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保卫战期间的国共合作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部分机构由南京迁到武汉后，武汉实际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武汉位于长江中游，是当时中国第二大城市，人口超过二百万；是中国内陆的重要交通中心。上海沦陷后，国际上援助中国的战略物资只能在广州港入关，然后经粤汉铁路运到武汉，再转运内地，是外援物资转运的枢纽。

　　日本政府及其中国远征军总部都预期，一旦占领武汉，就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摧毁中国政府；切断国际援助中国战略物资的通道，迫使中国停止抵抗，完成日本占领中国的目的。

　　1937年11月，在此危难之际，蒋中正决定改组湖北省政府，任命何成浚为湖北省主席，何成浚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中原大战时，被蒋中正任命为第3军团总指挥。严立三任民政厅长（省政府没有副省主席，当省主席因故不能视事时，由民政厅长代省主席），严立三曾经担任黄埔军校1、2、3期总队长、训练部长，被称为“黄埔良师”。北伐时，出任东路军第21师师长，屡挫孙传芳部主力，赢得了“北伐名将”声誉。严立三辞职时，向蒋中正推荐21师副师长陈诚任21师师长，石瑛任建设厅长，张难先等任委员。

　　武汉会战前建立起第二次国共合作，在保卫大武汉时期，是国共合作抗日最好时期。

　　1937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驻武汉，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和谈判。由周恩来、秦邦宪、项英、董必武在武汉组织中共中央长江局。1937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将这两个组织合并，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由王明、周恩来、项英、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7人（后增加凯丰）组成。

　　在长江局的工作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发展，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掀起高潮。1937年11月12日，经中共中央同意，叶挺抵达武汉，正式筹建新四军军部。13日，叶挺首次以新四军军长身份发表谈话。12月25日，叶挺、项英等在汉口大和街26号（今胜利街332-352号）召开新四军领导干部会议，标志着新四军军部正式成立。1938年1月6日，军部由汉口移驻南昌。新四军改编及东进抗日任务圆满完成。

　　辛亥革命前的1906年，张难先是湖北省革命团体日知会核心人物，董必武当时也是日知会会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们也多有往来，是多年好友。这时为商议共同抗日，他们多有交往。张难先、林伯渠也因此相识相知。

　　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区域公开发行的第一张大型机关报。新华日报刊发“怎样保卫大武汉”的社论。对抗击日寇进攻武汉的战役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可谓未雨绸缪。

　　1938年3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物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做讲演，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先指出“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没有根据的。亡国论者夸大了敌强我弱的矛盾，并把它当作考察中日战争的惟一根据；速胜论者则夸大了其他矛盾，而忽视了敌强我弱的矛盾。他们是战争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

　　毛泽东科学地预言到，持久的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他对持久战特别是相持阶段种种特点的论述，起到了战略指导的重要作用。

　　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内被当做指导抗日战争的理论，在国民党内也引起了强烈反响，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向蒋中正谈到读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感慨，获得蒋中正认可。

　　6月14日，武汉保卫战前夕，蒋中正再一次改组湖北省政府，以便进行武汉保卫战。任命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兼湖北省政府主席。严立三任民政厅长，张难先任委员。陈诚以军事为主，日常由严立三代行省政府主席。

　　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定保卫武汉作战计划。先后调集约50个军130个师和各型飞机200余架、各型舰艇及布雷小轮40余艘，共110万人，利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地区有利地形，组织防御，保卫武汉。

　　1938年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正式决定进攻武汉。日军华中派遣军调整战斗序列，共投入12个师团。由其司令官畑俊六指挥第2、第11军共约140个大队25万兵力负责对武汉的作战。以冈村宁次指挥第11军5个半师沿长江两岸主攻武汉；东久迩宫稔彦王指挥第2军4个半师沿大别山北麓助攻武汉。以及海军及川古志郎第3舰队120余艘舰艇，航空兵团500余架飞机。另以华中派遣军直辖的5个师团分别担任对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区的警备任务，以巩固日寇占领地，保障此次作战。

　　武汉保卫战大小战斗数百次，历时4个半月，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战。中国空军与敌激战，取得重大战果，共击落日机62架，炸毁日机16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有力支援了地面部队作战。中国海军在长江上也进行了激烈战斗，在沿江要塞布置水雷，设置海岸炮，并击沉日舰多艘，有力迟滞了日舰沿江进攻。

　　其中在万家岭一带，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指挥的十万余人几乎全歼日本侵华派遣军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中将率领的第106师团。中国军队在万家岭战役中表现出的机动灵活、组织严密的特点和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大大震惊了日本朝野和国际社会。而在日军历史上还从未有过整整1个师团几乎被全歼的记录。万家岭大捷的消息传到武汉，全城鞭炮齐鸣，游行欢庆。

　　叶挺将军高度评价万家岭战役：“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永垂不朽。”

　　万家岭大捷后，正当薛岳兵团有序撤退之际，被阻于隘口以东的日军第101师团不断向德安以北隘口一带实施攻击，企图牵制薛岳兵团的行动。担任德安城及附近地区防守的是第32军的第139师并附第141师的第723团。日步兵、炮兵、航空兵协同，猛攻德安城北的义峰山。第139师第716团团长柴敬忠（湖北通山人，黄埔军校步兵科）阵亡。阵地失守，日军攻入城内。第723团团长王启明率所部坚守城内东南城区，与日军进行巷战，逐屋争夺，寸土必争，并组织反击，一度将突入城内的日军击退，坚持战斗3昼夜，奉令撤出。王启明团得到舆论赞颂，冯玉祥作诗赞誉：“王启明好团长，守德安打硬仗，苦战三昼夜，无数敌人被杀伤……”德安作战后，国民政府授予王启明一等华胄勋章。

　　在武汉保卫战期间，周恩来、郭沫若提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7月7日发起了武汉百万人大献金活动。周恩来、陈诚等国共人士带头捐献。武汉各界人士纷纷响应，将献金台挤得水泄不通。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发来电报，捐献他作为参政员的一个月薪金。

　　武汉保卫战，从日军攻占安庆开始到武汉失守为止，历时4个半月，毙伤敌近4万人。此战意义重大。它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打破了日本妄想迫使中国屈服、早日结束战争的计划，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