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李运昌与冀热辽抗战

1948年，重逢后，李运昌、夫人云丽珍与四个儿子合影。

　　我的父亲李运昌，1908年生人，1924年加入青年团，1925年加入共产党，是黄埔军校4期生。他早年受李大钊同志影响，在上中学的时候就抱定信仰，要为共产主义献身。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被派到广东汕头组织农民武装。在彭湃同志领导下，担任广东农民协会潮梅海陆丰办事处农军部主任。1927年，他19岁，组织领导了上万人参加的普宁农民暴动，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暴动以后，又参加了秋收起义。后来部队改编为湖南工农革命军第2师，他是2师的前敌委员兼第2团党代表。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北方，一直坚持党的地下工作。1937年，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1938年，领导发动冀东20多万人的抗日武装暴动。1939年，领导创建冀热辽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时期19个根据地之一，任冀热辽区党委书记、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冀热辽行署主任。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率部先机挺进东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交通部常务副部长、中共党组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务院司法部第一副部长等职。2002年，担任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文革”中受到迫害和关押。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予平反，恢复名誉。2008年在北京逝世。

　　发动冀东抗日游击战争

　　1937年5月，父亲任京东特委书记，到延安参加了白区工作会议，代表冀东党组织，在会上做了关于冀东形势和任务的汇报。这个汇报内容刊登在党中央办的《解放周刊》第9期上，题目是《日寇、汉奸统治下的冀东人民》，署名鹿鸣。在延安，由彭真同志引荐，他先后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致明确要求冀东党组织，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刘少奇同志和他谈话时布置了任务：河北省委改组，你任河北省委书记，回去以后成立华北人民武装抗日自卫会，准备开展游击战争，进行武装抗日。

　　他接受了任务回到河北，按中央指示，立即着手从思想、组织、干部等三方面，为发动冀东抗日武装大暴动，做准备工作。从1937年的7月开始，冀东党组织经过近一年的准备，在冀东地区部署了15个暴动中心区，就是看哪个县哪个地方的党组织力量比较强，群众比较好发动，就以这个地方为中心，动员群众起义。其中15个暴动中心区，我们党直接领导了12个。还有3个是爱国人士和其他的地方武装首领领导的。冀东抗日大暴动条件基本成熟，起义队伍名称为“冀东抗日联军”。

　　为推动配合冀东暴动，中央决定派八路军第4纵队挺进冀东，给予敌伪沉重打击。第4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邓华。

　　这时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准备在民间收枪，并准备全力镇压暴动。于是，原定在1938年7月16号的暴动，就提前了10天。7月6日，在河北省滦县的港北村首先举起了义旗。港北村的起义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从港北暴动开始，冀东全区21个县，再加上唐山开滦煤矿，组织起一次20万工农的抗日大暴动。冀东抗日大暴动声势浩大，席卷冀东大地。抗日联军组织了约10万人的武装力量，组成了40个总队。其中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是7万人，国民党和其他人士领导的武装力量是3万人。冀东人民都起来反抗了，敌伪政权土崩瓦解，短短时间建立了11个抗日县政权，控制了大部分重要集镇。

　　冀东抗日大暴动震惊全国。因为那时冀东已被日本人占领，中国大片国土沦丧，当此民族危亡时刻，冀东抗日大暴动振奋了全国人民的信心，给了敌人一个沉重打击。日寇惊呼“后院起火”，急调几个旅团由南北返，牵制了华北日寇主力。冀东人民举行的抗日武装大暴动，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轰轰烈烈的冀东抗日武装大暴动起来了，形势确实不错。中共中央、北方局来电祝贺，认为暴动胜利，已经给日寇沉重打击，摧毁了冀东汉奸政权，配合了全国抗战，要继续创造冀热边抗日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收复冀东。

　　冀东地区是连接东北和华北的战略要道，日寇为吞并整个中国，必须控制冀东。冀东孤悬敌后，我军四面受敌。当时宋时轮同志决定去热河都山建设根据地，结果进军都山失利。第4纵队遂于1938年9月中旬，在迁安莲花院召开党委扩大会，认为主力坚持很困难，决定第4纵队主力撤回平西。会后，宋时轮同志即率两个大队返回潮白河以西。第4纵队致电晋察冀军区提出，冀东形势很难支撑，主张主力转到白河以西。对此，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晋察冀军区几次来电，均不同意西撤。

　　1938年9月下旬，宋时轮同志从蓟平密电告邓华，敌人分七路大举进攻，蓟平密也站不住脚，要求邓华同志率队西撤。

　　1938年10月上旬，在丰润九间房，邓华同志召集起义部队负责人开会布置向平西转移。对于是否西撤是有争论的，我父亲始终不赞成西撤，认为应继续按中央指示创建冀东抗日根据地。第4纵队领导坚持西撤，河北省委领导对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对在冀东建立根据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缺乏信心，也同意了第4纵队领导坚持西撤的意见。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同志还代表组织，专门找他谈话，让他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保留个人意见，服从会议关于部队西撤的决议，开始带领抗联部队西撤。

　　西撤的后果非常严重。当时西撤平西的部队是5万多人，队伍是一字长蛇阵，前锋都到了潮白河，后面的部队还在原地没动。敌人得知我军西撤后，组织兵力围追堵截。我军牺牲减员损失巨大，战士们一路忍饥挨饿，被动挨打，包括抗联副总司令洪麟阁都被敌人炮弹炸死了。我父亲强烈意识到，继续西撤，后果不堪设想。经他提议，在平谷县樊各庄召开会议，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争论，他始终坚持停止西撤的观点，力排众议，最终会议决定队伍停止西撤，返回冀东。

　　我父亲率领5000多人又返回冀东。一路上危机重重，又与日寇打了一场恶仗，伤亡严重，不少人离队，回到冀东保存下来的只有千余人，司令部直属队仅有130人。有一天，他看见一名叫梁天柱的小战士精神抖擞站岗，问他怎么没走，梁天柱回答：因为我是共产党员。他很感动，觉得要坚定信心，鼓舞士气，就在迁西县柳沟峪开了重整旗鼓的动员会。他说：“大暴动前我们什么都没有，只能遭受帝国主义和汉奸的欺负。暴动了，我们有了自己的武装，虽然眼下受挫折了，队伍小了，可我们还有基础，革命的火种熄灭不了。我们就像孙悟空钻进牛魔王的肚子一样，继续和敌人作战。抗日的红旗要扛到底，不打败日本侵略者决不罢休。”

　　冀东抗日大暴动虽然受到严重损失，经过党组织收容失散的干部战士，许多人归队，再加上以后从平西返回的1000多人，保留下来的抗日队伍仍有3000多人。就是依靠这样的革命火种，重招队伍，再举红旗。我认识一个军旅作家，她为了写冀东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故事，走访了很多当事人，看了很多资料，又到打过仗的地方去。她曾对我说，冀东的抗战是非常艰苦的，几乎每天都在打仗，而且是在敌人的心窝里打，战争非常残酷，所以牺牲很大。她说，我父亲他们这代人真了不得，看这段历史从头到尾就只有两个字——“坚持”。他们从来没有屈服过，打一仗败了，重新再来，一直坚持，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几百人、几千人，最后创建了很大的抗日根据地，就是冀热辽抗日根据地。

　　从1938年7月发动冀东抗日武装大暴动，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冀热辽军区的主力部队已经发展到3万多人，游击队5000多人，民兵22万多人。冀热辽根据地北达内蒙古赤峰、河北围场和辽西，南临渤海，西南抵近平津，全区面积有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8百多万，县级人民政府（包括县级办事处）31个。

　　抗战8年来，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军民抗击日伪军从3万人到17万人，几乎无日无战事。累计毙、伤、俘日伪军不下7万人，缴获武器不下5万件。冀热辽人民和冀热辽子弟兵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人民群众牺牲30多万人，战士3万多人 ，其中冀热辽的军队与地方各级干部牺牲比例尤其高。胜利是用鲜血换来的。最终实现了党中央部署的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

　　1940年3月，北方局对冀东暴动和第4纵队西撤的问题，作了全面检查和总结。聂荣臻同志在会上指出，冀东党组织对坚持那里的抗日游击战争决心始终没有动摇，而且许多同志为此英勇牺牲，这应该肯定。我们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还是那个“抓一把”的思想，想扩充些部队拉起来就走，其结果是非吃大亏不可。想“抓一把”，抓到的东西不多，反而使自己蒙受损失。

　　几十年后，1986年5月10日，宋时轮同志对我父亲和李楚离同志说：“首先承认，暴动胜利后，把冀东部队全部撤到平西是错误的，而且是个严重错误，主要应由我负责。当时给中央发了电报，邓华同志说，要等中央回电再行动，我说不要等。没等中央回电，我就带部队西撤了。这是完全错误的。”

　　邓华同志对西撤做过多次自我批评，他认为，出现这种问题，除了把当时情况估计过于严重，怕敌人“扫荡”部队受损失外，还由于部队出动前准备工作差;主要领导干部意见不一致;河北省委起义后才到冀东，未能参加起义的直接发动和领导工作。自己身为纵队党委书记，应负主要责任。

　　抗日战争艰苦卓绝

　　据我父亲讲，抗战初期打日本人是非常困难的。日本军队是战争机器、杀人利器，训练有素，枪法准，敢拼刺刀，经过武士道精神熏陶，很少投降。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1940年7月，冀东八路军12团在盘山西麓的白草洼，伏击日本关东军武岛骑兵中队。这股鬼子全是老兵、胡子兵。战斗在上午10点打响，枪一响鬼子立即下马，找隐身地方负隅顽抗，他们枪法很准，仗打得非常艰苦。鬼子很顽强，虽然被我军包围，仍在“瓮”中坚持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上午，还剩下一个鬼子躲在石头缝里向我们射击呢。这次战斗在冀东首创成建制全歼日寇70人的战果。我问父亲当时能抓到俘虏吗？他说抗战初期基本上没有俘虏。

　　我问过他，冀东八路军一次战斗最多能消灭日寇多少人？他说最多一次消灭500多日寇。这是发生在1944年蓟县、玉田两县交界的黄土坎战斗。唐山、天津、北平三路日寇1500多人，以7辆坦克为先导，长途奔袭我抗日根据地。参战主力是冀东八路军第4区队500人，敌人兵力多出三倍，火力高出我军数十倍，只有拼死一战。全体官兵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日寇用火炮、机枪、还施放毒瓦斯都没能攻下我军阵地。我军用手榴弹密集反击，肉搏夺回阵地。激战10小时，坚持到天黑后，我4区队在兄弟部队策应下，突出包围。此战我军夺得大胜，毙伤日寇500人以上。日寇用大量汽车往唐山、天津、北平运尸。

　　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世人皆知，其实，冀东抗日根据地有同样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42年4月，我冀东八路军军分区政委兼12团政委刘诚光同志率200多名战士，与日寇两个联队和伪军3000多人遭遇激战，虽消灭敌人300多人，但除40多人突围，刘诚光同志等200多名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我军2营教导员于禾（苏连存）率领几十名战士与敌人血战到底，打光子弹、手榴弹后，砸碎武器，几十人集体跳崖，悲壮殉国。敌酋铃木启久震惊，称“共军斗志旺盛，一直战斗到全体战死为止”！

　　父亲回忆录和有关冀热辽战史资料记载，1943年初，冀东军分区实施恢复根据地战役，他率八路军11团和4区队，在遵化县马家峪、东水头，与大批日寇激战，我军占领4个山头，居高临下，集中火力，毙伤敌人200多人。多年后，这次战斗从日本史料中得到印证。

　　“敢打一联队关东军的八路”（见《国破山河在——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作者：萨苏）。这是曾多年旅居日本的作家萨苏，从《日本兵队陆军史》史料中记载的“马家峪伏击战”查阅到的：“两千名关东军紧紧追击这300名中共军（日军对八路军的统称），直入河北省境内。中共军作战素来顽强，这样快速的退却很不正常。但由于对中共战术的不熟悉，关东军自信满满地认为对方是无能的败退，率军一路直追，一直到马家峪凹形山地，敌军却不见了踪影。此时的关东军都已经疲劳，于是联队长下令就地宿营休息。”但是八路军此时并未动手。直到日军生火做饭，按班架枪坐地等待开饭时，八路军从周围4个山头上，机枪、步枪一起向日军猛烈开火。日军自述战况：“完全陷入中共军的围攻之中，在中共军的弹雨之下，唯一可做的就是伏在凹地上挨打。”日军多次攻击均被八路军打退。最后日军只好呼叫救援。此次战斗，据日军自己统计：阵亡84人含军官5人，伤114人，含军官1人。同时“丢失兵器甚多”。日军撤退时，士兵尸体都没有抢出来,只砍下84根小手指带走。八路军连一具尸体都没留下。这仗打得太漂亮了。

　　打伪“治安军”战役战果辉煌。1941年，日寇在冀东部署了伪“治安军”计7个集团共23个团，总兵力3万多人，再加上日寇一个旅团又一个多联队，敌人总兵力5万多人，装备精良，气势汹汹进攻抗日根据地。而我军只有12、13两个主力团，不到5000人，装备简陋，敌我力量悬殊。冀东区党分委、军分区不畏强敌，决心集中兵力，粉碎伪“治安军”进攻。针对敌人骄傲自大、作战意识不强、缺少战斗经验、对冀东情况不明等弱点，抓住时机，狠狠地打击敌人。冀东八路军从1941年12月开始，发起打伪“治安军”战役。在50多天里，经过20余次战斗，歼灭伪“治安军”4个多团，击溃两个多团，使伪“治安军”损失1万多人。生俘伪军中校以下官兵2189人，击毙日寇中佐以下官兵526人，击毙伪军551人，伪“治安军”反正、逃跑2000多人。缴获炮8门，轻重机枪68挺，长短枪2500支，子弹25万发。还有掷弹筒、电台、报话机等一大批八路军稀缺的军需物资。尤其让敌人丧胆的是，由于消灭了伪“治安军”两个整团，伪团旗被八路军缴获，两个伪团长跑回去后，被伪“治安军”总部处决。以至于“治安军”再出行时，都不敢带团旗。打伪“治安军”取得了空前胜利，我军也获得了发展壮大，主力部队猛增到7000多人，装备大为改善，初步形成了主力团、游击队、民兵三结合的人民军队体制。

　　斗垮日寇华北特别警备队（简称“北特警”又称“战役宪兵”）。1943年9月，日寇组成一支特种部队，“专门破获中共秘密组织和秘密活动”，并编入华北方面军战斗序列。“北特警”共编为5个大队，其中3个主力大队进驻冀东。组织、发展特务，向根据地渗透、蚕食。刺探情报，突袭捕杀我方人员，利用收买乞丐、地痞流氓、反动会道门作为爪牙。“北特警”直属武装力量频繁出击，采取游击、夜袭、堵路口、蹲庄头、抓点掏窝，捕杀我干部、群众，使我方蒙受重大损失。针对“北特警”的破坏，我抗日根据地决定进行坚决打击，制定了对敌政策，组织了“飞行狙击组”、“夜袭组”，专门打击宪兵特务。军分区提出“打死1个宪兵，等于打死3个日军，等于消灭1个班伪军”，展开打宪兵特务竞赛。我方的对敌斗争政策立竿见影。从1944年2月起，我军连续消灭“北特警”大批武装力量。我军一举歼灭滦县“北特警”和伪军130多人，其中包括击毙日军驻滦县顾问、日军宪兵中队长等。我军分别在抚宁、密云、迁安、迁遵青等很多地区，通过伏击、掏窝，歼灭了大量的日本宪兵和特务，拔除了敌人设立的据点。同时发动群众，挖出了潜伏在根据地的日本特务和打入我政府内部的特务，瓦解了反动会道门，给予敌人沉重打击，斩断了“北特警”伸向我抗日根据地的魔爪。

　　冀东八路军曾击毙几名日寇高级军官。1942年7月16日，冀东八路军12团在迁安伏击了日寇“冀东巡视团”一个车队，毙伤日寇多人。战斗前以为是伪政府人员，几十年后，从日军战史资料中才知道，这个车队里坐的都是日寇高级将领：日寇27师团长原田熊吉中将、步兵旅团长铃木启久少将、天津少将特务机关长雨宫少将、治安军顾问高羽大佐。车队在日寇一个中队主力（携带火炮、重机枪）及伪“治安军”一个营（铃木启久回忆为一个团）护送下，在沙河驿遭到八路军伏击。战斗中“军事顾问高羽大佐身中流弹，不幸阵亡”，此外第1中队战死4人，第2机枪中队战死伍长1人（详情参见：《中国驻屯步兵第1联队史》）。敌酋先在遵化大稻地战场现场，祭奠被八路军击毙的阵亡日寇，然后再“巡视”冀东，没想到差点在八路军伏击中被消灭。日寇华北治安军总顾问高羽麻二晋级少将。

　　1943年9月，冀东八路军7区队攻占日寇占据的青龙周杖子矿，击毙日寇经理屿岛少将以下日寇40多人，炸毁敌人矿山设备。

　　1940年春夏之间，冀东八路军13团，在盘山用土法改装的机枪，打下一架从北平方向低飞过来的敌机，飞机坠落后未爆炸，但是机上人员全部死亡。我军立即派人检查飞机残骸，飞机上的文件证明，这是日寇华北派遣军特务机关长长谷川少将回国述职的座机。机上文件完整无损被缴获，其中发现一批国民党军投降日寇的少将以上军官档案，包括伪华北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原为国民党上将）。

　　冀东抗日根据地曾两次营救过美军飞行员。

　　第一次是1944年8月下旬，美军的一架B29轰炸机在飞行途中发生故障，7名飞行员在冀东昌黎跳伞后，被八路军营救。我军区派部队将他们送到晋察冀军区，翌年又送到延安。

　　第二次是在1945年2月，也是美军一架B29轰炸机在平谷坠毁，11名飞行员落地，八路军和日寇都发现了。日寇发现后迅速出动，企图捕捉美军飞行员。八路军13团立即展开营救，并与日伪军激战，打退了敌人进攻，把11名美军飞行员从敌人虎口中营救出来。这其中还有个情节，美军飞行员不了解共产党八路军，不相信在日寇后方，就在日寇眼皮底下，还有中国游击队活动，他们惶恐不安。看到八路军武器装备低劣，却长年抗击着他们认为世界上最富有攻击性的日本军队，简直不敢相信。他们在冀热辽军民的一路保护下，神奇地脱险获得安全，这才由衷地信服八路军。最后，11名美军飞行员被辗转送到延安。

　　共产党、八路军与人民血肉相连

　　在日寇侵略中国民族危亡之际，共产党坚决抗日，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人民不愿做亡国奴，谁抗日就拥护、信任谁。

　　我想先说个小故事，有一位叫高敬之的同志，他在冀东暴动的时候，是卢龙师范学校校长，他不是共产党员，是爱国人士，在当地有很高的声望。日本侵略中国后，他非常痛恨日本人。共产党发动冀东抗日大暴动时，他自发地在家乡组织起400人的暴动队伍，打民团，打土匪，很快发展到3000多人。他攻打日伪盘踞的卢龙县县城，伪军紧闭城门，他大义凛然，高声责骂汉奸县长卖国求荣，命令伪军开城反正。靠着他的威望和大暴动的浩大声势，迫使伪军打开了城门。我们没放一枪就收复了县城，给了敌伪沉重打击。高敬之“骂”城成为一段佳话在冀东广为流传。高敬之同志后来加入共产党，这支起义队伍后来成了能征善战的主力部队。解放后，高敬之同志曾担任吉林省交通厅厅长。

　　还有一个故事，军分区司令部有电台，发电报时被日本人监测到电台方位，结果日本人派出7000多人全面包围，企图打掉我军分区司令部。我父亲带了300多个八路军，从包围圈突围的时候，因为是走山里，需要熟悉山路的交通员做向导。这位女交通员名叫张翠屏，当时已怀孕八、九个月，挺着大肚子，走路都有些不便。知道李司令员和部队遇到危急情况，她自告奋勇在冰天雪地的夜里，带着部队翻过了一道山，进入原始森林，突出了敌人包围圈。保护了我军分区300多名指战员的生命安全。由于劳累过度，张翠屏同志倒在冰川上要临产。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马上命令干部战士脱下身上的大衣铺在雪地上，然后背过脸围成一道人墙，时间不长便安全降生了一个男婴。张翠屏同志和战士们要求我父亲给孩子起名字，我父亲便给起了个名字叫“冰儿”，并代表全体脱险指战员向这位英雄的母亲鞠躬致敬。

　　创建抗日根据地，离不开群众的支持。不少抗日骨干成为共产党八路军的固定联系人，我们称其为“堡垒户”。他们为抗日政府、八路军传递情报，掩护我党我军干部战士，掩蔽武器弹药，站岗放哨等。滦县西赵庄子“堡垒户”赵凤池就是他们当中的优秀代表。赵凤池夫妇，先后舍生忘死掩护过一批冀东党政军重要领导干部和我军许多伤病员。为了掩护八路军埋藏的重机枪，他12岁的小女儿被日寇活活打死。他被捕后受尽严刑拷打，宁死不屈，保住了八路军武器。还有被战士们尊称为“子弟兵母亲”的兴隆县小河西村的霍大娘（真名司桂荣），是我们的秘密“堡垒户”。我军在山上建立了卫生所，常年收住五十多位伤病员。她为了掩护我军伤病员，全家搬到山里住。他们种粮、种菜供给卫生所的伤病员，她丈夫每天都要从几里地外，给卫生所背水。有一次，日寇扫荡搜山，霍大娘把伤员背上了五指山顶峰，使敌人扑空，保护了伤病员的安全。还有不少开明士绅也是我们的“堡垒户”。如丰润县的刘子丹、黄宝林，滦县的边醉月先生，他们同情、支持八路军抗日，掩护我党政干部，为八路军提供食宿。在冀东，有许许多多人民群众为了掩护八路军甚至牺牲了生命。

　　冀东八路军之所以能够在日寇的围剿和打击之下站住脚，最主要原因是跟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八路军打鬼子保护人民，人民群众就保护八路军，这点非常重要。要是孤立于群众之外，那八路军就站不住脚了。八路军子弟本身就是来自于人民，他们也就是穿军装的老百姓。正如我父亲所说，没有群众广泛、深入的支持和帮助，抗日根据地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是有了冀东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拥护和支持，冀东的共产党、八路军才能不断发展壮大，最后战胜敌人。我觉得这一点对今天更有重要意义。共产党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如果他不保护人民，那人民就不会拥护他。

　　日寇在冀热辽地区欠下累累血债

　　日寇在冀热辽地区犯下了很多罪行，制造了不计其数惨案，惨绝人寰的丰润潘家峪惨案就其中一例。潘家峪地处腰带山东麓，是冀东抗日根据地腹地。我冀东党政军首脑机关经常在这里驻留。设有八路军的修械所、印刷厂、被服厂。被日寇视为眼中钉、肉中刺。1941年1月，唐山3000多日伪军包围了潘家峪村。日寇驻丰润顾问佐佐木二郎逼问村民八路军和修械所的下落，老百姓怒目而视拒不回答。日军就开始用机枪、步枪、刺刀、活埋、火烧等各种残忍手段开始屠杀。但是英雄的潘家峪人民没有束手待毙，他们奋起反抗，和敌人进行生死搏斗，一个老民兵还夺取了敌人的机枪，掩护十几个年轻人冲出了村子。日寇一共杀害了潘家峪1230多人，其中很多都是妇孺老幼。日寇屠杀后纵火烧村，尸体都烧焦了，已无法辨认。当时有位八路军记者雷烨同志，在惨案之后去了潘家峪，在日寇屠杀现场拍了照片，将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真相向全国、全世界公开。潘家峪惨案发生后，冀东抗日军民发出誓言，向日寇讨还血债，为死难亲人报仇。冀东军分区组成了“潘家峪复仇团”，这支部队在以后4年里，战斗150多次，歼灭敌人1041人。令人高兴的是，他们直接击毙了潘家峪惨案的元凶佐佐木二郎，为死难同胞报了仇。

　　日寇在冀东还制造了丰润鲁家峪惨案。1942年4月，日寇4000余人围攻洗劫鲁家峪抗日根据地，残杀干部群众200多人，我军卫生处、供给处、修械所、炸弹厂、被服厂均遭破坏，损失巨大。

　　同年12月，日寇在滦县制造了潘家戴庄惨案，残杀群众1110多人，全村27户被杀绝，连婴儿都被摔死。

　　迁西长河川惨案。1943年10月6日，日寇集中日伪军5000多人，对我冀热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分区扫荡”、“奔袭合击”，进攻目标是冀热边党政军机关所在地长河川三角地带。我军坚决抗击，经过一天激战，大量杀伤日伪军后突出重围。敌人恼羞成怒，前后扫荡21天，残酷屠杀我长河川13个行政村抗日群众245人，烧毁房屋2888间，掠走牲畜家禽1万余头（只），粮食140万斤，烧光毁坏群众全部财产，长河川人民遭受了旷古罕见的劫难。

　　丰润吴事庄惨案。1940年2月20日，日寇围攻吴事庄，与八路军激战，日寇屠杀村民上千人，烧毁房屋数百间。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了累累罪行，其中包括大家都知道的南京大屠杀。日寇在中国北方同样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这就是日寇从1939年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灭绝人性的“千里无人区”。为了消灭共产党、八路军，巩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割断冀东抗日根据地与外面的联系，到1943年，日寇关东军集中10多万日伪军，制造了一个东起绥中，西至平北独石口，北达承德光头山，东西长350公里，南北宽百余公里，面积5万平方公里，范围波及20个县（其中7个是全县），人口140万人以上的“千里无人区”。 “千里无人区”分三个层次：部落又称“人圈”；“无住禁作地带” 又称“双禁区”;集家并村。在“千里无人区”内，常驻日伪军数万人。在“双禁区”里，日寇见人就杀，见房就烧，鸡犬不留，日寇还丧心病狂地搞杀人比赛，追杀我同胞。日寇烧山、烧林、烧草、烧庄稼，把我大好河山变成了不毛之地，一片焦土，真正的死亡地带。“千里无人区”里的人民群众，生活暗无天日，饥寒交迫，日伪军用各种酷刑折磨摧残群众，其间屠杀、虐杀了10多万人。日寇还将大批青壮年抓到东北当劳工，仅热河一地就被抓走13万人以上。“千里无人区”就是日寇建立的集中营。这段历史后人应牢牢记住。

　　我眼中的父亲

　　我父母1924年结婚，到我母亲1984年去世，刚刚满60年的钻石婚。母亲是没上过学的农村小脚妇女，比我父亲大两岁。刚结婚不久，我父亲就参加了革命。1925年，经李大钊同志介绍，到广州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他回到北方与我母亲重聚。他从事地下工作，很少回家。母亲就默默在家守候。1938年冀东暴动，他就离开家人去打仗了。从1938年到1947年，这一次就分别了将近10年。他们是患难夫妻，聚少离多。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他蒙受冤狱，先是被隔离，后是坐监狱。1975年，从监狱被流放到山西长治，“文革”分离又是9个年头。我母亲又在山西陪他流放3年。直到1978年，两个人才回到北京。所以，我父母结婚这60年里，其中有20多年两个人都不在一起。我母亲是农村妇女，没什么文化，我父亲在外面打仗幸存下来，后来又当了司令员。他在部队时就有人劝他，司令员你一个人生活，需要有人照顾。他说，我家里还有妻子和3个儿子，我还等着胜利以后和他们团圆呢。一个人在外打仗与家人分离10多年，如果他再组织一个家庭，从人之常情讲似乎也无可指责。但是他没有那样做，一直等着与我母亲和3个哥哥团聚。在有些人看来这是小节、小事，但是说说不难，自己真要做到谈何容易。我听两个哥哥回忆，大约1947年10月，父母分隔10年后，母亲和3个哥哥才与父亲相见。全家团聚时，母亲只对父亲说了一句“你回来啦”，平淡得如同好像分隔不是10年，而是1天。3个哥哥由于长期东躲西藏，隐姓埋名，见到父亲竟然有些胆怯、拘束，连“爹”都叫不出口。本应激动感人的家人团圆场面，根本没有出现。我想这样的团圆才是真实的。父亲自青少年时期起，就立志献身他信仰的共产主义事业，始终如一；他爱自己的妻子、爱自己血肉相连的家庭，忠贞不渝。在我眼里，父亲是个意志坚定、品行端正的人，做人就当如此。

　　父亲这辈子应该是做了几件事，早年投身大革命，组织领导冀东抗日大暴动，创建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率领冀热辽部队先机挺进东北，这一生真是活得很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