地停车？这样做后果会车毁人亡的。”栗回答：“视察来了，命令停车向他报告科目和任务。”后来鲍顾问在校务会上指出：在危险情况下，还讲这种形式，是官僚式的做法，会严重影响任务的完成。

　　此时由童元亮任教育长，他是保定军校六期毕业的，古典文学根基好，具有一定水平的军事学识，他自兼《古代兵经》的讲授，上课时用浙江官话津津有味地念条文，大有私塾先生教读四书五经的味道，为此学生称其为“学究军人”；但他在个人操守上清廉自持，不贪污舞弊，也不善于对上司阿谀逢迎，学生又称其为“清廉将军”。童元亮对学生的教育训练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如通校在麻江召开运动会，在进行万米长跑决赛时，有些学生跑在中途见自己大大落后，便索性退出了比赛；但跑在最后的一个学生，虽已精疲力竭，却在旁观者的讥笑中坚持把万米跑完。比赛结束后，童元亮除了例行对优胜者发奖外，对这个学生也亲自颁奖且慰勉有加，并向全体学生训示：“你们讥笑他干什么？跑不赢那是他的体力和技能不足，我今天奖励的是他可贵的毅力。这种精神是作为一个军人很可贵的地方”。

　　1938年冬，通校在湖南常德、浙江金华等地开始招收第八期暨代训中央军校第十六期通信兵科学生。招收对象多为流亡内地的失业青年，大部分为高中生，一部分是大学生，香港大学也有爱国学生约20人回来加入本期训练，其中初中生则编入学兵队。在湖南祁阳集中后，开赴广西桂林市郊义宁县，进行入伍训练三个月。翌春，学生们全副武装精神抖擞，头戴德式钢盔，身背被包枪支子弹，行军横贯广西山区，经融县至宜山，然后沿黔桂公路经河池、南丹、六寨，入黔省独山、都匀，最后抵达新校址麻江县。历时一个多月，行程千多公里。到达新校后，全大队四百多人编为四个中队。区分有无线两科专业训练，学习掌握有无线电话、闪光电话、布板手旗通信、测向机、密码机等各种通信工具，时间仅一年，于1940年元旦在麻江毕业。毕业前，中央为了统一军校学籍，将原通校已毕业的第一、二、三期毕业生改列入中央军校十一期，第四、五期毕业生改列为中央军校十二期，第六期列为中央军校十三期，第七期列为中央军校十四期，第八期为中央军校十六期。其中除第六期即中央军校十三期外，其他各期均因全部受训时期不满两年以上，所以成都本校在1943年间成立十四、十五、十六期补训总队时，也再次召集各该期通信兵科毕业生带职集中补训，编为一个通信兵大队，训练期为一年整，期满仍返原部队任职。当时原通校一至五期毕业生，奉令参加补训的官阶不一，而其中有的已升至上校了。

　　通校驻麻江期间，军事委员会军训部部长白崇禧曾先后三次前来视察。校长蒋介石也于1943年3月20日到麻江视察通校，由教育长童元亮中将陪同检阅，蒋向全校师生官兵训示：坚定抗战必胜之信念。

　　抗战胜利第二年，通校迁返南京市郊马鞍山，改隶联勤总部，易名通信学校，蒋介石辞去兼任的校长，首任校长为李昌来。当时因通信部队需才急迫，分别在北平、西安、浦口、南京、兰州、沈阳等地成立通信技术员训练班，招考初中毕业以上学生，授以无线电收发报机使用、修护与无线电码收发技术训练，毕业后就地分发各通信部队工作，提高通信部队作业技能。1949年9月，通校自南京经湖南耒阳、广州乘“裕东轮”迁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