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琪贻：一位充满人文精神的历史学者

　　傅琪贻(藤井志津枝)，1948年11月生于日本石川县，曾入大东文化大学，主修日本文学。后留学台湾，1984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历任台湾政治大学日本语文学系教授兼外语学院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专长为近代中日关系史、比较文化、日本统治台湾史，出版著作10部、合著6部，发表论文近百篇、研究报告10余部。目前，仍活跃在政大跨领域、跨科系的“全球化”研究群与教学发展群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一位充满人文精神的历史学者，也是台湾著名学者许介鳞先生的夫人。

　　向往到中国留学

　　傅琪贻的童年生活是在日本石川县海边度过的，孩提时代，对大海充满遐想，对大海那边的中国，也一样充满着遐想。因为自幼喜欢书法、文学，乃刻意选择这方面颇为出色的大东文化大学，主修日本文学。而小时候熟读的汉诗汉文，深深为长江、黄河的磅礴气势所震慑，为唐诗宋词的优美意境所倾倒，让她萌生了到中国留学的意愿。只是当时中国大陆尚未开放接受外国留学生，因此不得已选择了中国台湾。当时很多亲朋好友都反对她去台湾，因为在一般日本人眼里，台湾之独裁、落后世人皆知，且那里被认为是“（日本）男人旅游的地方”，一个女孩子是不应去的。不过，最后还是由于中国文化的魅力，让她决定要去那里看个究竟。

　　当初去台湾留学，最先的想法是研究中国现代作家郁达夫，这样也可以把自己对中国文化的一腔热爱揉于其中。但当时台湾尚处于戒严时期，政治气氛特殊，对民国以后的事情一概讳莫如深，使她这一愿望未能实现。现实不适研究，历史研究总可以吧，于是她便朝此方向去做，并将格局扩大，开始去关注中日关系史和台湾史，但同样基于台湾的政治气氛，这些设想也处处碰壁，难于施展。

　　1990年代初期，她在撰写学术著作《诱和》时，因涉及对汪精卫等人的历史评价问题，开始与中国大陆的学者接触。最早联系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近现代史专家蔡德金先生。那时两岸交流刚刚起步，同行的一些看法，使她眼界感觉开阔，开始对中国历史研究有了新的构想，并由此开始迈出到大陆访问的步伐，也一步一步了却心头深埋已久的中国文化情结。大陆有众多少数民族，这一块也是她关注的重点，除赴大陆参加少数民族的研讨会外，也邀请大陆的少数民族研究学者来台访问研讨。

　　2003年底，笔者在做一个文化课题研究时，赴台作一个月的学术访问。最先拜访的是著名学者许介鳞先生，然后访问时任政大日本语文学系主任、许介鳞先生的夫人傅琪贻教授。在访问中发现，两人的学术思想有一个契合点，那就是对中华文化的肯定与弘扬。中国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的历史巨著《史记》，为我们留下了千古传诵的“太史公曰”；许介鳞教授的煌煌大作《台湾史记》，为我们留下了耐人咀嚼的“台史公曰”。从“太史公曰”到“台史公曰”，其间相隔二千余年，但是，许介鳞教授对于中华文化的仰慕与追随，是显而易见的。无独有偶，《史记》也是傅琪贻百读不厌的历史著作，并且影响到她的研究风格和研究方法，足见两位教授的心有灵犀。

　　对中华文化的深刻理解与无限热爱，让傅琪贻与许先生给人一种“夫唱妇随”的亲密感，傅、许可谓感情甚笃，为同辈和学生所艳羡。他们同时也是谈天说地、研究探讨、办学术活动的好搭档。两人生活极为单纯，即使退休了，也比一般上班族待在研究所的时间长，连节假日也不休息，在学术园地里辛勤耕耘。

　　“人本”的学术之路

　　有学者这样比较他们两人的研究：傅琪贻研究背面的主轴是“人本”，许介鳞研究背面的主轴是“权力”，两人的研究可谓各有千秋。纵观傅琪贻的治学道路，可以看到她对弱势族群的“人本”关怀，一种大爱的怜悯心。

　　傅琪贻所撰硕士论文《近代中日关系史源起 1871-74年台湾事件》，是一部奠定其后走学术路线、做学者的重要著作。那时，是所谓威权主义当道的时代，学术言论相当受限，研究台湾史并不多见。她从中日关系史的角度切入台湾史研究，跳出了台湾乡土史研究格局，以较恢宏广大的视野，奠下她台湾史研究风格。故以内容的主旨来论，此书即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原型》；如以时间的演变来看，就是近代中日关系史源起；以空间地点来说，则是“台湾事件”与“雾社事件”的呼应。过去台湾研究日据史，都是从甲午战争开始。这部著作面世后，才向前提早了20余年，即从1871年至1874年日本向台湾出兵讲起。

　　“台湾事件”是一段不甚为国人重视的历史。然而，时当日本明治维新初起和我国自强运动发轫，亦即中日两国皆在列强船坚炮利的启蒙后，第一次面对力可相捋的对手，这时的接触和交涉过程，对于双方自然皆有其重要而不容忽视的意义。她以细密的思考和明晰的笔法，仔细地剖析和揭露了这段时间发生的“台湾事件”，确实为后人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硕士之后，傅琪贻本来想顺着“牡丹社事件”，接下去研究甲午战争，又遇上某些因素而被搁置，适逢那时台湾史研究转趋热门，她遂开一新领域，研究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的理蕃政策（1895-1915），并撰写成博士论文。她大量运用日本官方档案、文件，从“完全野蛮”、“未开化”之类的负面表述中，反过来重新建立原住民史观。她勤跑台湾省文献会找资料，在全台湾做田野调查，得到大量第一手资料。对于没有文字的原住民族，外界真的很难理解他们的世界，她却信心满满，认为自己可以流畅驾驭有文字民族的历史，也可以驾驭没有文字的民族的历史。果然，她的博士论文《理蕃》在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成为获奖作品。

　　继《理蕃》后，她又写了《诱和》、《七三一部队》，仿佛又回到中日关系史研究领域。本想续写抗日战争时日本对华的“伪钞”工作，可是台湾“行政院”刚成立新的部门“原住民委员会”，需要她帮忙搜集原住民史等资料。结果就答应去帮忙，没想到一帮就帮到现在。之前，她以中日关系史研究为主，台湾史（原住民族史）研究为副，帮忙久了，便成台湾史研究为主，中日关系史研究为副了。

　　《诱和》《七三一部队》《理蕃》三部系列作品，其中《诱和》分析“卢沟桥事变”之后的谍报工作，证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已显示日本败象。《理蕃》在她研究生涯中，最终找到了关怀弱势少数民族的课题。《七三一部队》揭露日本在二次大战所犯的罪愆：秘密地在满洲为研究毒气及细菌武器，竟然丧尽天良，以活人进行惨绝人寰的试验。作为有着日本血统的学者，这样一些学术观点，完全是站在对历史负责的立场，确实难能可贵。

　　感到生命的跃动

　　一个人的生命有限，但是感人的著作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傅琪贻在学术道路上，一直孜孜不倦追求的就是这样的境界。

　　当她耽读司马迁的《史记》时，常常惭愧我们现代人所写的历史书，为何不能让读者从故事中感到人间生命跃动的喜悦。小说是虚构的，可以凭空写作，令读者感受故事的婉转曲折，人物的喜怒哀乐。然而学术著作呢，往往为证据如何、论断为何而苦恼，写出来的东西看不出血肉，也浸不出泪水，不能打动心灵。她说，我是一个历史学工作者，虽然学不好太史公的传神笔法，将史学与文学综合而登峰造极，但是时时刻刻记住笔下的文章故事，如果能让读者共享一些生命跃动的喜悦有多好。

　　从钻研有关“台湾事件”的文献之后，她便开始去寻找那些有血有肉的东西,而琅峤一直是她常在梦里漂泊游历的一个地方。开始为了赶写论文，她曾压抑着去实地勘察的冲动，埋首在大都市台北的书堆里，从地图和文献中，去想象和分析琅峤的精致和地形。当研究告一段落，抱着无限的期望和几分不安，亦不顾台风来袭的警报，毅然乘火车南下。她手里拿着一张台湾南部的地图和从文献上检索出来的几位一百多年前的琅峤居民名单，希望靠这些线索，能寻得与“台湾事件”有关者的后裔，从而发掘出文献所未记载的其他历史真相。

　　从高雄到屏东县车城乡的琅峤，一路有槟榔和凤梨的芬芳，让她幻想着自己将踏进一百多年前的纯朴乡土。当车城乡民看到她这位异乡游客，误以为是琉球人时，始则表现惊奇，继而非常热情而又好客。

　　时光倒带将她带回到一百多年前发生琉球漂民遭杀事件，当地有村民奋力救助琉球难民12人，其后裔尚保存沈葆桢的帮办潘霨的嘉勉谕文。还有村民同情琉球难民54具被遗弃的尸体，找回遗骨，在稻田埋葬建墓，其后裔至今仍传承祭祀。这次访问，她更发现当时日军侵台所面临的，不仅是一个牡丹社，而是南部18蕃社的抵抗。一些文献的记录，也正符合琅峤的传说遭日军攻击蹂躏的事实。

　　琉球漂流难民遭杀事件，后来不幸演变为日军侵台和山地人的抗日事件，中日两国一时陷于战争的危机。无辜的琉球漂民，只不过是被政治利用和玩弄。然而一百多年来，车城乡民却始终守望着孤寂可怜的灵魂，发挥人类的伟大精神，为其祈祷祭祀。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对此能不惭愧？

　　傅琪贻认为，自古迄今，中日一直有相互影响的关系。鸦片战争和明治维新是彼此关系变化的转折点。此后一百多年，日本开始以“强兵”侵略中国，战后又改以“富国”傲视东亚。她表示，要不断贡献心血之作，让读者共享生命跃动的喜悦，为中日和平友好奉献绵薄。

　　领军新文化团队

　　傅琪贻在工作、研究之余，亦专精于茶道，且热心与周围朋友分享。她认为，虽然茶道表面上以日本精神、日本茶艺为主，但仅这样看就太狭窄了。因为茶道的根源来自中国，汉朝就有了，之后还加入佛教、道教精神，所以应该将之视为东方文化，进一步说，是影响西方的东方文化，并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情感。茶道之外，她也很爱栽植盆景、豢养小狗等动物。对生活的热爱与激情，却意外地拓宽了她的研究领域，从而成为新文化团队的领军人物。

　　2010年，由她领军的新文化研究团队，从读书会起步，经过三年的耕耘与孕育，逐渐形成向心力强的研究团队。在政大研发处举办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上，她及民族学系、社会学系、斯拉夫语文学系的多位教授，畅谈如何由生活主题为起点，对外扩散研究效益。不但获致外界热烈回响，更激荡出深刻的学术价值。

　　作为新文化团队发起人，她特别强调从人的基本人权及文化尊严出发，透过对饮食、服饰的探索，重新思索这些过去被忽略、压抑的议题。她指出，文化即生活，即使从简单的日常生活开始，最后也必定会回归深层的文化内涵，撞击出许多学术性议题。目前他们已探讨过“饮食文化与饮食”、“全球化与饮食文化”及“服饰的美与礼”等课题，渐渐累积长期研究文化课题之学术能量，甚至将效益扩散至高级中学及公共部门，不断开创研究合作的新方向。此外，“全球化下的文化传承”课题兼具前瞻性及学术开拓性，吸引许多海内外学者的注意力，世界上不同领域学者对此都感到兴趣，透过研讨会的举办，带来横向沟通，也藉此认识过去不熟悉国家的文化，激发出更多火花，达到真正的学术交流。

　　政大校长吴思华表示，人文社科研究过去多以个人为主，此种方法应有所改变。在全球化社会中，惟有透过跨领域人才的合作，才能提升整体竞争力。近年来，政大不断致力形塑研究团队，不仅研究能量有所提升，学术课题及关怀面向也因此有突破性发展，如傅琪贻教授发起的文化研究团队，即将效益扩散至各级学校、公共部门，未来甚至有望进行跨校、跨国的研究，提升整体学术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