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昌平：“永远的报人”的两岸情怀

刘昌平（左）与本文作者

　　去年底，当岛内一位朋友告知，台湾《联合报》副董事长刘昌平先生荣膺第四届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奖“华人世界终身成就奖”时，内心的喜悦和感动油然而生。刘先生在岛内一向被尊为“新闻界的君子”、“永远的报人”，享有崇高的声誉，此次获奖应是实至名归。然而，他在两岸新闻与学术文化交流方面的付出与贡献，却让曾经受惠的笔者更感敬佩与仰慕。

　　文化基金会功莫大焉

　　上世纪90年代，两岸交流起步未久，资讯交流远未畅通。一次在接待台湾作家罗兰时，了解到《联合报》有一个很好的资助大陆学人的交流项目，让我十分心动。那时大陆学者赴台作学术交流还不是很多，在台停留时间一般也仅一个星期，而《联合报》这个交流项目则可在台停留一个月，还资助申请人往返机票、住宿及资料费等。其时我刚开始做台湾研究，很期盼能有这样的机会。

　　1998年初，我以“台湾文化寻根”为研究课题，向《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提出赴台作学术访问的申请。在基金会上半年举行的董事会上，我的申请案未获通过。后来我了解到，大陆学人申请该交流项目的很多，都排着长龙在候选，而基金会每年的交流名额也就几个，未获通过亦属平常。但我并未就此放弃，一方面，不断修订研究计划，使之更臻完善；另一方面继续与基金会保持联系，表达再接再厉的意愿。终于在下半年董事会上，迎来柳暗花明，并在年底得以成行。

　　这次“台湾文化寻根”申请案的办理，有两人助我甚力，令我感动与难忘。一个是《联合报》副董事长兼基金会董事长刘昌平先生，另一个是台湾著名作家罗兰，她是天津老乡。刘先生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在孙越崎先生倡议举办的复旦大学世界校友联谊会上，我与刘先生先后在上海、北京、重庆见过三次面，虽然没有多少请益的机会，但刘先生谦谦君子的风度，却令我心生敬佩。当我的研究计划向基金会提出后，承蒙刘先生错爱，促成了这个研究计划的实施。也就在那次学术访问期间，我去他办公室拜访，表达内心感激之情，他却淡淡地说此事与其无甚关系，这更使我对其人格魅力深感震撼。在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谈话中，他不时谆谆告诫我，做研究工作，不要先入为主，一切结论应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这对我后来课题研究影响甚巨。

　　我非常珍惜这一次学术访问机会。在岛内做了一个月文化寻根之旅，居然没有离开台北一步，这让许多人颇感惊讶。2002年笔者所撰近40万字的《台湾历史文化渊源》由九洲出版社出版，翌年荣获天津市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学术专著一等奖，刘昌平先生和基金会在其中的贡献，可谓功莫大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一位知名教授在我访台期间曾对我说，现在在台湾也只有《联合报》有此魄力和格局，它是站在大中国的立场，看到了中国未来必然统一的趋势，是顺应历史潮流来做这件事的。

　　校园文化的有力推手

　　1987年11月以后，不少在台湾的复旦校友趁到祖国大陆探亲访友之际，特地到北京拜访了复旦公学（1917年更名为复旦大学）毕业的孙越崎老学长，彼此谈得最多的是如何密切联系海内外复旦校友。翌年秋，孙老就此事专门赴香港，进一步就复旦校友联谊之事征询海外校友意见。1989年3月，孙老正式向来访的台湾校友提议，每两年举办一届“复旦大学校友世界联谊会”。

　　1990年7月，身兼台北复旦校友会理事长的刘昌平先生，受众多台湾校友的委托，专程赴香港与孙景洵会长一起筹划，商定首届联谊会于12月中旬在香港举行。为使联谊会顺利召开，香港校友李达三及其他校友多人慨捐巨款，台北校友会也捐一万美元予以资助，刘昌平理事长则另捐一万元港币作会务经费。

　　当年12月14日，首届复旦大学校友世界联谊会在香港富丽华酒店顺利举行，到会的有北京、上海、广州、苏州、西安、厦门、哈尔滨、香港、台湾以及美国、英国、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地的校友150余人，97高龄的孙越崎老学长亲自与会。刘昌平理事长率台湾校友数十人与会，是出席人数最多的地方校友会。他在致辞时说，构建这样一个联谊平台很有意义，在两岸交流还不是十分通畅的情况下，“世联会”的举办为台湾校友提供了便利，台北校友会愿意为此多做一点实事。

　　在香港起步的复旦大学校友世界联谊会，受到两岸复旦校友的热烈欢迎。此后“世联会”相继在上海、北京、重庆、济南、西安、郑州、深圳、无锡、南昌、芜湖、华盛顿、兰州等地举行了十多届，台湾校友会每届均有捐助，以支持各地校友会举办“世联会”。前几届“世联会”，刘昌平先生均身体力行，既出力又出钱，随着年事增高和身体状况的变化，他不再任校友会理事长，也不再走在校友交流的前沿，但他对校友会、对母校的情感，却始终未曾淡忘，更未曾忘怀。

　　台北校友会与天津校友会，也有过一段较密切的交往。那时我任天津校友会副会长，每次去岛内作学术访问，必定要去《联合报》拜访台北校友会理事长刘昌平先生，带去天津校友的问候，也带去天津校友的讯息。上世纪40年代中文系毕业的书法家王亚维学长专门书写了条幅“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让我转赠台北校友会。两会还有一些数据交换，使两地校友信息得以畅通。

　　近年来，两岸教育交流不断升温。复旦大学十分重视两岸的交流合作，着力开展多层次互访活动，并着力加强与台湾校董、校友的交流，通过校董、校友的力量，扩大复旦在台湾各界的影响力，不断把教育交流持续推向深入，积极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作贡献。人们由此看到的是，除“世联会”这样大型的活动之外，台北校友会和荣誉理事长刘昌平在岛内最忙碌的是接待母校及各地校友的来访，包括历任、现任校长、副校长王生洪、杨玉良、许征等，并陪同参访位于桃园县的台湾复旦高级中学。

　　永远的报人刘昌平

　　刘昌平在1953年初接任《联合报》总编辑不久，得了当时可怕的传染病肺结核，为避免传染同仁，决定离开宿舍搬到旅社住下，准备就医。《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得到消息，立即赶到旅社，请刘昌平到他家去休养治疗，刘昌平怕传染他家人，执意不肯，但是王惕吾苦口相劝，终被其真情实意感动，不得不搬到王惕吾家去休养治疗。王惕吾在院子里为他单独安排了居室，他夫人亲自料理刘昌平的饮食起居，十个月后刘昌平康复，重新开始工作。这一段感人肺腑的故事，既书写了王惕吾惜才、爱才的用人之道，更由此开创了刘昌平回报《联合报》、服务《联合报》60余年的报人生涯。

　　作为总编辑，在惜才、爱才这一点上，刘昌平与王惕老如出一辙。在他的言传身教下，编辑部带出了一批著名的作家、学者。譬如当年倍受总编辑赏识且放手使用的林海音来了以后，编辑部大为轰动，因为林海音是美女，说话又好听，读者很快发现“联合副刊”的面貌突然改变了：它少了些八股味、宣传味，而多出来的则是文学味、艺术味。还有高阳先生，先是担任《中华日报》总主笔，后来进了《联合报》社，刘昌平慧眼识珠，约高阳撰写长篇小说《李娃传》，使高阳在这方面的才华得以崭露、发挥，从而走上了历史小说的创作道路，其所著《胡雪岩全传》《慈禧全传》《梦断红楼》等，均引起广大读者的浓厚兴趣。

　　《联合报》在岛内高扬反对“台独”大旗，人所共知，亦殊堪敬佩。1992年底，《联合报》记者从北京发回一条消息，报道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讲话：如果台湾搞“独立”，中国坚决不答应，即使“牺牲流血，在所不惜”。《联合报》在第二天头版头条刊出，李登辉闻知此事后，对一些“立委”说：“那个报纸，我都不看了”，企图扼杀《联合报》。一些人为了攀附主子，竟诬称《联合报》是“中共的传声筒”，由此还煽起“退报运动”。在一段时间里，《联合报》多次遭受“台独”分子的各种暴力破坏。作为《联合报》负责人的刘昌平，处变不惊，带领员工坚决顶住逆流，在以后的日子，反“台独”的立场丝毫没有退缩。

　　台湾开放大陆探亲和两岸交流后，刘昌平对两岸媒体交流更为用心用力。《联合报》一直居台湾三大报系突出地位，在两岸媒体交流中影响甚巨，从大陆中央到各省市媒体的各类访问团络绎不绝，纷至沓来。一次，在接待《人民日报》访问团时，报社大楼正在装修，刘昌平为不能在会客室接待，一再表示歉意，他不顾年事已高，同访问团谈了一个多小时，从《联合报》“正派办报”的办报方针，到与大陆媒体的合作、交流，不乏精辟之见。在接待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丁锡满时，双方就进一步加强两报合作，促进沪台两地新闻界交流进行了探讨。尤其是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交流，涉及的规模、人员、层级，都前所未有。他表示，在和平统一的路上，每一位新闻从业人员肩上的担子都很重，都应该做一只让江水常暖、春色常绿的“春江鸭”。

　　新闻界的谦谦君子

　　在第4届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奖颁奖典礼上，《联合报》副董事长、同时也是永远的报人刘昌平先生荣膺“华人世界终身成就奖”。《联合报》系与有荣焉，发行人王效兰、董事长王文杉、社长项国宁及联晚社长黄素娟等人为此组团，浩浩荡荡南下观礼。

　　已10多年没有离开台北的刘昌平，此次南下佛光山领奖，现场谦称受评审“错爱”，并宣布200万元新台币奖金全数捐作公益，奖座转赠《联合报》系一同走过来的同伴，感念大家当年的合作贡献。29岁即出任《联合报》总编辑的刘昌平在致辞时说，新闻工作者常处于手边新闻与心中历史的交战，没有准确的历史感，不容易成为好的新闻记者，这也是他一生从事新闻工作的体悟。

　　永远的报人刘昌平，1948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历任记者、采访主任、编辑主任、总编辑、社长等职，90岁高龄仍担任《联合报》副董事长，坚守新闻岗位逾65年。他与《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共同参与10多家报纸的创刊与营运，创造全球规模最大的华文民营报系，格局空前，在工作岗位上人品清正，从不以功臣自居，被后辈誉为“新闻界的君子”。

　　《联合报》有一份知识性、新闻性的周刊《现代知识》，发行人是刘昌平。有一天，王惕吾拿着美国政府最近解密的一份机密档案，要求七天后看到书的中文版。随即由刘昌平主持运作整件事情，他把全书分成四份，由各组分别找人去译，要求三天后交卷，并和大家一样身体力行其中。翻译这份文件的英文说多难有多难，几位翻译高手，不但英文要好，还要熟悉政治，经过没有合眼的三天三夜，终使这本书如期译完得以出版。发行的第一天，《联合报》门口大排长龙，竞相争购，一时洛阳纸贵。这件事也让业内人士看到刘昌平君子风度之外的胆识与魄力。

　　刘昌平对家乡怀抱赤子之心，乐善好施，助人为乐。他是安徽省舒城县八里乡刘家院村人，幼时在止善小学读书，1949年初去台湾后，兼舒城旅台同乡会理事长。当得知县档案馆珍藏的光绪版《舒城县志》50卷中缺了15卷，十分惋惜，当舒城老乡王先生在东洋文库中找到了《舒城县志》后，便慨允出资再版，从而使舒城有了十部《续修舒城县志》（精装本50卷）。他有一位小学、中学同学，需要一套五卷本的《雍熙乐府》，写信给刘昌平，托他在台湾购买。刘昌平不辞辛劳，在台湾遍寻，终于在台南找到一套1984年版的影印本，旋即寄往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