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常德会战

　　1939年夏，为抗日救亡，我自国立中山大学考入黄埔军校十七期一总队炮兵科。1942年4月毕业分配到第九战区的第七十四军，曾参加常德会战、湘西会战两大抗日战役。

　　1943年11月初，日军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所辖师团及军团直属坦克、装甲车、化学部队以及汪伪军共10万之众，沿洞庭湖西北两岸兵分几路直扑我湘西重地常德。我六、九两战区司令部早已部署大军，严阵以待。战斗打响后，在华容等广大地区，我各军奋战堵击，鏖战20余天，双方伤亡均达数万之众。至此，我军外围各路大军按预定计划作战略转移，除七十三军因伤亡过重去慈利整补外，其他各军对敌构成反包围态势，并截断敌之退路及补给线。

　　至11月末，公安、石门、南县、安乡、澧县、津市均相继弃守。常德城及周边城镇要地之拱卫，均由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黄埔二期)率所属部队担任。军部及直属四个团(炮、工、轻、警卫)、三个营(高炮、汽车、通信)，其代号均为“辉煌”，以及五十一师(代号“文昌”，师长周志道，黄埔四期)布防于桃源、斗姆湖地区；五十八师(代号“榆林”，师长张灵甫，黄埔四期)布防宁乡、益阳一线；五十七师(代号“虎贲”，师长余程万，黄埔一期)附配属之军炮兵团第三营镇常德城及四郊。另以所辖之第七十三军、一百军布防于慈利、安化一带。当时我任军参谋处作战科上尉参谋，专司“阵中日记”之详细记载，故虽系下级军官，对全面战局知之较详。

　　11月下旬，日机即开始日夜向常德城内外轮番轰炸，因城内工事坚固且居民多已疏散，故伤亡甚微。约在25日凌晨，日军先头部队约五个联队分兵向东、西、北城郊逼近，气势汹汹毫不隐蔽，被我军打得晕头转向，人仰马翻，死伤枕藉。其后续大军源源增至，战斗日趋激烈，相持数日，城外据点相继失守。双方伤亡均大。五十七师官兵伤亡已过三分之一，约8000人退守孤城。幸我芷江空军基地，每天都有十余架美式歼击战机临空助战，日机零式飞机性能不及，被击落十余架之多，攻防形成胶着状态。日军久攻不下，竟不顾国际公法，灭绝人性向城内施放毒气及投掷燃烧弹，城内一片火海，几成废墟，守军牺牲惨重。我炮九连中尉排长田少猷曾手端冲锋枪击落一架受伤低飞掠近炮阵地之日机，受到余程万师长当面嘉奖，提前晋升上尉军衔。然而在战斗日趋残酷时，继炮三营中校营长何宗瑞(黄埔十期)中弹牺牲后仅一日，田少猷排长在城墙观测敌情时，亦不幸被日军狙击手一弹击中，壮烈殉国，时年仅22岁，是我们一同分配到七十四军的11位参战同学中，唯一献出年轻生命的。

　　余师长率约2000官兵与敌浴血相持三天四夜，日军陈尸堆积四门城下，竟达数尺之高。月底，日军曾数次攻入城内与守军巷战，逐屋争夺，均被我誓死击退。其间日军曾临空投入“劝降书”，均被我拾得的官兵撕得粉碎。到12月初，守军已经不足千人，援军在外围激战，一时不能解围。日军攻城愈烈，敌众我寡，城破危在旦夕。余师长急向总部请示，电讯已断，遂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命柴意新团长率200余官兵突围请援，柴团长大义凛然说：师长身体系全军安危，请率兵突围，自己率领残部数百人坚守待援，人在城在，人亡城亡，决不负国家民族重托。余师长于12月2日城破之夜，乘乱率领200余官兵闯出沅江南岸日军封锁线，于6日与攻克德山之新十一师会合，请命担任前锋回师常德。12日上午常德古城失而复得。而坚守常德孤城的柴意新团长和手下官兵以及随余师长突围的炮三营少校副营长余云程、九连上尉连长兰玉林均壮烈牺牲了。

　　战后，我曾奉王耀武将军之命，专程由桃源军部驻地前往田少猷同学家探望，慰问其年迈父母及新婚不到三个月的遗孀，并在屋后山腰苍松翠柏之间修建了一座“田少猷烈士衣冠墓”，永昭忠烈。

　　外电对常德会战的报道

　　“一只乌鸦站在一间被轰毁的货仓的焦梁上，带着严肃而满意的心情，望着已经从地面上毁灭了的常德……城东门的中国旗又在一根新的竹竿上面胜利地飘扬，两个武装中国士兵很神气地站上了新岗位。”——1943年12月21日，常德保卫战后第18天，美国《纽约时报》用上述文字记录了废墟上的常德景象。

　　“此一役对中国而言，是证明其士兵之作战能力；对其盟友而论，亦足证明中国虽处于极大困难之中，尤能渡过难关，击退敌人。”——美国《芝加哥太阳报》

　　“这里举目尽是烧焦的围墙、残破的砖瓦和灰堆而已……要想在这个曾经有过16万人口的城里寻一未经摧残的东西，实在难乎其难。”——《纽约时报》

　　“在这城墙的战斗，日渐惨烈，甚至好像在欧洲中世纪时代那样，以手格手，以颊撞颊作殊死的血战。”——英国《伦敦新闻纪事报》

　　“人类的持久战争是有限度的，当战至最后的300将士，余程万将军决定退出常德城垣，以求报国于他日……假如连这少数人都不能生还，那么保卫常德的英勇事迹将随他们英勇的死友埋葬于废墟之下，泯灭而无闻于世。”——英国《伦敦新闻纪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