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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黄埔的本色人生 (上)

日期:2014-07-01 14:47 来源:《黄埔》 作者:李文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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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父亲李善勋

  我的父亲李善勋,1914年出生,黄埔军校第十五期毕业。原任傅作义第十六军少将副参谋长,1949年1月随军起义,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五军任军后勤部副部长。2010年11月1日去世,享年96岁。

  至死不渝的黄埔情结

  父亲生长在苏北农村,祖辈种地,无人识字。因是长子长孙,到十四岁时家里咬牙卖粮供他上了私塾。他是家族里第一个读书的,也因此学得格外刻苦,成绩很好。1938年初,日本鬼子占领了县城,书念不成了,他和几个同学结伴逃往西安。那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抗日的初期。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设在香来街8号。黄埔军官学校七分校则在西安王曲。在西安广场,父亲和很多青年学生听过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讲话。朱总司令说,从沿海流亡到西安的学生,愿意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我派人送到延安抗大。愿意在西安投考黄埔军官学校七分校的,全由同学们自己选择,两党组织绝不干涉。在这种政治氛围下,有的学生去了延安抗大学习,父亲投考了西安王曲黄埔七分校步兵科学习。当时七分校的教育长周嘉彬是抗日名将张治中将军的女婿。我曾天真地问父亲:您为什么不考延安抗大?上了延安抗大你就不是反革命而是老革命了。父亲苦笑作答:你太小,不了解历史。我一个农村出来的穷学生,啥都不清楚,只想着能打跑日本鬼子回家乡,不当亡国奴。我从黄埔军校毕业就上了战场和日本鬼子打仗。仗打的苦着呢,死了好多人,我能活到今天不容易。

  1981年9月,叶帅阐明对台湾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1982年邓小平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父亲积极响应,利用自己是黄埔生的优势,为祖国统一尽一份力。他在黄埔十五期时的班长是蒋纬国,1986年,蒋纬国调任台湾“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父亲给他写信宣传党的和平统一政策。

  父亲有个结拜兄弟邵长顺,是当年结伴逃出家乡投考黄埔的同乡和同学,1948年随部队调防到台湾,夫人留在了苏州,40年不能相见。父亲辗转和他取得联系,并保持了通信。终于在1988年秋,父亲在家接待了这位黄埔兄弟。两人彻夜长谈,两天没走出家门。他向父亲倾诉40年的思乡之痛:这次返乡探亲,先到丰县父母坟前谒陵扫墓,后去苏州看望结发之妻,然后直下西安沿着当年的抗战一线,从潼关到风陵渡再到壶口。当年抗战的惨烈情景,犹如发生在昨天。如今回到家乡,看到变化之大,真是扬眉吐气,表示回去一定为统一出力。此后,每年夏天邵伯伯去美国女儿家,秋天到苏州(他的大儿子留在了苏州),冬天再回台湾,传播着和平发展与统一的信息。

  2005年秋,石家庄市黄埔同学会组织23名省会的黄埔同学到北京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学习。他们在纪念馆大厅英雄浮雕前敬献花篮,并向忠勇将士们三鞠躬。参观时,父亲不由自主地向人们叙说起自己当年与日军殊死搏斗的情景,令在场观众深受教育,肃然起敬,纷纷与他们这些黄埔老军人合影留念。出人意料的是,他们竟在纪念馆内与台湾黄埔同学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访京团意外相遇。当看到父亲胸前红上衣印有“黄埔”二字时,访京成员沈瑞兴快步走上前去问道:“老大哥,您是第几期?”老爸指着自己的鼻子笑答:“我是十五期。”“您可是老前辈了,我是二十二期的。”谈笑间两位黄埔校友的手已经紧紧握在一起了。访京团团长台湾退役陆军中将齐其森先生见到父亲九十高龄身体如此健壮,连称敬佩,非常高兴。父亲回石后向我们讲述此遇,连说:“缘份、缘份、真是缘份,大陆台湾同根生,两岸黄埔一家人,搞‘台独’行不通、行不通的。”

  2010年10月31日,我接到父亲突然发病的电话,赶到医院时,只见他挂着吊瓶,光光的身上只穿着那件市黄埔同学会赠送的印有“黄埔”纪念文字的马夹。护士告诉我:老爷子说什么也不肯脱下这件马夹换上病号服。弥留之际的老父亲,嘴里反复念叨着“黄埔、黄埔、黄埔精神万岁!”这是他临终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

  此前一周,父亲还让孙媳妇开车拉他到市黄埔同学会去转转,到了门口腿没劲上楼了,就拄着拐棍站到市黄埔同学会的门牌前,凝视着石家庄市黄埔同学会的牌子。他的目光是那样的眷恋,那么的不舍,站了好一会儿才说:“走,回吧。”可惜我们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他在向市黄埔同学会作最后的告别。七天以后的11月1日清晨,父亲离开了我们。父亲走了,但他对黄埔那份浓浓的情义,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日常生活中的严父

  也许是当年黄埔军校的锤炼,也许是多年军事教官的经历,父亲的军人作风、军人气质在日常生活中给我们子女留下很多的记忆。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让我和弟弟站军姿:背靠墙壁,目视正前方,两臂贴腿外侧,收腹挺胸,一动不动看谁坚持时间长。他说人要有个精气神,就得坐有坐样,站有站相,坐如钟,站如松,不能吊儿郎当的纨绔子弟样。从上学起,父亲就要求我:起床自己叠被成方,课本不乱放,作业不乱扔,学过用过的教材、作业本、课外书分门别类一摞一摞摆放整齐保存好,随用随拿,用过拿过放归原处再用再拿;上学、放学、吃饭、睡觉都看表,按点作息,延误10分钟都要问原因。父亲常说:战场上时间就是人命,几分之差能决定战斗胜负。和平年代,时间也是生命,不遵守时间,就是浪费生命,就是不守信用。毫不夸张地说,老爸工作一辈子,直到离休以后参加各种会议、社会活动,从来没有迟到过一次!与别人相约办事,不管年长者还是学生娃娃,官员还是普通百姓,从来都是他等人,没让别人等过他。遵守时间就是遵守承诺,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1964年我12岁,学校放暑假,父亲带我去赵县搞四清。住在农村小学的课堂里,用课桌拼在一起当床铺,我嫌硌,睡不着觉。父亲教育我当兵都要睡硬床板,练练筋骨长出息,吃苦才能锻炼人。这些良好习惯的养成,让我工作以后受益匪浅。

  我清楚地记得参加工作以后,我第一次为工人培训讲课,父亲比自己上讲台还要认真。手把手教我讲课的方法与技巧。从课程内容、主次的安排,到讲课重点、语气的掌握;从黑板板书的分配,到讲课时间的把握……不厌其烦,还拿着手表掐表听我试讲。以后我多次在各种类型的培训班上为工程技术人员、工人技师、农民工讲课,受聘给交通学院的大学生上专业课,都很受欢迎。大家反映我的课重点突出、清楚,有逻辑性,板书层次分明,好记笔记,时间掐的准。我把这些话告诉老爸,他很得意:“当年上黄埔,教官就是这样讲课,我当步校教员也是这样讲课,教给你管用吧。”

  我们兄妹四个相继参加工作以后,父亲时常嘱咐我们要先学做人,再学做事,要做老实人,办老实事。特别是我们担任一些职务以后,更是叮嘱一不要犯政治错误,二不要犯经济错误,三不要犯作风错误。他给我们总结说:人变坏都有个规律,懒——馋——贪——沾——变,先从懒开始。你们只要不懒不馋,没有贪欲,不沾小便宜,就不会栽大跟头,犯大错误。

  父亲一生穿戴正统,讲究军容军纪。春夏秋冬穿西服必打领带,穿中山装从领口到衣边一排扣系得整整齐齐,一扣不拉。九十多岁的人了,三伏天不肯穿背心,一件白衬衣扣子一直系到脖口,我们笑他,您傻呀,不知道热啊?他说当兵的习惯,一辈子就这样了。老父亲活到96岁高龄,耳不聋,眼不花,身板挺直,思维清晰,说话声音洪亮,走路不让人扶。

  苦苦求索的人生目标

  当年,为了不当亡国奴,为了救国救民,父亲考军校,打鬼子。但听父亲讲述抗战历史,还是在全国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以后。潼关战斗是他讲述比较详细的战例。

  1942年农历四月初。郑州洛阳相继失守,日军企图攻打潼关,夺取中国的西北。潼关在河南省灵宝县最西部,与陕西省交界,自古就是军事要地,西安门户。潼关失守则西安不保。父亲当时任十六军预备第三师九团三营营长。全营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一个迫击炮排,一个通信班,500多人满额编制不缺员。日军攻打潼关时,父亲接到命令,从黄河的防地上调到灵宝西,阻击日军进攻。是年父亲28岁,血气方刚,全营上下,同仇敌忾,士气高昂。仗打得很残酷,特别是在村落争夺战和巷战的时候,重武器用不上,就投手榴弹,近身肉搏和鬼子拼刺刀。全营官兵都很勇敢,不怕死、不怕伤,没有一个孬种,终于守住了阵地。战斗结束后清点人员,500多人牺牲了三分之一。讲到这里,父亲掉了泪,那都是和他朝夕相处的弟兄啊!让他更心痛不已的是在这一场战斗中牺牲了两位连长、六位排长。

  时隔一年,1943年农历四月中旬,日军侵略野心不死,再次西进攻打潼关。父亲率三营官兵再赴潼关打阻击。这次是在灵宝县的东营子村和日军短兵相接,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为给死去的战友报仇,为了保卫苦难的祖国,三营的官兵杀红了眼,一寸土地也不让,又打了一次胜仗。这次战斗,父亲的学弟八连连长张清太(黄埔军校十六期毕业)以及三位排长牺牲。回忆起这些牺牲的官兵们,父亲非常心酸难受。

  再次战胜日本侵略者,奖励全营官兵每人一块“现大洋”,父亲还被提升为副团长。

  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打内战,打破了父亲对国民政府搞和平的幻想,他厌倦了连年战火,生灵涂炭。特别是在和平解放前夕,父亲受命领兵守卫保护北平市长何思源先生的府邸,还曾跟车护送何市长秘密出城谈判。军统特务策划暗杀,深夜投放炸弹,炸死炸伤何市长家人,这件事情更让父亲看清国民党的真面目。正是这些事实,坚定了父亲的立场:他非常赞同傅作义将军的义举,坚决支持起义,他积极执行参与了部队起义整编的诸多具体事务,成为有功人员。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有幸成为起义军官代表正步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亲历开国大典的父亲,记得当时的每一个细节,场面的热烈,群众的欢欣鼓舞,走在阅兵队伍中的自豪感,都深深刻入他的生命之中。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父亲总是两眼放光,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部队整编之后,父亲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五军任军后勤部副部长,随即奔赴战场,参加攻打太原的战斗。太原解放后进入华北军政大学学习。在这里,父亲努力学习,认真改造思想,很快就调入高级步兵学校任军事教员。他用自己从黄埔军校步科学到的知识,结合战场实例向学员授课,受到欢迎。特别是组织实战战术演习成绩突出,荣立三等功一次。1955年,父亲在军校授正连级上尉军衔。在人民军队这个大熔炉里,父亲经历了从旧军人到人民战士的蜕变,接受了新生的洗礼。

  父亲戎马半生苦苦求索人生目标,亲身经历使他认定一个真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虽然经历多次政治运动,受过冲击,但他爱祖国爱人民的本色没有变,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追求没有变。父亲25年中坚持每年向所属党支部递交一份入党申请书,凭着坚定的政治信仰,终于在1984年,父亲被破格批准成为中共党员,70岁实现了一生的夙愿。父亲在世时,四个子女全部是共产党员,加上女婿、孙子和他,一共七名党员,他常说咱们家可以成立一个党小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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