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参加中国远征军前后的故事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70年弹指一挥间。父亲一生都不善言谈，低调做人，从不张扬，这是父亲的一贯作风。但老爷子总是教育我们：“战争年代上战场打仗就要不怕死，要有‘马革裹尸还’的精神，和平年代要做好事不求回报！”这是老爷子一生做人做事的座右铭，也是我们家的家风，是值得我们子女毕生学习和效仿的。

　　听从卫立煌母亲的建议，

　　报考军校

　　看着父亲慈祥的面容，我不由得联想到他坎坷的一生……父亲李家荣，1921年出生在安徽省肥西县卫乡李后村。我爷爷给卫立煌当过军需，他曾对我讲过他从少年时就与卫立煌的二儿子卫道杰、大儿子卫道熙一起玩儿。父亲说，当年日本人打到安徽时，爷爷带奶奶、父亲、姑姑曾躲避到皖西金寨一带，因抗战爆发家境也不好，所以在1941年，父亲与卫立煌的侄子卫道铸拿着一封家书（因我家与卫立煌家是亲戚），到当时在洛阳担任第一战区司令的卫立煌家，想求卫立煌在军队里找个当兵拿饷的差使。

　　接待父亲和卫道铸的是卫立煌的母亲。父亲说卫立煌的母亲待人特别好。当时，老人家看过家书后，问过父亲和卫道铸的情况，亲切地说：“现在全国上下都一致团结抗战，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你们俩有文化（我父亲和卫道铸都是初中毕业），现在政府号召有志青年报考军校，上前线抗日杀敌，黄埔军校正在洛阳招生，你们不如去报考黄埔军校为国效力。”父亲和卫道铸于是听从了卫立煌母亲的建议。父亲记得，当时卫立煌的母亲还招待他们两人在家里吃饭，临走时还给了每人五块钱作为报考军校的盘缠。父亲和卫道铸在洛阳参加了黄埔军校第18期学员班的招生考试，最后张榜结果，两人都如愿被录取。

　　从1941年2月到1943年10月，父亲在成都（当时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本校已全部迁到成都）经历了两年多的学习生活。当时，军校第18期2纵队各个科目在成都中学不同地点学习训练，例如父亲所在的炮科在成都中学的西校场进行学习训练，卫道铸被分配到第18期2纵队步兵1队学习步科。父亲在成都军校经历了抗战最困难的时期，据父亲讲，当时军事训练的强度很高，吃的却是“八宝饭”，这“八宝饭”，就是由谷子、豆子、菜子、糠皮等八种陈旧的杂粮和皮子组成的饭，里面还有许多砂子，一边儿嚼一边吐砂子，吃不饱也是经常的事。去了台湾的炮1队队长张芳桐回大陆来探亲与父亲聚会时回忆，当时困难得连煮饭糊了留下的锅巴，军校的伙夫拿出去贩卖都可以发财，但他作为队长心痛学员，下令伙夫把锅巴一律分给学员吃，不得拿出校门渔利。这正说明当时抗战环境的艰苦。当时，军校的《招考说明》中有“有志青年报考军校，学习打仗，保家卫国，把日寇赶出中国去”的内容，父亲受此鼓舞，在最艰苦的抗战期间报考军校，与全国军民一道克服许多困难，为的就是学好军事本领，打日寇、保家卫国。

　　在印度兰姆伽的日子

　　1943年10月毕业后，父亲先被派往湖南洪江的陆军机械化学校战车练习团进行短期培训。1943年，为对驻缅日军发动总攻，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和中国远征军驻印度总指挥部决定组建中国远征军坦克部队，这支部队将驻扎在印度中部的兰姆伽基地。当时，最先在那里组建的是中国远征军驻印军战车营第1、第2营。1943年底，又奉中央军事委员会令，将远在湖南洪江的陆军机械化学校战车练习团的部分官兵调往兰姆伽基地，组建战车第3营，形成中国远征军战车团序列，蒋纬国任团长。父亲就这样于1943年底，由湖南洪江的陆军机械化学校战车练习团乘美国的运输机来到了印度的兰姆伽。

　　兰姆伽位于印度腹地，小镇规模不大，只有几条街道，一家当地土邦主开的电影院是最现代化的建筑，此外还有几家华侨开设的商店和饭店。兰姆伽基地的范围包括小镇周围大约30平方公里的面积，驻印军训练中心设在镇上，各部队分散驻扎在小镇周边10余公里范围内，彼此之间有柏油或土质公路相连。基地内设有各种军事技术学校，如战车学校、通讯学校、工兵学校、指挥学校等，附设各种训练场地，包括坦克和汽车驾驶训练场、武器射击靶场和各种战术演习场，还有一些附属设施，如医院、加油站等。父亲会英语，在镇上可以和美、英军官进行简单的会话。他说：“在镇上经常可以看见史迪威将军，他有时带个卫兵，有时不带。与我们这些中国下级军官打招呼显得很有礼貌且很随便。”

　　1944年初，缅甸反攻战役拉开序幕，中国远征军战车团与盟军迂回包围瓦拉邦日军指挥部，痛歼日军第18师团，缴获师团关防和军旗，异域扬威，史称“三三大捷”。战役中，远征军战车团顽强的战斗力使盟军司令部刮目相看。此次胜利，扭转了印缅战场战局，确保了中国战场唯一抗战物资运输通道——滇缅公路的畅通。同年夏，战车团又配合中国远征军新1军、新6军在八莫南坎、芒友发动追击战，迫使日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

　　父亲先在战车3营，随着战事发展，驻印军又陆续成立了战车4营、5营、6营，后来一共成立了7个战车营，都属于中国驻印军的直属部队。据父亲回忆，他去过4营、5营、6营，训练新加入的士兵驾驶战车（就是现在的坦克）以尽快胜任作战任务。当时，训练十分艰苦，但最大的危险是感染疟疾。印度兰姆伽是亚热带雨林气候，这里蚊虫非常多，造成疟疾流行。抗战期间，感染疟疾而死的各国士兵为数不少。父亲说：“当年不但要同战争赛跑，尽快地训练技术人员，还要和疟疾作斗争！当时许多人得了疟疾， 打摆子（发高烧），病死在异国他乡！”

　　为了激励全民抗战到底，当时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为鼓励学生从军，一些国民党及政府官员带头送子女从军，蒋介石特令蒋经国和蒋纬国参加远征军服役，形成了青年参军的热潮。后来，拨给印缅远征军的青年军总数达1万余人。我父亲一直留守在兰姆伽基地，同英、美教官并肩担任战车驾驶教练工作。这些青年士兵在兰姆伽受训结业后，很快被派到印缅前线，担任交通运输、坦克兵等技术兵种。这些受过训练的驾驶员先后参加了缅北大反攻，如密支那、八莫、南坎、腊戍诸战役，为打通中印公路和缅北反攻的胜利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些胜利也有父亲的份儿。1945年1月28日，中国驻印军与滇西中国远征军在畹町附近的芒友胜利会师，中国远征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印公路全线贯通，被封锁两年多的中国陆路国际援华物资运输通道再次打通。1945年初，父亲随中国远征军驻印军回到国内。

　　滇缅公路上的“24道拐”

　　从1945年初直到抗战胜利，父亲奉命在云南至贵州晴隆、贵阳、遵义、重庆等城镇运输线上押车运送援华抗战物资。虽然当时在大后方已经没有战事，但父亲讲，押车走史迪威公路(当时称滇缅公路)也是件玩儿命的差事！据父亲回忆，当时他开着一辆美国吉普车押送车队，多次经过最危险的“24道拐”，每次经过都是惊心动魄！

　　“24道拐”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在史迪威公路延伸部分的贵州晴隆县境内（解放以后曾经是320国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云南到重庆的必经之地，在海拔1799米的山上，长约4公里，原有24个拐道，每拐的长度仅几十米长。抗战时期，所有从粤、桂、川、湘等地，只要不坐飞机而去昆明的人，都必须经过晴隆县的盘江铁桥和“24道拐”。“24道拐”曾是要过滇缅公路的驾驶兵的必修课。驾车盘旋在山顶，就像行驶在云雾中。父亲讲，在“24道拐”行车十分危险，经过的车辆掉下深涧是常有的事。然而，这样艰险的路段，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保障国内各种战略物资运输的交通命脉。所有经过的人，第一眼看到“24道拐”时都会非常吃惊，感叹从未见过如此险峻的公路：路窄而陡，又这么多弯弯绕；路况极差，时常发生土崩；事故频繁，经常路过此地，总能看见有车翻倒在路边，有时车上运送的军火还会发生爆炸。这条路天天都有翻车、死人的事故发生，美军士兵通过这条路时嘴里会不停地祈祷。

　　巧遇林上元

　　有一次，父亲随车队路过遵义，碰巧遇上了原来在成都中学西校场一起上课的18期2总队炮2队同学，就是现在的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林上元。据林上元伯伯回忆，他当时正在遵义的国民政府的抗战学院进行培训，去重庆有事正愁找不到车子，正巧看见了我父亲的车队。当时，父亲开着一辆崭新的美国道奇吉普车，正在休息。林上元伯伯见到我父亲就问：“见到你面熟，你是不是军校18期2总队炮科的？当时你们是不是在成都中学西校场上课？”我父亲操着浓重的安徽口音回答说：“是，我是军校18期2总队炮1队的！”林上元伯伯说：“怪不得面熟呢！我是炮2队的，咱们经常一起上课，授课的是你们炮1队队长张芳桐！”林上元伯伯说他去重庆有些急事，但搭乘不到车子。我父亲马上说：“搭我的便车吧。”据林伯伯回忆，后来在重庆约了见面地点，他又搭父亲的车子返回到遵义。40多年后的1992年，父亲离休回京，在京的几位18期同学聚会时，林上元伯伯见到我父亲时提起此事，我父亲却早已忘记了。后来，林上元伯伯还宴请我和父亲两人以示感谢，并多次提及此事。十分可喜的是林上元伯伯在那么多年后还有这么好的记忆力，实在佩服！而我父亲觉得都是黄埔同学，都是为抗战而奋斗，区区小事不足挂齿。