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父亲左权将军 （下）

　　我母亲原来是北京的学生，“七七事变”后为了不当亡国奴，于 1937年10 月到了延安。1939年2月她被派到太行山工作并结识了我父亲，他们于4月16日在八路军总部结婚，当时父亲34岁，母亲22岁。婚后的母亲在太行山区做妇女抗日救亡工作。我出生于1940年5月。父亲35岁喜得千金自然十分欣喜。但整天忙于军务，就连我出生时，他也没时间去看看。后来，他骑马将我们母女从医院接回总部驻地，也只有在深夜享受片刻的天伦之乐。母亲说，只要有机会父亲就争着替我穿衣服，包尿布。可以说，那是我们一家三口最幸福的时刻。我还不足100天，“百团大战”就开始了，父亲工作异常的繁忙，考虑到母亲和我随总部机关行动很不方便，就同意我母亲带我于1940年8月底回延安。在与父亲分别的21个月里，父亲在百忙中，给我和母亲写了十一封信。信中饱含着对妻子女儿深厚的爱，和对将来团聚的渴望。那段时间正是抗日战争最严酷的阶段，敌人对八路军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食盐已卖到五元钱一斤，父亲过去抽烟很厉害，津贴连买烟都不够。自从有了我，他把每月的5元钱津贴和稿费都积攒起来，方便时就托人带到延安。无论春夏还是秋冬，我的衣食冷暖他都想到了，夏天他托人给我买来热天的小衣服，秋天请人给我织毛线衣裤，冬天还请当地老乡给我做夹大衣和棉大衣。有时来不及做衣服，就扯上几丈花布带到延安。还有什么自制的牛奶饼干、甘油药品等等。只要想到的，他都托人带给母亲。

　　就在我一周岁生日之前，父亲给母亲写信说: “差不多几天就整整一年了，太北也就一岁了，这个小宝贝小天使我真是喜欢她。现在长得更大，更强壮、更活泼、更漂亮，又能喊爸爸妈妈更乖巧不顽皮，真是给我极多的想念与高兴。可惜天各一方不能看到她，抱抱她。在工作之余总是想着有你和她和我在一块，但今天的事实不是这样的。默念之余只得把眼睛盯到挂在我的书桌旁边的那张你抱着她照的相片上去。看了一阵后也就给我很大的安慰了……”

　　直到父亲牺牲的前两天，他还在油灯下给母亲写信，信的结尾是: “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别21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 就是在这最后的一封信里父亲对母亲说:“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的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可以给养其他同志或群众家中均可)不必顾及我……”好让我母亲全力以赴投入抗日工作。联想到信中父亲让母亲唯一教育我的是:“不要忘记教育小太北学习喊爸爸。慢慢的给她懂得她的爸爸在遥远的华北与敌寇战斗着。”这就是抗日战争中一个家庭的亲情。为了全力以赴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再亲的夫妻之情，再亲的父母儿女之情 都只能舍弃了。没有了国家，哪有个人的小家!为了国家、民族的这个大家，父亲正如1937 年9月18日在部队开往抗日前线的途中，给他叔父信中写的:“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来奋斗，请您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愿以我的成功的事业报你与我母亲对我的恩爱……”他早已把个人、家庭和祖国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做好了为民族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自己的亲人和自己的生命)的准备。

　　1942年，日本侵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施更为残酷的进攻。其“扫荡”的重点集中在山西，重点的重点在晋东南。春节刚过，日军开始向太行根据地发起春季“大扫荡”和“大清乡”，父亲在频繁的战斗中勇敢坚定，常常亲临第一线指挥，这次日寇的“大扫荡”中有股敌人突然闯到总部驻地麻田一带，父亲亲自指挥总部警卫连扼守两个山头，接连打退敌人多次冲锋，像两只铁拳护卫着总部和群众的转移，予敌人以大量杀伤后，他才最后离开麻田。日寇在太行山扫荡多次，一直没有找到八路军总部，遂抽出精兵，经过特殊训练，组成专门刺杀总部首长、捣乱我首脑机关的“特别挺进杀人队”，化装成八路军，夜行晓宿，偷袭我总部驻地。这就是日寇对太行山区发动1942年5月下旬“大扫荡”的前奏。这次日寇集结了3万多兵力，采取“铁壁合围”战术，矛头直指我军设在麻田镇的八路军总指挥部。父亲和彭副总司令慎重商量后，决定八路军主力立即转移到外线，总部和中央北方局机关从麻田地区向东转移，准备反扫荡作战。父亲连夜开会部署和计划总部转移事项，他叮嘱总部警卫连的干部说:“一定要保护好首长的安全和掩护全体人员的转移，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这次艰巨的任务，太行山压顶也不动摇。”彭、左率总部机关和北方局、党校、报社等两千多人，于25日拂晓先后到达山西、河北交界的南艾铺地区。转移中，被日军飞机发现，情况十分危急。彭总和父亲立即召开会议决定迅速分路突围。彭副总司令、总部和北方局及党校由父亲率领向西北方向突围。日寇的飞机不断轰炸扫射，配合地面火力的封锁。父亲一面命令部队凭借有利地形坚决阻击敌人，一面让警卫部队掩护彭总突围， 自己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继续指挥总部机关人员转移。太阳偏西时，敌距我军已经很近了，右前方不到二千米的山头被敌人占领，他们向我军打炮、用机枪扫射。这时，总部、北方局机关大部分队伍还在十字岭南山坡上，处在敌人飞机轰炸扫射和地面炮火的封锁之中，父亲站在山坡高处，挥着双臂指挥着:“同志们不要怕飞机，冲出山口，快冲啊!”“冲啊，冲啊!同志们朝北艾铺方向冲出去……”人们叫喊着，伴随着父亲的喊声冲过十字岭，冲向安全地带。当大部分人冲过山口，他检查队伍时发现担机要文件箱的同志没有跟上，立即命令身边警卫员转向去找，保证文件安全运出。警卫连长一再恳请父亲尽快离开，他镇定地说，我不能离开战斗岗位，硝烟激战中的十字岭不能没有我。敌机在头项盘旋搜索扫射，父亲发现总部几名女译电员在向核桃树下跑去，他直起身来大喊:“小鬼，不要怕飞机，快冲过山口!”这时，凶恶敌寇的钢炮对准了父亲，而他却对身边的同志们高喊:“钢炮!同志们卧倒!”炮弹在父亲身边爆炸了，只因他自己没有卧倒，弹片击中头部，鲜血迸流。父亲倒在还有几步就可翻过的山梁上，血染沙场，不幸壮烈牺牲。正在突围的同志们一下惊呆了，突然撕肝裂肺地呼喊着:“参谋长，参谋长!”呼喊声在山峦间久久地回荡着。八路军总部突围成功，使日军费尽心机策划的作战计划落空，“铁壁合围”的战术破产了。

　　父亲牺牲后，延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同志们都很悲伤。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刘伯承等许多领导人为他写了挽诗和悼文。朱德总司令是这样评价我父亲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左权同志对工作的高度责任心，积极性和耐心与细心，他是一个沉静寡言的人，十余年如一日，永远集中了自己的精力于工作。就在日夜不断的战斗与行动中，就在几天几夜不合眼的疲劳中，他从来没有表现过倦怠，疏忽，放任与暴躁。他不断解决问题，叮嘱部属，起草命令，检查工作，甚至有时疲乏过度，梦中也在打电话吩咐工作。”“在他参与策划下，八路军发展为数十万劲旅，全华北成为日寇所不能摧毁的堡垒，成为大后方安全的屏障。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事建设、参谋工作、后勤工作等方面，他有极其丰富与辉煌的建树，是中国军事不可多得的人才。左权同志的这些功绩，是永远不会磨灭的。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中国军事界，千秋千代，将永远崇仰这个模范军人。”

　　六十年过去了，2001年5月的一天我去麻田十字岭上，初夏的十字岭，漫山遍野盛开着的全都是白色的山野花，我摘了一大捧白花，恭恭敬敬地敬献在父亲纪念亭的石碑前，表示对父亲最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缅怀。

　　这是浸透了父亲鲜血的土地，我在山顶独自漫步，仿佛父亲就在我身边。他与太行山融为一体，化成一座捍卫祖国山河的铁壁铜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