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家父陈修和

　　父亲离开人世已15年，在准备祭奠他时，我忽然想了解他在亲友中留下了多少印象，因而开始了这一轮的询问，没有想到回应非常积极，让我十分感动。下面根据大家和我的回忆简单谈谈他的百年人生。

　　父亲出生于1897年，晚年他常说，他一生经历了五个“朝代”，指的是满清末年、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民党时代和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他很敏锐地意识到每段时期的差异。他喜欢历史，有很强的历史感。父亲好友的女儿王容对我说，“伯父谈问题既不是从国民党立场也不是从共产党角度，而是从历史角度看问题”。是否有这样一个历史角度，这是一个理论问题，但显然他要保持自己的独立看法。

　　父亲这一代人，既有机会接受传统的孔孟教育，又有机会接受西方的现代文明教育，而他的人生就是这样一种结合：在乐至老家上私塾，在成都读四川最早的高等工业学校，大革命时代入黄埔军校，而后又到法国学兵工。在他的人生选择中不难看出这些教育的影响。年青时，他选择了工科，并终生认为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是发展经济。他是黄埔五期的学生，而后进入了国民党的兵工系统，大概是早期黄埔学生中很少不去打仗而去搞工业的人。他决定致力于发展当时的国防工业，得到了蒋介石的直接支持。“七﹒七”事变时，他正在宝鸡考察，准备在内地建兵工厂，抵御日本人的入侵。抗战中因大量依靠进口军火，他转到了军械管理运输及相关的外交活动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十分赞同实践论的思想，认为若是共产党能够实事求是地办事，中国会发展很快。为此他向邓小平同志提出，四川的第一项工程应该是成渝铁路，应该重视对大西南的开发，并列出了许多具体工程。他还特别重视水利建设，认为这是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第一件大事，且中国国土辽阔，有条件全盘利用国家的水利资源。他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写了长江三峡、南水北调的建议，请王海容的爷爷王季范递交给毛泽东。晚年有人要拍他的传奇人生，他却说“我是个工程技术人员，没有什么可拍的”。

　　早年时，父亲面对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曾试图站在调和的立场，用孔夫子的中庸之道去处理。1925年当他进入黄埔军校时，改名为“修和”，其意不言自明。那时国共两党的关系已经变得紧张，同学中争执十分激烈，他总是力图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努力调解，不认为国共应该反目为仇。昊苏的回忆中讲到1929年陈毅到上海，父亲给予的帮助。那时白色恐怖很厉害，共产党的组织受到很大破坏，父亲在上海兵工厂做技术工作，他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附近租下了旅馆，利用他曾在蒋介石侍从室工作过的关系，保护陈毅与周恩来的会面，这里既有亲情因素又有对国民党反共政策的抵制。1948年沈阳解放前夕，蒋介石让他炸毁兵工厂，他认为两党之争，不能破坏国家财产，拒绝执行。同时他还有另一种更深层的想法：既然国民党腐败、无能，按照民主政治的原则，应该让另一党试一试。他不愿去台湾加入那里的小朝廷，选择留了下来。1949年父亲参加第一届政协开会时，周恩来马上认出他，喊他“修和大哥”，父亲很是惊喜。

　　但是在而后的土改三反等运动中，他很难赞同那些激烈的阶级斗争手段，意识到自己只是共产党的客人，必须退出第一线，他坚持到参事室工作，这样可以直接向总理提出自己的看法。我家搬到北长街后，与中南海一墙之隔，这样他常有机会与陈毅见面，谈谈自己的看法。这次当我向小鲁问起那时对我父亲的印象，他马上讲到大跃进时父亲对陈毅说，打仗可以搞群众运动，搞工业不能搞群众运动，弊端太多，浪费太大。那个年代，他认为有责任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向陈毅提出自己的看法。“文革”中因为他不负实际责任，且参事室是一个很小的单位，我家奇迹般没有受到大的冲击。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国民政府的抗战，许多朋友告诉我，他们是第一次从父亲那里听到国民党是如何抗战的。父亲曾向他们历数各次大战。他本人曾在 “七﹒七”事变后立即奔赴越南开辟中越交通线，日本人占领越南后，他冒着生命危险抢运军火，后来被困在香港，亲眼目睹日寇的暴行，最终幸运逃离香港。而后又在昆明负责军火的发配工作，奔忙在滇缅、滇印各条运输线上。日本人投降后，他到越南参加对日本人的受降工作，并支持胡志明成立临时政府。抗战中的父亲还利用在越南工作的机会，收集当地的史料，百忙中写出了一部专业性很强的史学著作：《越南古史及其民族文化之研究》，是当代最早研究中越古代史、民族关系的专著之一。上世纪60年代，父亲曾被周一良邀请到北大历史系讲授越南古代史，因“文革”来临，没有实现。父亲虽然是学工程的，但像陈家其他兄弟一样，喜欢文史，从年轻时就对历史情有独钟。这或许源于中国知识分子多有一种信念，文化不亡，国家就亡不了。后来他常对搞外交的年青人说，当外交官，除了日常工作，还应该对当地情况做调查研究，而不是关在使馆里不出去。那时外交部工作人员还常到我家参阅父亲收集的资料和地图。

　　很多人问我父亲长寿的秘诀，虽然原因很多，但我想主要是他性格中的一些特质让他减少了人生中的许多烦恼。父亲很固执，认定的东西很难改变。我小时听母亲讲，陈毅常说：“大哥很固执”，父亲则欣然承认。1927年在武汉，陈毅试图说服他参加共产党，他还是要搞他的工业救国；50年代陈云劝他到五机部，他却坚持要去参事室。

　　父亲天性中还有很乐观的一面，无论世事多难，总相信情况会好起来，家里人有时觉得他是在唱高调。他常常提起1922年，陈家兄弟在乐至老家团圆时，陈毅作的那副对联：“年难过年难过年年难过年年过，事不成事不成事事不成事事成，横批，春待来年”。1968年年末，我们家三个孩子在同一个月里都离开了家，我是下厂，两个弟弟到农村。弟弟的同学回忆说，父亲以很积极的态度对待上山下乡，他自己是从农村出来的，认为让下一代了解农村的情况是应该的，希望知青在农村有所作为。

　　父亲晚年最关心的大事就是两岸关系的问题。改革开放后，他有机会到国外看看，但是他说除了台湾哪里也不想去，希望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国共的第三次合作。80年代他成为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理事，非常认真地参加每次活动，在那里他似乎可以感觉到当年的气息。我想父亲若是知道近年来两岸关系的改善，一定会十分高兴。去年我去了台湾，找到他当年工作的一些档案，对那个年代，对他的人生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想他在九泉之下，可以含笑了。

三兄弟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